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的標題「Sick Man of Asia」侮辱了中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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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man of Asia」從西方傳入中國,語義很快就從形容國家變成形容人民,這個過程基本是「中國製造」。是中國人首先「想像」出西方人用「東亞病夫」歧視自己,再經過宣傳以訛傳訛,在中國人中固化了這種想象。
《華爾街日報》在2月3日刊登一篇標題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招致中國報復,吊銷了《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証,逐出中國。該事引發美中有關言論自由的新一輪爭議。
中國方面認為,「Sick Man of Asia」在歷史上是對中國人的侮辱,《華爾街日報》用這個標題意在歧視、侮辱和惡意抹黑中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惹出「大禍」的文章作者是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外交事務專家兼《華爾街日報》專欄評論員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他在推特上喊冤,說自己在正文中並無用到「sick man of Asia」一詞,標題是報紙編輯擬定的,不是自己的責任。大概,美國也和台灣一般,編輯在擬定標題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權。
《華爾街日報》則強調,文章是「評論」(op-ed),不是社論,不代表報刊編輯部的立場,而編輯如何擬訂標題是言論自由。而記者部也在喊冤,說《華爾街日報》記者和評論版編輯是兩個部門,不應該因為評論編輯的問題而把記者當作替罪羊。
中國對以上的解釋嗤之以鼻,認為「《華爾街日報》只有一個」,中國沒必要搞懂它的内部分工。
在中國壓力下,《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鄭子揚(Jonathan Cheng)在20日向公司高層發出以中國分社為主的53名員工簽名的公開信(鄭沒有簽署):「我們……要求你們考慮更正標題,並對讀者、消息來源及任何被冒犯的人致歉。」但《華爾街日報》拒絕了這個要求。事件最後如何收場不得而知。
這件事牽涉到至少三個層次。
首先,這個標題是否真的帶有侮辱性?這個問題是文章以下的討論重點。
其次,涉及言論自由。如果那個標題真的「侮辱中國人」的話,是否言論自由所允許?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美中雙方對此理解的差距很大。在言論自由的國家,這個標題不算一回事。但在沒有言論自由傳統的中國,是否能容忍沒有一定準則,視乎中國官方想如何處理。在「外交戰狼」當道的中國,又是「美帝」言論,當然就不屬言論自由了。如果這篇文章是俄羅斯報紙發出來的(俄羅斯右翼反中文章也不少),中國也許就視而不見了。
最後,即便美中兩國對言論自由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華爾街日報》是否應該道歉?中國是否有理由驅逐記者?
同樣簡單的回答,《華爾街日報》作為有深厚言論自由傳統的美國大報,絕不可能為此道歉。試想就連丹麥一份報紙,刊登一幅把五星紅旗上的五星替換成五顆病毒的漫畫,也不在中國壓力下低頭,美國大報就可想而知了。中國為此驅逐美國記者,外界看來有點小題大做,但這正是中國一貫反美作風的合理邏輯,而且還多少報復了前一天美國宣佈把五家中國在美傳媒定為「政府代言人」。
回到第一個問題,關鍵是「亞洲病夫」這個詞,有沒有侮辱中國的含義?這個問題其實分兩面:西方人有沒有認為「亞洲病夫」侮辱了中國人,中國人有沒有認為「亞洲病夫」侮辱了自己。
在有關東亞病夫的問題上,其實早有學者論述過。台灣學者楊瑞松或許最有發言權。其大作《病夫、黃禍與睡獅 :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詳細地梳理了晚清民國時代東亞病夫、黃禍和睡獅這三個構建中華民族主義的文化符號的形成過程。中國學者韓晗的《民族主義、文化現代化與現代科學的傳播——以「東亞病夫」為一詞的流變為中心》(註)則補充梳理了一些民國以後的一些情況。
筆者在此借花敬佛,再結合自己對中華民族構建的理解做一介紹。
病夫(sick man)這個詞並非西方人發明專用在中國人身上的。早在19世紀中期,「sick man」一詞已用來比喻一個國家處於運轉不靈的衰落狀態。在19世紀很長一段時間中,「sick man」都專指鄂圖曼帝國,形容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到了19世紀末,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大清老態龍鐘,於是西方人又用「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比喻大清。在西方人的用法中,「病夫」一直指國家,而不是指人。所以有「中國是亞洲病夫」的說法,而沒有「中國人是亞洲病夫」的概念。
19世紀末,漢人知識分子從西方人的新聞評論中翻譯了「sick man of Asia」這個詞,譯為「東亞病夫」(或東方病夫)。據研究,最早翻譯的底本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中的一篇文章,經翻譯後稿名為《中國實情》,刊登於當時改革派報紙《時務報》上。翻譯之後的原文為「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很顯然,這裡「東方之病夫」就是指大清,或者中國,而不是中國人。
一個負面的詞語形容人和形容國家,在觀感上差別很大。中國也經常謹慎地把國家、政府和人民相區分。比如中國常常指責日本政府是軍國主義,指責美國是「美帝」,但日本人民卻不是「軍國主義者」,美國人也不都是帝國主義者。
形容人很容易被指歧視,但用生病形容一個國家,並不罕見,也並不被認為是歧視。上世紀60年代,英國經濟不景氣,媒體都說「英國病」(British Disease),也有不少人說英國是「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事實上,在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談及中國是東亞病夫時,雖然心情沉重,但絲毫不覺得有什麽「侮辱」或「歧視」。當時大量言論都在探討如何為「東亞病夫」開藥方。因此,雖然「東亞病夫」起源於西方,但只是描述中國這個國家的一種真實狀態,並非歧視,中國知識分子也沒有認為是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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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之路,玉山安永科技論壇剖析企業投資再生能源及財務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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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淨零時代,公司面臨的最新挑戰,就是該如何轉型成為綠色企業,這不僅牽涉企業的減碳藍圖,更需要滾動式調整財務策略,因應日後可能面臨的能源風險及成本議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共同舉辦「玉山安永科技論壇:淨零時代的國家競爭力與企業能源策略規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的深度探討,共同尋求台灣永續成長的下一波契機。
台灣經濟以外貿為大宗,能源轉型勢在必行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童子賢首先指出,台灣2022年GDP達7,626.7億美元,同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9,071.2億美元,意謂台灣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作為經濟成長引擎。面對歐盟CBAM、美國CCA碳關稅的衝擊,攸關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必須針對產業的能源策略做縝密規劃,在淨零減碳的路上,期許台灣成為各國學習的優等生。

