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的標題「Sick Man of Asia」侮辱了中國人嗎?

《華爾街日報》的標題「Sick Man of Asia」侮辱了中國人嗎?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sick man of Asia」從西方傳入中國,語義很快就從形容國家變成形容人民,這個過程基本是「中國製造」。是中國人首先「想像」出西方人用「東亞病夫」歧視自己,再經過宣傳以訛傳訛,在中國人中固化了這種想象。

《華爾街日報》在2月3日刊登一篇標題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招致中國報復,吊銷了《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証,逐出中國。該事引發美中有關言論自由的新一輪爭議。

中國方面認為,「Sick Man of Asia」在歷史上是對中國人的侮辱,《華爾街日報》用這個標題意在歧視、侮辱和惡意抹黑中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惹出「大禍」的文章作者是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外交事務專家兼《華爾街日報》專欄評論員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他在推特上喊冤,說自己在正文中並無用到「sick man of Asia」一詞,標題是報紙編輯擬定的,不是自己的責任。大概,美國也和台灣一般,編輯在擬定標題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權。

《華爾街日報》則強調,文章是「評論」(op-ed),不是社論,不代表報刊編輯部的立場,而編輯如何擬訂標題是言論自由。而記者部也在喊冤,說《華爾街日報》記者和評論版編輯是兩個部門,不應該因為評論編輯的問題而把記者當作替罪羊。

中國對以上的解釋嗤之以鼻,認為「《華爾街日報》只有一個」,中國沒必要搞懂它的内部分工。

在中國壓力下,《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鄭子揚(Jonathan Cheng)在20日向公司高層發出以中國分社為主的53名員工簽名的公開信(鄭沒有簽署):「我們……要求你們考慮更正標題,並對讀者、消息來源及任何被冒犯的人致歉。」但《華爾街日報》拒絕了這個要求。事件最後如何收場不得而知。

這件事牽涉到至少三個層次。

首先,這個標題是否真的帶有侮辱性?這個問題是文章以下的討論重點。

其次,涉及言論自由。如果那個標題真的「侮辱中國人」的話,是否言論自由所允許?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美中雙方對此理解的差距很大。在言論自由的國家,這個標題不算一回事。但在沒有言論自由傳統的中國,是否能容忍沒有一定準則,視乎中國官方想如何處理。在「外交戰狼」當道的中國,又是「美帝」言論,當然就不屬言論自由了。如果這篇文章是俄羅斯報紙發出來的(俄羅斯右翼反中文章也不少),中國也許就視而不見了。

最後,即便美中兩國對言論自由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華爾街日報》是否應該道歉?中國是否有理由驅逐記者?

同樣簡單的回答,《華爾街日報》作為有深厚言論自由傳統的美國大報,絕不可能為此道歉。試想就連丹麥一份報紙,刊登一幅把五星紅旗上的五星替換成五顆病毒的漫畫,也不在中國壓力下低頭,美國大報就可想而知了。中國為此驅逐美國記者,外界看來有點小題大做,但這正是中國一貫反美作風的合理邏輯,而且還多少報復了前一天美國宣佈把五家中國在美傳媒定為「政府代言人」。

回到第一個問題,關鍵是「亞洲病夫」這個詞,有沒有侮辱中國的含義?這個問題其實分兩面:西方人有沒有認為「亞洲病夫」侮辱了中國人,中國人有沒有認為「亞洲病夫」侮辱了自己。

在有關東亞病夫的問題上,其實早有學者論述過。台灣學者楊瑞松或許最有發言權。其大作《病夫、黃禍與睡獅 :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詳細地梳理了晚清民國時代東亞病夫、黃禍和睡獅這三個構建中華民族主義的文化符號的形成過程。中國學者韓晗的《民族主義、文化現代化與現代科學的傳播——以「東亞病夫」為一詞的流變為中心》(註)則補充梳理了一些民國以後的一些情況。

筆者在此借花敬佛,再結合自己對中華民族構建的理解做一介紹。

病夫(sick man)這個詞並非西方人發明專用在中國人身上的。早在19世紀中期,「sick man」一詞已用來比喻一個國家處於運轉不靈的衰落狀態。在19世紀很長一段時間中,「sick man」都專指鄂圖曼帝國,形容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到了19世紀末,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大清老態龍鐘,於是西方人又用「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比喻大清。在西方人的用法中,「病夫」一直指國家,而不是指人。所以有「中國是亞洲病夫」的說法,而沒有「中國人是亞洲病夫」的概念。

19世紀末,漢人知識分子從西方人的新聞評論中翻譯了「sick man of Asia」這個詞,譯為「東亞病夫」(或東方病夫)。據研究,最早翻譯的底本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中的一篇文章,經翻譯後稿名為《中國實情》,刊登於當時改革派報紙《時務報》上。翻譯之後的原文為「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很顯然,這裡「東方之病夫」就是指大清,或者中國,而不是中國人。

一個負面的詞語形容人和形容國家,在觀感上差別很大。中國也經常謹慎地把國家、政府和人民相區分。比如中國常常指責日本政府是軍國主義,指責美國是「美帝」,但日本人民卻不是「軍國主義者」,美國人也不都是帝國主義者。

