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過星星的風》導論:韓國近代文學的形成,與殖民地時期文學面貌

《吹過星星的風》導論:韓國近代文學的形成,與殖民地時期文學面貌
三一運動|Photo Credit: Hyun, Soon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初期韓國的現代文學,由於在它揚帆起步的初始,就遭到喪失國家主權的命運,這也造成如同臺灣一般,文學強烈反映出追求以恢復國權,以及學習或模仿西方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性。

文:崔末順(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導論:韓國近代文學的形成與殖民地時期文學面貌

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世界性帝國主義擴散的影響之下,東亞各國幾乎毫無例外的都得面臨與西方碰撞和衝擊的命運。彼時所謂的「西風東漸」,意味著東亞各地都遭遇到以資本主義發展為前提的全球化浪潮挑戰。夾帶著強大武力的外來勢力,在提出開港要求的同時,也帶給各國對固有民族文化自我懷疑的焦慮,引發東亞各國開始重新省思包含制度、物質及精神層面在內的既有秩序。面對此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戰和生存危機,各地有識之士有舉起反封建旗幟者,也有提出接受西方現代文明論述者。

在此過程中,「文學」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文學所具備感化人心的力量,在訴求改造文化和克服國難上,確實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力量。在東亞地區,與日本和中國相較,臺灣和韓國當時都處在喪失國家主權的困局當中,因此兩地的知識分子雖然也高唱反傳統,但並不是一味只要求接受西方精神,他們也同時討論傳統價值,甚至鼓吹民族精神。兩地的現代初期文學,即體現出這種一方面要追求「現代」,同時也要保衛「民族」的歷史課題內涵,而其首要步驟便是推動文學現代化工程,以因應民眾的需求。

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時代任務

韓國的近代文學就是在此歷史和時代環境中邁開步伐。從1860年代開始,韓國即因日本帝國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與掠奪,而面臨到封建社會解體的危機,結果在1910年遭到日本併吞,淪落為殖民地。在這個過程中,韓國現代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一樣,一直擔負著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時代任務。從19世紀末到被日帝奪走國權的1910年間,朝鮮民眾即持續展開抗爭行動。由此,也出現過大批反對外國勢力入侵,呼籲愛國、抗爭,主張文明開化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在1905年以後,知識分子更站出來主導,推動了包括出版運動、國文運動、教育運動、學會運動等各種不同形態的開化自強運動,影響所及,具有反映現實和教化讀者功能的小說文學也因此蓬勃發展了起來。

這個時期出現的小說樣式,包括以各國愛國英雄為題材,但借用古典文學傳記形式來表現愛國心和獨立自主思想的歷史傳記小說,以及為了有效傳播啟蒙思想而創作的時事討論小說,還有內容主要是為反封建、提倡文明開化和新教育思想、自由戀愛的所謂新小說。其中新小說作為文化運動期的主流小說樣式,曾經風靡一時,不過到了1910年日本強占朝鮮之後,隨著文明開化思想的急速失去現實基礎,它也隨之轉變成了通俗小說。

自1910年韓國被日本帝國強制納入日本版圖開始,韓國社會即逐漸轉變為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日本透過土地調查、會社令等措施,在韓國開始建構起殖民地經濟體制。由此,人口比率占大多數的農民,開始面臨到因現代化的關係所帶來的嚴重階級分化現象,而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則淪落為靠打零工維生的勞動階層,在殖民地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結果下,他們終究無法避開窮困潦倒的生活。另外,由於日本的排他性統治政策和壟斷資本的大量滲透,民族資本家在經濟發展上也面臨到挫敗的命運。受過現代教育的少數知識分子,因而對自身和祖國所處的現實有了更深的了解,並開始對日本所帶來的現代性產生抗拒及反省之心。

這個時期小說的主流,是由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新世代作家,為重新展開反封建的啟蒙運動而創作的。他們的小說大都是在樂觀認知現實的基礎上,主張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觀念。但是由於在現實認知上帶有抽象性和浪漫性,因此大部分的小說都具有主觀的理想主義傾向。另外,不同於此,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明確地認識到日本的政治、經濟壓迫,而認真地摸索改善的方向。他們的短篇小說在暴露現實黑暗面的同時,也成功描寫出知識分子在看不到變革現實的希望下,感到苦悶的內心世界。除此之外,尚有流亡海外、從事民族運動的知識分子所創作的小說,這些小說主要帶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宣傳抗日獨立的浪漫性格。

卡普文學的抬頭

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之後,日本體認到之前所使用的武力統治方式已不可行,因此改弦更張,將統治重心放在文化政策的執行上面。不過,對韓國人來說,所謂文化政策,卻是欺瞞性質的殖民地支配,更加強化壓抑機制的一種戰略。日本披著文化政策外衣,實行的卻是分化民族內部的兩面策略。日本答應了部分韓國資產階級的要求,因此,三一運動以前在民族運動中擔任要角的資產階級受到拉攏,而逐漸轉變為改良主義者。

