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洲大鼠疫」到新冠肺炎，歷史教會我們的防疫二三事

文：孫世倫（美國Vassar College）、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燕京學社）

病情的消息起初零零散散外傳：在中國有不尋常的病疫，而有不少人受感染。接著新聞媒體開始報導，沿著主要交通管道，有多人染病、死亡。事發幾個月，將近六萬人會因病身亡後，疫情才逐漸受控。以上不是今天的武漢、湖北，而是1910年至1911年冬天的滿洲。這場被稱為「滿洲大鼠疫」的大型傳染病事件，是現代化防疫手法首次被用在中國公共衛生危機上。當年透明度和國際合作的經驗和教訓，在一個多世紀後，依舊對中國和世界在防疫上提供不少可以學習的地方。

二十世紀初的滿洲，雖然名義上屬大清江山，不過多年的外來勢力介入和競爭，造成日、俄、英、法、德、美等多國在當地角逐的局面。鼠疫據說是先從土撥鼠傳染給人類，跟著再進化成人傳人直接染病。強國當時怪罪清廷，認為疫情的擴散是因為朝廷不願意主動防疫。為了鎮住局勢，清廷委任了一位英屬檳榔嶼生長、之前在劍橋大學受訓的華裔醫生兼公共衛生專家，僅三十歲出頭的伍連德（Wu Lien Teh；Goh Lean Tuck〔閩南〕；Ng Leen Tuck〔粵〕），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負責防疫工作。

伍氏與他的中外防疫同仁接任後，實施了一系列今天許多人熟悉的防疫措施。他們很早就對檢疫和隔離產生共識，認為這是控制疫情的最佳辦法，也採用了一系列其他防疫方法，包括一些相當威權的手段。他們堅持前線醫護人員工作時，務必面戴口罩、火化屍首、在疫區限制人流和外出、設立新檢疫設施、以及強制要求可疑病患進行嚴格自家檢疫。官員甚至利用車皮當街兜捕路人，將他們強行關押，直到顯然無症狀才準釋放、還對有可疑病例的房屋進行強制消毒殺菌、迫使可疑病患住院檢疫等。

對中國政府今天處理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有少許瞭解的人，會對伍氏與他的團隊處理「滿洲大鼠疫」所採用的防疫手法感到有些熟悉。十天內完工特殊照護醫院、利用無人機監控市民，以確保市民減少外出、強制出門要戴上口罩等作法，原則上與伍氏的出發點相同。這些政策確實侵害到個人權益，但是很可能受到多年前參與「滿洲大鼠疫」防疫工作的前線醫護人員的肯定。但是，除了嚴酷的檢疫和隔離，控制「滿洲大鼠疫」疫情也包括其他要數。伍氏和他的夥伴們在關鍵的時刻堅持防疫工作開放、透明及國際化，甚至在有必要時，願意暫時放寬大清對主權的要求。

在清廷的授權下，伍氏當時決定全面公開鼠疫的流行病理資料以及其他相關醫療資訊，還邀請國際專家參與自己籌辦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踴躍討論「滿洲大鼠疫」的病因、流行病理、治療、防疫策略和公共衛生效應。清政府當時對待防疫的開放政策，在一個帝國主義興起、大國角逐，多方張力的政治環境下，奠定了國際互信的基礎和跨國合作的框架。因此，中國在1920年代面臨多次瘟疫威脅時，各國政府仍然願意不顧中國內部政治動盪，大力支援伍連德所負責的東三省防疫處，使疫情受到有效治理。

今天的中國政府在處理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事件，大可效仿伍氏當年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公開、自信的精神和作風。病疫是跨國問題。必須以跨國手法解決。病毒、細菌和載體不會辨識國界或其他行政劃分。中國衛生部門主動分享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基因資料是明確地選擇，也是正面的發展。這讓各地的科學家和醫生能夠同步進行偵測、治療以及發明疫苗等重要工作，加大早日找到有效處理方式的可能。不過，面對公共衛生問題，不能單靠科學途徑。伍氏的經驗凸顯防疫工作上，人為因素、組織能力和制度反應的不可缺少。

之前已經有不少觀察者指中國官方起初資訊管控過度，減低了衛生部門第一時間對病毒蔓延的因應能力和速度，以及公眾對於病情的警覺意識，使中國錯過了更有效控制疫情的幾會。民眾全國上下對於吹哨者李文亮醫生的哀悼，更表現了中國官方在處理潛在的長期公共衛生問題上，手法仍然有待加強。李氏在病疫開式傳染的時候，因為企圖警告同仁，分享了資訊，而受地方政府調查，還被迫收回言論，甚至公開道歉。他後來因為工作時染上病毒而過世。

因為短暫的政治考量，而對重大公共衛生問題處理不當，確實是需要檢討的嚴重議題。不過，深入研究人類與不斷在變化的自然生態如何互動、怎樣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下相處、國家機制、社會以及個人對危機和複雜資訊的不同反應，對瞭解新病毒的產生和擴散，以及如何策劃最恰當地因應措施，也相當重要。有關公共衛生危機如何影響公共互信、施政和經濟的精準數據收集、分享和分析，也有待更進一步的進行。要有效地掌握這一系列議題，需要的不單是醫學和科學上的資料，對公共衛生、政策和社會組織的知識方面，同樣需要投資精力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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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官方大力鼓催「中國夢」，中國政府要在決策方面達到更深一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仍然不易。在全球氣候變化、人畜接觸增多的情況下，突發病疫的可能性只會越變越高。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緊急事件當頭，中國政府不但阻擋台灣直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相關討論，還被指對WHO施壓，減低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如此的態度和行為，會形成和擴大防疫漏洞，提升公共衛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