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大學教授們嚴重左傾，會對學生有哪些負面影響？

文：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

【第五章　獵巫】

（前略）

增進團結還是擴大分歧？

對需要攜手合作或投入戰鬥的團體來說，團結是好事。團結帶來信任、團隊合作和彼此相助，但它也容易造成團體迷思，讓人獨尊正統，對挑戰集體望之卻步。團結有礙於群體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也有礙於群體凝聚團結。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兩千年前就發現這個道理。在公元前五世紀那戰爭與革命頻仍的年代，他講過：「有方方面面了解問題的能力，代表一個人完全不適合投入行動。」

意見不一對學者群體之所以那麼重要，原因正在於此。教授跟每一個人一樣，也是有缺陷的思考者，也強烈傾向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每一位學者都有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問題，亦即傾向積極尋找能確認自身既定主張的證據。大學最美好的特質之一是：若能運作得當，它們可以成為學者之間相互消除確認偏誤的社群。雖然教授們常常無法看出自身論證的缺陷，但其他教授和學生可以協助他們找出弱點，學者的社群因此得以判斷哪些主張經得起檢驗。我們將這個過程稱為「制度性消除確認」（institutionalized disconfirmation）。這裡的「制度」指的是全體學界或學科（如政治學），它保證每份以研究發現為名發表的文章——當然還有經過同儕審查的論文——都已通過挑戰和審查。雖然制度無法保證文章正確無誤，但它的確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制度檢驗的文章，比政黨智庫、公司行銷或你那好發議論的阿伯更加可靠。正是因為有制度性消除確認的機制，大學和學者群體才有仲裁事實問題的權威，所以他們有資格認定某些疫苗是否導致自閉症增加（否），或是為消除貧富兒童成績落差而設計的社會政策是否有效（有些有，有些沒有）。

可是，如果一所大學或某個學術領域的人都站在同一陣線，每個人的確認偏誤都一樣，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會毀了消除確認過程。研究顯示：審到與自身政治立場一致的論文和研究計畫，審查者比較容易接受或通過補助；相反地，審到與自身價值或理念不合的論文和研究計畫，審查者的態度就較具批判性。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很多學術領域從一九九○年代開始發生的事，對今日大學文化產生千絲萬縷的影響。

不令人意外的是，整體而言，教授們立場傾左。藝術家、詩人和愛看外國電影的人也是。與政治左派關聯最強的性格特徵之一是對經驗開放，這樣的人渴望接觸新的概念和經驗，也更有興趣改變傳統安排。另一方面，軍人、執法人員和把房間整理得有條不紊的學生傾向右派（真的，只要掃一眼床頭擺的照片，差不多就能猜到一個人的政治立場）。社會保守派對經驗的開放性通常較低，但責任感較高。他們喜歡事情有條有理、可以預測，他們更可能準時赴會，也更容易看出傳統安排的價值。

所以在自由社會裡，絕不可能每個職業的人都左右兩派各佔一半。教授們通常傾左，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尤其如此。在牽涉政治議題的領域裡，只要不傾左的教授足以讓制度性消除確認繼續進行，就沒什麼問題。左右派人數比在二或三比一，應該就足以維持制度性消除確認。二十世紀大多數時間的人數比差不多也是如此。

圖5.1是教授們（橫跨各領域）在一份調查中自述立場的百分比，上方的線是自認左傾者，下方的線是右傾者，中間則是「中間路線」。左右比在一九九○年代早期大約是二比一。我們找到的研究不多，但能一路追溯到二十世紀中期，結果發現教授們通常左傾、投民主黨，但不同陣營的人數差距不算太大。不過，情況在一九九○年代晚期快速轉變。當時「最偉大的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的教授開始退休，位置由嬰兒潮世代填補。到二○一一年，左右派人數比已達五比二。「最偉大的世代」的教授絕大多數是白人男性，打過二次大戰，再透過協助他們回到戰後生活的法案接受高等教育。這波學者中有很多共和黨和保守派。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嬰兒潮世代的教授相反。他們在種族和性別上更加多元，可是在政治立場上較不多元。他們很多人深受一九六○年代社會抗議浪潮影響，為了持續推動社會公義和社會進步價值，很多人選擇進入學界，在社會科學和教育領域奮鬥。

牽涉社會公義議題的領域之所以人數比急速變化，這就是原因所在。喬的學術領域是心理學，從一九三○年代到一九九○年代中期，這個領域的左右派比例是二比一到四比一之間，可是它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後迅速攀升，二○一六年已達十七比一。在人文及社會科學其他核心領域，左右派人數比幾乎全都超過十比一。這種失衡情況在新英格蘭名門大學更嚴重。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唯一例外是經濟學。有一份對教授選民登記的研究顯示：經濟學教授的左右派人數比是四比一，相對算低，政治多元性還足以進行制度性消除確認。

一旦教授之間失去政治多元性，學術研究的品質和嚴謹也會跟著打折，處理政治議題的領域尤其如此。二○一五年，包括喬在內的六位社會科學家曾合寫學術論文，解釋原因何在。舉例來說，當某個領域缺乏政治多元性，研究者往往容易囿於成見，一起鑽進能確認他們共同觀點的問題和研究方法，忽視無法提供這般支持的問題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