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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的標題「Sick Man of Asia」侮辱了中國人嗎?

《華爾街日報》的標題「Sick Man of Asia」侮辱了中國人嗎?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sick man of Asia」從西方傳入中國,語義很快就從形容國家變成形容人民,這個過程基本是「中國製造」。是中國人首先「想像」出西方人用「東亞病夫」歧視自己,再經過宣傳以訛傳訛,在中國人中固化了這種想象。

《華爾街日報》在2月3日刊登一篇標題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招致中國報復,吊銷了《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証,逐出中國。該事引發美中有關言論自由的新一輪爭議。

中國方面認為,「Sick Man of Asia」在歷史上是對中國人的侮辱,《華爾街日報》用這個標題意在歧視、侮辱和惡意抹黑中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惹出「大禍」的文章作者是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外交事務專家兼《華爾街日報》專欄評論員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他在推特上喊冤,說自己在正文中並無用到「sick man of Asia」一詞,標題是報紙編輯擬定的,不是自己的責任。大概,美國也和台灣一般,編輯在擬定標題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權。

《華爾街日報》則強調,文章是「評論」(op-ed),不是社論,不代表報刊編輯部的立場,而編輯如何擬訂標題是言論自由。而記者部也在喊冤,說《華爾街日報》記者和評論版編輯是兩個部門,不應該因為評論編輯的問題而把記者當作替罪羊。

中國對以上的解釋嗤之以鼻,認為「《華爾街日報》只有一個」,中國沒必要搞懂它的内部分工。

在中國壓力下,《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鄭子揚(Jonathan Cheng)在20日向公司高層發出以中國分社為主的53名員工簽名的公開信(鄭沒有簽署):「我們……要求你們考慮更正標題,並對讀者、消息來源及任何被冒犯的人致歉。」但《華爾街日報》拒絕了這個要求。事件最後如何收場不得而知。

這件事牽涉到至少三個層次。

首先,這個標題是否真的帶有侮辱性?這個問題是文章以下的討論重點。

其次,涉及言論自由。如果那個標題真的「侮辱中國人」的話,是否言論自由所允許?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美中雙方對此理解的差距很大。在言論自由的國家,這個標題不算一回事。但在沒有言論自由傳統的中國,是否能容忍沒有一定準則,視乎中國官方想如何處理。在「外交戰狼」當道的中國,又是「美帝」言論,當然就不屬言論自由了。如果這篇文章是俄羅斯報紙發出來的(俄羅斯右翼反中文章也不少),中國也許就視而不見了。

最後,即便美中兩國對言論自由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華爾街日報》是否應該道歉?中國是否有理由驅逐記者?

同樣簡單的回答,《華爾街日報》作為有深厚言論自由傳統的美國大報,絕不可能為此道歉。試想就連丹麥一份報紙,刊登一幅把五星紅旗上的五星替換成五顆病毒的漫畫,也不在中國壓力下低頭,美國大報就可想而知了。中國為此驅逐美國記者,外界看來有點小題大做,但這正是中國一貫反美作風的合理邏輯,而且還多少報復了前一天美國宣佈把五家中國在美傳媒定為「政府代言人」。

回到第一個問題,關鍵是「亞洲病夫」這個詞,有沒有侮辱中國的含義?這個問題其實分兩面:西方人有沒有認為「亞洲病夫」侮辱了中國人,中國人有沒有認為「亞洲病夫」侮辱了自己。

在有關東亞病夫的問題上,其實早有學者論述過。台灣學者楊瑞松或許最有發言權。其大作《病夫、黃禍與睡獅 :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詳細地梳理了晚清民國時代東亞病夫、黃禍和睡獅這三個構建中華民族主義的文化符號的形成過程。中國學者韓晗的《民族主義、文化現代化與現代科學的傳播——以「東亞病夫」為一詞的流變為中心》(註)則補充梳理了一些民國以後的一些情況。

筆者在此借花敬佛,再結合自己對中華民族構建的理解做一介紹。

病夫(sick man)這個詞並非西方人發明專用在中國人身上的。早在19世紀中期,「sick man」一詞已用來比喻一個國家處於運轉不靈的衰落狀態。在19世紀很長一段時間中,「sick man」都專指鄂圖曼帝國,形容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到了19世紀末,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大清老態龍鐘,於是西方人又用「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比喻大清。在西方人的用法中,「病夫」一直指國家,而不是指人。所以有「中國是亞洲病夫」的說法,而沒有「中國人是亞洲病夫」的概念。

19世紀末,漢人知識分子從西方人的新聞評論中翻譯了「sick man of Asia」這個詞,譯為「東亞病夫」(或東方病夫)。據研究,最早翻譯的底本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中的一篇文章,經翻譯後稿名為《中國實情》,刊登於當時改革派報紙《時務報》上。翻譯之後的原文為「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很顯然,這裡「東方之病夫」就是指大清,或者中國,而不是中國人。

一個負面的詞語形容人和形容國家,在觀感上差別很大。中國也經常謹慎地把國家、政府和人民相區分。比如中國常常指責日本政府是軍國主義,指責美國是「美帝」,但日本人民卻不是「軍國主義者」,美國人也不都是帝國主義者。

形容人很容易被指歧視,但用生病形容一個國家,並不罕見,也並不被認為是歧視。上世紀60年代,英國經濟不景氣,媒體都說「英國病」(British Disease),也有不少人說英國是「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事實上,在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談及中國是東亞病夫時,雖然心情沉重,但絲毫不覺得有什麽「侮辱」或「歧視」。當時大量言論都在探討如何為「東亞病夫」開藥方。因此,雖然「東亞病夫」起源於西方,但只是描述中國這個國家的一種真實狀態,並非歧視,中國知識分子也沒有認為是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