博蘭尼《鉅變》導論:新自由主義觀的全球市場自動調節,乃是危險的幻想

博蘭尼《鉅變》導論:新自由主義觀的全球市場自動調節,乃是危險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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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博蘭尼而言,市場自由主義的致命傷就在於將人類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場機制邏輯下。他堅持我們應使用民主政治的機制,來控制及指引經濟發展,以滿足個人及群體的需求。

文:布洛克(Fred Block)

【導論】

某位知名經濟史學者在回顧過去幾十年間知識界對《鉅變》一書的反應以及此書產生的影響時,下了一個評語:「有些著作就是歷久彌堅!」這個說法極為貼切。雖然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年代初期,但博蘭尼的影響與重要性卻與日俱增。今日一般出版的專書,上架期間甚少超過數月或數年,但在經歷半個世紀後,《鉅變》一書仍能提供我們諸多新見解。尤其當我們試圖瞭解全球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所面臨的各項困境,本書更是不可或缺。

本書之所以具有這麼持久的影響力,其道理可說明如下。《鉅變》是迄今為止對市場自由主義最嚴峻的批評。自由市場學說認為,各國社會與全球經濟都應按自律性市場來規劃運行。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尤其經歷一九九○年代初期冷戰終結,市場自由主義——不論我們稱之為柴契爾主義、雷根主義、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等——已壟斷全球政治。但本書在一九四四年問世後不久,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加劇,因而掩蓋了博蘭尼理論貢獻的重要性。當時極端對立的陣營在捍衛資本主義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雙邊辯論中,沒有多少人對博蘭尼細緻且複雜的論證感到興趣。是以我們可說:隨著冷戰的終結,博蘭尼的成就才開始得到應有的重視。

後冷戰時期的主要議題就是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者堅持,由於通訊與交通科技快速發展,加速全球貿易與資本流通,加上接受英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更使得全球經濟整合成為無可避免且值得追求的目標。世界各地的各種運動和理論家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批評全球化想造就的未來。有些是基於民族、宗教、國家或地區認同而抗拒此事;有些則是對全球合作或協調抱持不同看法。然而,不論在此爭議上位處哪一邊,應該都能從《鉅變》一書獲益。對於市場自由化的歷史,以及早期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幸後果,新自由主義者及其批評者均可從此書獲得更深層的理解。

博蘭尼的生平與貢獻

卡爾.博蘭尼(一八八六─一九六四)生長於布達佩斯一個社會參與及智識成就均極為傑出的家庭。他的弟弟麥可(Michael Polanyi)成為一位重要的科學哲學家,其著作至今仍被廣泛閱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博蘭尼在匈牙利學生圈與知識界都很活躍。一九二○年代博蘭尼在維也納的《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週刊擔任資深編輯,那是當時中歐最主要的經濟與金融期刊。他就在那段期間首次看到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與他的知名弟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學說。當時米塞斯與海耶克試圖重建自由市場理論在知識上的正當性,因為自由市場理論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大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風潮嚴重打擊。米塞斯與海耶克短期間內並沒有什麼影響力。從一九三○年代中期到一九六○年代,認為政府應積極參與管理經濟事務的凱因斯派經濟觀念在西方各國當道。但二次大戰後,米塞斯與海耶克孜孜不倦地在美國與英國鼓吹自由市場,並直接影響到後來成名的追隨者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海耶克活到一九九二年,親眼目睹蘇聯解體印證自己的學說。他死的時候被公認為新自由主義之父,激勵了柴契爾及雷根推動去管制、自由化及私有化等政策。但是早在一九二○年代,博蘭尼就直接挑戰了米塞斯的論點,並將批判自由市場視為個人學術生涯的中心議題。

博蘭尼在《奧地利經濟學人》週刊工作時,目睹一九二九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及一九三一年維也納信用銀行(Creditanstalt)破產,這些事件均導致大蕭條的出現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隨著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當政,博蘭尼的社會主義觀點便成為問題,他也被迫辭職。他到英國後,在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的社教課程擔任講師,在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開課。此時博蘭尼為了準備教課,便浸淫於英國社會史及經濟史的資料。在《鉅變》一書中,博蘭尼熟練地運用這些歷史資料以批評米塞斯及海耶克那些後來影響深遠的觀點。

本書實際撰寫於一九四○年代早期,當時博蘭尼在美國佛蒙州(Vermont)的賓寧頓學院 (Bennington College)擔任訪問學者。由於獎助金的支助,他得以全力寫作。周遭生活環境的改變,也讓他能整合自己論點中的不同理路。本書的一項主要貢獻,也就是從制度面分析全球經濟,其實正是立基於博蘭尼本人的多重流亡經驗。他從布達佩斯遷移到維也納,再搬到英國,接著又搬到美國,加上一股深刻的道德責任感,讓博蘭尼成為某種世界公民。他晚年時曾寫信給一位老友:「我的一生是『世界性』的人生,是屬於人類世界的人生……我的著作屬於亞洲,也屬於非洲,更屬於新人類。」雖然博蘭尼對自己的故鄉匈牙利有深厚感情,但他超脫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並洞悉了侵略型態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到一套特定的全球經濟架構所促進與支持。