事實上,碳排放與地球暖化的關聯性,最早回溯1970年代就有學者進行研究,但近五、六年因異常氣候造成大規模災難,促使全球各國、企業、乃至於個人,對減碳議題更為關注。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騰龍表示:「淨零碳排不只是口號,絕對是需要落地。特別是台灣在2023年一月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證明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企業須思考再生能源的投資可行性,以及對企業財務的風險影響並及時擬定因應之道。」

針對目前國際減碳現況,台灣淨零路徑有哪些明確指引?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分享,全球目前有151國家宣示淨零排放目標,以及越來越多國際大廠宣示,2050將使用100%再生能源。台灣方面,從2021開始有目標宣示,一路經歷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制定,接著推出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再到2023年法案三讀通過,代表台灣淨零的里程碑,正式邁向法制化施行。
龔明鑫接著提及幾個關鍵數據,預估到2030年前政府將編列近9000萬預算,打造四大供應鏈:光電、風電、電動車、儲能等產業生態系,帶動民間4兆投資,預估可創造5.9兆產值及55萬個就業機會。另外,台灣發展再生能源將主力聚焦在太陽能、風電、氫能、碳捕捉封存技術(CCUS)這幾項重點項目,可望降低台灣的能源進口依賴度,目標要從2021年97.4%,下調到2050的50%以下。

淨零與永續畫上等號,企業如何因應挑戰調整資本策略
台灣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當中,有一項計畫是「發展綠色金融」,顯見金融與淨零的密切關係,運用融資及金融工具,引導企業落實碳盤查並制定減碳目標及策略。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監馮熾煒就提到,全球淨零趨勢與企業永續策略緊密相連,在此脈絡下,金管會宣布2026年資本額達到新台幣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必須接軌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藍圖。
「這項主管機關要求,代表台灣企業未來要定期向投資人揭露永續報告,透過國際通用標準方法來比較永續相關資訊,同時也避免可能漂綠的情事。」馮熾煒表示,為了達到淨零減碳,越來越多企業選擇購買綠電做為最終解決方案,也可從源頭的角度同步解決碳稅的問題,而目前台灣取得綠電途徑的可行方法,主要以「綠電直供、綠電轉供、再生能源憑證」三種方式為主。
對此,馮熾煒提到,企業可依據自身用電模式,以及未來綠電用量期程,設計出不同綠電採購的方案來評估潛在效益及風險,並進一步優化資本配置,制定出企業中長程且高可行性的淨零減碳計畫。

企業擬訂永續策略,不可忽視財務永續
本次論壇最後的座談環節,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暨執業會計師曾于哲擔任主持人,邀請馮熾煒及兩家業界代表:GE Vernova政府暨公共事務總監王珮馨、Ørsted沃旭能源亞太區資產管理總監楊雅雯,一同分享彼此觀點及作法。
首先曾于哲提到服務企業客戶過程,觀察到永續投資趨勢的三大面向。第一,減碳不再是單打獨鬥,勢必讓供應鏈夥伴願意買單,而且搭配不同解方來執行計畫;其二,企業董事會盤點高層次的淨零願景,相關資本支出計畫必須有配套的具體方案;第三,全台金融機構分行與企業做融資貸款業務時,相當關注企業的淨零進度,若不做轉型,未來勢必拿不到最多訂單。
由此觀之,企業展開永續轉型過程,財務議題是重中之重。企業代表又是如何從財務角度,協助策略有效執行?王珮馨指出,GE身為設備商,除了把碳盤查的範疇一、二、三的每個減碳路徑擬定出來,同時財務長及執行長也積極與各地政府對話,搭配當地獎勵措施政策,幫助企業淨零轉型過程獲得更充沛的資本挹注。

楊雅雯對此議題回應,目前台灣除了自發自用綠電,大部分採用「電證合一」綠電購買模式,也就是將綠電跟憑證綁定採購,因此建議財務長盤點自身企業的用電量,藉此掌握不同再生能源方案的實際成本,協助公司擬定適切的購電策略。馮熾煒也補充,未來綠能與傳統能源的成本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黃金交叉,建議財務長持續掌握能源成本趨勢,協助企業達到能源轉型的最終目標。
最後,曾于哲再次強調,「擁抱再生能源實現企業永續成長」的重要性。企業未來談生意的過程,若期待不需再費心思關注再生能源的挑戰,相關做法包含從源頭減量及實際的財務計畫,安永會持續協助企業邁向永續之路,根據具體計畫來逐步執行,確保企業擁有永續成長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