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洲大鼠疫」到新冠肺炎,歷史教會我們的防疫二三事

從「滿洲大鼠疫」到新冠肺炎,歷史教會我們的防疫二三事
伍連德|Photo Credit: U.S. Library of Congress@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中國政府今天處理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有少許瞭解的人,會對伍氏與他的團隊處理「滿洲大鼠疫」所採用的防疫手法感到有些熟悉。

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事件之前,中國已經在2002至2003年面臨SARS的衝擊。當時疫情導致全世界將近八百人因病身亡,幾千人遭受感染。至2018年起,中國又正面臨非洲豬瘟全國性的爆發。最近在湖南省發現禽流感流傳,位置也正是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旁邊。

面對這樣的局勢,防疫和公共利益不可缺少國際上公共衛生和醫療組織的相互合作和公開交流。國內外醫療物資和科學數據的分享,不足以取代對公共衛生和社會氛圍的詳細資訊和深入理解,特別是這些機制一旦遇到嚴重流行感染,所產生的種種反應。這類工作需要國際合作下,徹底的在地調查,才可以完成。缺乏這方面的資訊只會導致如全面封關、停止人流往來等,更強硬和劇烈的防疫手法和政策。

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感染爆發後,世界許多地方開始見到對華裔或東方人的恐懼。允許中國公共衛生和醫療專家自由參加相關的國際討論,可以讓中國分享和展示防疫經驗、手法和風險。如此的因應方式,不但可以提升世界對疫情和病毒的瞭解,還可因此緩衝資訊不足而造成地無知和恐慌,可望減低無謂猜測所造成的種族其他歧視。相反,過度保密反而可能引發社會信任失衡,甚至崩壞。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最好的政治手法或許就是閣制政治,盡量一切公開。

伍連德一個世紀多前,放下對外界專長和協助的疑慮,放軟官方、國家的身段,開放公共衛生資訊和相關社會資料的務實態度,其實建立了有效防疫的最佳實踐和典範。公開合作可以讓防疫工作者分享和吸取各國和地方處理如SARS和伊波拉等不同傳染病的經驗,應用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和其他病疫上。中國政府這次在疫情擴散後,畢竟也靠讓當年負責SARS防疫的醫務人員出面公開發言,才開始稍微穩住民情。信心、開放度和真心合作的意願,對防疫工作的重要性不會少過捐贈如口罩、防護衣或藥物等醫療物資。

中國政府可以以伍氏當年的作法為參考,考慮更公開處理這次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危機,不但開放各種科學和社會資料,也允許更多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國際專家到中國進行研究和專業合作。在疫情好轉後,還可以招開跨國研討會,歡迎不同領域的專家參與討論和檢討。同時,也可以讓台灣從返世界衛生大會(WHA),填補現有的防疫漏洞。表明願意不分政治色彩,與世界站在同一個陣線上面對全球性威脅,更能充分顯示對防疫的決心,從建民眾與世界對中國醫療系統的信任。況且,以上幾個步驟,其實在技術上並不困難,需要的是足夠政治意願。

原文以英文出版於The Diplomat,獲授權刊登於此。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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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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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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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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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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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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