形容人很容易被指歧視,但用生病形容一個國家,並不罕見,也並不被認為是歧視。上世紀60年代,英國經濟不景氣,媒體都說「英國病」(British Disease),也有不少人說英國是「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事實上,在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談及中國是東亞病夫時,雖然心情沉重,但絲毫不覺得有什麽「侮辱」或「歧視」。當時大量言論都在探討如何為「東亞病夫」開藥方。因此,雖然「東亞病夫」起源於西方,但只是描述中國這個國家的一種真實狀態,並非歧視,中國知識分子也沒有認為是歧視。

把「東亞病夫」從指代中國,變成指代中國人,不是外國人所為,而是中國人自己製造出來的。當然,這也和當時世界性思潮有關。當時世界流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及「生物人類學」(biological anthropology):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當時是否成功,往往與一個民族人種的「進化程度」相聯係。於是,一些激憤的中國知識分子就把中國的衰落歸咎於人種不濟,特別是身體素質問題。認為只有移風易俗,改善身體素質才能救國(也並非沒有道理)。於是把自己國民稱為「東亞病夫」,就是他們用來激勵國民強身健體,「改良人種」的宣傳手段(當時觀念認為人種是可以「改良」的)。清末民初,中國有兩大新興行業,一個是醫學,大批學子奔赴東洋學醫(包括魯迅);一個是武館,比如霍元甲創辦的精武體育會。兩者都和「改良人種」有關。

於是,「sick man of Asia」從西方傳入中國,語義很快就從形容國家變成形容人民,這個過程基本是「中國製造」。是中國人首先「想像」出西方人用「東亞病夫」歧視自己,再經過宣傳以訛傳訛,在中國人中固化了這種想象。

筆者搜尋了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和英國新聞檔案,找不到西方人用「東亞病夫」形容中國人民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筆者難以確認。日本人有沒有用東亞病夫形容中國人?筆者暫時沒有找到相關的研究資料。只能估計如果有外國人如此形容中國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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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病夫」一詞,雖然起源於清末,但在民國時期到底流傳多廣?其實值得懷疑。根據韓晗在「超星讀秀」及「谷歌」數據庫中的不完全搜尋,在1919-1949年之間,出現過「東亞病夫」的媒體只有三十多次。這當然和數據庫的不完善有一定關係,在1949-1978年之間,東亞病夫的出現次數是二十多次,比之前更少。到了1979-2018年,東亞病夫出現了九百多次。這當然有報刊數量增加以及數字化更多的原因,但如韓晗所言,「最近四十年中國媒體對於『東亞病夫』這一語彙的不斷重述大大超過了先前亦是不爭的事實。」

韓晗在該文中沒有很好地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筆者認為,這有兩個因素。

第一,中國毛時代,強調「中國人民站起來」,具備帝王意識的毛澤東以君臨天下的心態統治中國。這時固然要「憶苦思甜」,延續「國恥教育」、共產黨挽救中國的敘事模式,但既然中國是站起來的大國,自然是要多讚揚社會主義的成就,對「東亞病夫」之類的「歷史恥辱」點到即止。

改革開放後,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弱國姿態融入西方社會,要利用西方和日本對「侵略中國」的歉疚感,爭取西方和日本的支援。這樣,「東亞病夫」之類的敘事就派上用場:把中國以前受西方欺負說得越慘,西方就越會大力幫助中國。

筆者把這種外交思維稱為「歉疚感的補償外交」。筆者雖然沒法找到直接證據(即文件)證明中國高層如此思考,但類似的案例汗牛充棟。比如,在毛時代,中國對南京大屠殺輕描淡寫。在鄧時代,南京大屠殺就變為要求日本補償「歉疚感」的工具。

第二,「東亞病夫」的再流行,是1970年代被李小龍的電影重新塑造的結果。李小龍在《精武門》的那句「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大概是絕大部分中國人說起東亞病夫的時候第一句能想起的話,可見影響之深。有趣的是,《精武門》是完全虛構的,包括李小龍飾演的陳真,也是作家倪匡的「發明」。

筆者多次論述,1970年代的香港經歷了一個「香港的中國人」的集體意識塑造過程,大中華意識在香港生根。陳真等就是這個過程的產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文化近水樓台進入中國,隨著《霍元甲》、《陳真》等一批「大中華意識」的影視作品的湧入,在中國也重新興起了對以往「東亞病夫」的想象。

筆者認為,這種起源於香港的對歷史的再塑造,雖然有一定的歷史根據,但由於其影視作品的性質,往往有所誇大(這值得理解),與真實歷史相距甚遠。無奈,影視作品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塑造想象的方式。這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論述文字對民族主義形成的巨大影響一樣。現代人對歷史的想象,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這些影視作品的影響。

正是以上兩個原因,「東亞病夫」在現代中國人中就被固化為「西方人歧視侮辱中國人」的話語。儘管在西方可能從來都不存在這種說法。

簡而言之,「東亞病夫」被中國人認為是侮辱中國人的詞語,經過了兩次「中國製造」的過程,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1970年代。中國或許希望把這種中國人的認識推向世界,但顯然這個努力並不太成功。

這樣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如果西方人說一句話,比如「東亞病夫」,從來沒有「傷害中國人感情」的意思,但中國人一定要認為「這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到底應該以哪方為準呢?這大概沒有很好的答案。

註:關東學刊,2018年第4期。DOI:10.19470/j.cnki.cn22-1417/c.2018.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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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