二次大戰後,博蘭尼到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在那裡與學生一起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問題,如貨幣、貿易及市場等。他與亞倫斯博格(Conrad M. Arensberg)和皮爾森(Harry W. Pearson)合編《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一書。其後他的學生將他這段時期寫的論文編輯成冊,由羅斯坦 (Abraham Rotstein)主編成《達荷美與奴隸貿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書,於身後出版。另外道爾頓(George Dalton)選編了博蘭尼先前出版的論文,包括《鉅變》的摘文,整合成為《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博蘭尼論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一書。最後皮爾森也將博蘭尼在哥倫比亞大學上課時的講稿編成《人類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

(中略)

本書的當代意義

在當前的全球化爭端中,博蘭尼的論點更形重要,因為現時的新自由主義者又再度擁抱當年推動金本位制的烏托邦藍圖。自從冷戰終結以來,他們堅持全球經濟的整合已使國界變得過時陳腐,也為新世紀的全球和平打下基礎。一旦各國都接受全球市場的邏輯,在經濟上開放物品與資本的自由流動,國際衝突就會被良性競爭所取代,生產出更好的物品和勞務。與他們前輩相同的是:新自由主義者堅稱,我們此時只需信任自律性市場的有效運作。

的確,現在的國際金融市場與金本位時代很不一樣。匯率和國家貨幣都不再以黃金為定錨,大多數貨幣的幣值都能在外匯市場浮動。此外,還有一些強有力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能操控全球金融。但隱藏在這些重大差異背後的,卻是同樣的基本信念:如果每個人或每個企業都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以爭取個體利益的話,全球市場就會讓大家得利。

就是這個信念隱藏在新自由主義者背後,引導他們去除貿易與資本流通的障礙,以及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這位有影響力的全球化捍衛者,就如此寫道:「當你的國家領悟到自由市場的規則在今日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且願意接受其規範時,它就穿上一件我所稱的『金夾克』(Golden Straitjacket)。金夾克是全球化時代中政治經濟的決定性外衣。冷戰時代有過毛裝、尼赫魯外套(Nehru jacket)、俄羅斯皮衣等,全球化則只有金夾克。若是你的國家還未穿上,它很快就會為此治裝。」佛里曼繼續說明,金夾克需要縮減政府,去除跨國貿易與資本流通的限制,並去除對資本市場的規範管制。此外,他更興高采烈地描述一群外匯及金融市場的「電子」跨國交易人,如何移除這件夾克的枷鎖。

博蘭尼對三種虛構商品的分析,明白指出這種新自由主義觀的全球市場自動調節,乃是危險的幻想。一如國家經濟需要政府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也需要強有力的監管機制,包括最終的貸款者。若無此種機制,個別經濟體甚至全球經濟都會遭逢危機。

我們從博蘭尼的著作中學到更根本的重點是,市場自由主義者強加在一般民眾頭上的負擔,是無法長久持續的。工人、農民及小商販根本無法忍受在日常經濟活動中,經常出現激烈波動的經濟體制。簡單來說,在新自由主義那種無國界且和平的烏托邦世界中,數以百萬計的常民,必須要有極大的適應力,以忍受每五至十年便出現一次的困境,並能以減半或更低的收入生存。博蘭尼認為,這種適應力不只是道德上的錯誤,而且也毫不實際,民眾必然會動員起來以保護自身免受經濟衝擊。

近年持續提升的新自由主義,由於民眾為抵抗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紛擾,在世界各地遭遇各種抗議風潮。隨著這種不滿加強加深,社會秩序便愈來愈難以維持。而政客們為轉移不滿情緒,從國內或國外尋找代罪羔羊的風險也就會增加。這便是何以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並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是造成衝突加劇。例如在非洲許多地方,結構性調整政策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已瓦解地方社會,製造出饑荒與內戰。在後冷戰時期,其他地區也出現好戰的民族主義政權,它們對國內的少數民族及鄰國都有侵略意圖。更有甚者,全球各地都見得到好戰組織,它們有時與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攪合在一起,也在準備利用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與政治震撼有所行動。倘若博蘭尼是對的話,這些失序的訊號便是將來更危險景況的溫床。

民主的選項

雖然博蘭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撰寫本書,但他對未來卻充滿樂觀。他認為國際衝突的惡性循環可被打破,第一步就是推翻社會生活必須服膺於市場機制的信念。一旦我們擺脫這種「陳腐的市場心態」,我們就可將各國經濟與全球經濟都置於民主政治之下。博蘭尼認為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即是將來的一種可能模式。羅斯福的改革意指美國經濟仍將按市場規律運轉,但卻建立一套新的管控機制,使得人與自然免於市場的直接壓力。在民主體制下,人民可以決定藉由社會福利制度(social security)來照顧老人。同樣的,民主政治也擴大勞工的權利,通過《全國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以組織工會。博蘭尼視這些創舉為一套新程序的開端,即社會可用民主方式來保障個人與自然免於經濟危機。

博蘭尼也預期全球會有一套國際經濟秩序,其中有高程度的國際貿易與合作。他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藍圖,但明確指出其原則:

然而,由於金本位制這個自動機制的消失,各國政府可放下絕對主權最具阻撓性的面向,不再拒絕在國際經濟上合作。同時,這也可讓各國按其特色建構國內經濟體制。如此就可以超脫十九世紀虛假的教條,亦即各國在全球經濟中必須遵循統一的標準。

換言之,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會產生各種協議來推動國際貿易。但各社會也會發展出各種策略,來減低全球經濟的壓力。此外,由於單一經濟模式的終結,發展中國家有更多機會來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個理想也假定會發展出一套全球管控機制來約束市場的運作。

博蘭尼的理想圖像需要擴大政府在國內和國際的角色。他挑戰現時流行的觀點,即過多的政府只會帶來不良的經濟後果,以及國家對社會生活的過度干涉。對他來說,國家在處理虛構商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我們可以拋棄市場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必定缺乏效能的僵化看法。博蘭尼也明確駁斥政府擴張必然會導致壓迫人民的說法。他辯稱:「市場經濟的隱退,可成為一個前所未有自由時代的開端。法律上與實際上的自由能更加擴大更加普及,監督管理與調配控制不但能給少數人帶來自由,也將給所有人帶來自由。」但他此處所討論的自由,不只是減低經濟或社會不平等。他呼籲擴大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強調:「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個人不須從(nonconformity)的權利必須要獲得制度性的保障。個人必須能自由依循良知行事,而不必畏懼那些剛好在社會生活某些領域負責管理任務的有權者。」

博蘭尼最後以優美的文句總結本書:「只要人仍忠於為全人類創造更多自由的任務,他就毋須擔心權力或計畫會阻礙他,並摧毀他仰賴這兩者所建構的自由。這就是複雜社會中自由的意義,它賦予我們渴望的安定感。」當然,博蘭尼對二次大戰後的樂觀看法,並未得到後續歷史發展的支持。冷戰的來臨意味著新政成為美國社會改革的終點,而非起點。全球經濟合作很快就讓步給擴大市場在全球經濟重要性的新計畫。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尤其在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從一九四○到八○年代的顯著成就,確實證明博蘭尼的觀點不只有力,而且可行。但在較大的國家中,博蘭尼的理想則受到排斥,而對立的市場自由主義觀點,如海耶克等論者,卻逐漸得勢,在一九八○及九○年代成為主流。

但現在冷戰已成為歷史,博蘭尼原先的樂觀也可能付諸實現。對於市場自由主義的無法長久持續特性所造成的經濟危機,以及專制和侵略政權的再現,有一項替代方案存在。這項替代方案便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努力,以民主政治駕馭經濟,並藉國際合作來重建全球經濟。在一九九○年代最後幾年,我們已見到明確徵兆顯示,這種重建全球經濟的跨國社會運動並非紙上談兵。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倡議人士組織了各種激烈的抗議活動,以對抗推動新自由主義規範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世界各地的草根團體也展開對話,討論如何重建全球金融體制。

這些萌芽中的運動必然面臨諸多挑戰。全球南方人民的需求與北方常有衝突,也因此難以化解而建立長久的聯盟。此外,當這種運動愈成功,它所面臨的策略性挑戰也就愈大。我們無法確定國際秩序的改革是否能由下而上,不致因投資者的恐慌而讓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不論如何,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跨國社會運動將全球經濟管控機制做為最大目標,確實具有重大意義。

這種跨國運動證明博蘭尼觀點持續不墜的活力與實用性。對博蘭尼而言,市場自由主義的致命傷就在於將人類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場機制邏輯下。他堅持我們應使用民主政治的機制,來控制及指引經濟發展,以滿足個人及群體的需求。他告訴我們上個世紀由於無法應對這項挑戰而造成的巨大傷害。他對新世紀的真知灼見,無比清晰。

相關書摘 ►博蘭尼《鉅變》: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是受「市場」控制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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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
譯者:黃樹民

自由市場烏托邦的誕生,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以及民主政治的覆滅

從工業革命到兩次大戰,人類社會崩潰的核心經濟線索
對當前時代極具洞察力與啟發性的經典作品

新版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鉅變》書寫出版於二次大戰期間,面世後隨即成為經典作品,影響深遠,近年更愈受重視,是重新檢視當前劇烈波動的經濟、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經濟弊病極具價值的參考點。

博蘭尼在書中追溯工業革命對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巨大轉變,尤其是自律性市場經濟的興起。他認為經濟活動原本就內含於整體的社會生活當中,受人類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控制,然而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自由市場理論卻主張經濟應當脫離其他事物的束縛,讓市場自我調節才能達到最大效益。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不但推動經濟與整體社會脫離,也進一步將社會其他層面套入自由市場邏輯,從而引發各種嚴重問題,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反撲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博蘭尼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自律性市場興起與失敗的歷史分析,以及不同於市場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這個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序言,還有經濟社會學重要學者布洛克(Fred Block)的全新導論,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核心看法與當代意義。這次的中文譯稿亦經過重新修訂。

(春山出版)鉅變_立體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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