另外,1920年代,日本為了增加稻米產量,陸續實施了稻米增產計畫,致使農村變成日本的糧食供給基地;在工業部門,日本的壟斷企業家為了攫取資本的超剩餘利潤,對勞工階級實施超低工資和強制性的長時間勞動政策,從而引發了勞工階層的反抗。加上進入1930年代後,日本引發滿洲事變,以此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而且,由於發生了自1920年代末期開始,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初期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遭逢經濟危機的日本,乃將其所肩負的經濟負擔轉嫁到朝鮮民眾,因此朝鮮民眾的生活更形困苦。

面對如此艱困的現實,社會主義運動因而全面抬頭,這就促使「卡普」(朝鮮無產階級文學家同盟)在文學運動和實際創作上掌握了主導權。之後,隨著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的成長,以及其在質的方面的發展,文學部門幾可說是全面左傾,因此大量的左翼普羅小說乃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的作家認識到現實的痛苦和人民的桎梏來自階級和民族矛盾,因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了解現實,並創作出以克服現實矛盾為目的的小說。

此外,在這個時期,也出現了現代主義小說。現代主義作家在小說中揭露不合理現實面的同時,也集中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現代主義可以說是自1930年代開始即擴大發展的殖民資本主義下的副產物,它對光復後韓國文學的發展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如此,1930年代後期的韓國小說,由於各個作家有著不同的世界觀,並採用了不同的創作方法,因而創造出多樣的長、短篇小說,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有了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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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運動|Photo Credit: Hyun, Soon public domain
現代文學的生存危機

到了1930年代末期,朝鮮的殖民地資本主義進入新的局面。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朝鮮變成了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朝鮮的產業結構也被改編成適合推動戰爭的體制。同時日本提出「內鮮一體」的口號,積極展開皇民化運動,其內容包括創氏改名、禁止使用韓文、實施徵兵、志願兵制,一步一步強化了戰時體制。在這種局面之下,這個時期的文壇,「卡普」被強制解散,其所屬作家也遭到管制,普羅文學因而大幅萎縮。

另外,雖然不屬於普羅陣營,但一直堅持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到了這個時期,只得開始創作諷刺小說和歷史小說,來迴避無法正面描寫現實的境況;堅持文學主義的作家,則強烈表現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他們在細膩地勾勒出殖民資本主義下的現實社會,揭發現實黑暗面的同時,也如實地描繪了生活在這種現實底下人民的苦悶與悲哀。

不過,緊接著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此時作家被強制進行日本所要求的親日文學創作,甚至被迫做出親日行為。因此有些作家憤而停筆,有些作家被打入牢獄,有些作家則流亡海外,韓國現代文學因而面臨了嚴重的生存危機。

如上所述,初期韓國的現代文學,由於在它揚帆起步的初始,就遭到喪失國家主權的命運,這也造成如同臺灣一般,文學強烈反映出追求以恢復國權,以及學習或模仿西方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性。失去主權的1910年代,可以說是單方面傾斜於西方現代的時期;當時支配韓國文壇的崔南善(1890-1957)、李光洙(1892-1950)、金東仁(1900-1951)、朱耀翰(1900-1979)等人,受到日本明治、大正時期文學的影響,以反封建的名義否定傳統,並提出透過學習西方,以作為民眾啟蒙和文化啟發的手段,同時他們在自己的文學創作活動中,也親自實踐了這一主張。初期的現代指向,即是透過《創造》、《廢墟》、《白潮》等文學雜誌,將西方的象徵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介紹到韓國來,並扎下深根,一時還成為文壇的主流。

不過,經歷了1919年的三一運動之後,進入到1920年代,申采浩(1880-1936)所提出的「朝鮮心」和安昌浩(1878-1938)所主張的「準備論」,則反映出恢復民族主體性的熱望,呈現了較為強烈的傳統指向。不過,這兩種指向終究無法進展到辯證性統一的階段,在根本上,它與臺灣的情形一樣,受到了恢復國家主權這個至高命題的制約。另外,與臺灣幾乎在同一個時期的1920年代中期以後,成為韓國文學主導勢力的普羅文學,雖然強調對抗資本主義現代性,但是它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也屬於在西方發展出來的另一種現代性,因而其文學所呈現的也是現代指向。

現代主義運動高度發展

接著,1930年代中期,現代主義運動高度發展,它在詩歌方面注重的是意象主義,在批評上則注重主知主義,以及以李箱(1910-1937)為代表的達達主義等,而這些可說都是標榜審美現代性的外來文藝思潮。在韓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此一時期的現代主義運動,雖說是模仿號稱亞西歐的東京文壇,但是它所極力追求的文學現代性,在黑暗的殖民地環境中,在某種程度上儼然扮演了一個精神上的出口角色。

不過,這個表現積極的現代主義運動,反又成為一些文人強調本土自生的抒情性,以及高唱回歸韓國固有傳統的主要原因。1930年代末期,這種現代和傳統指向,圍繞著強調古典精神的文藝雜誌《文章》派和強調散文精神的《人文評論》派的論爭,在文學批評上形成嚴重對立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以金東里(1913-1995)為代表的傳統和民俗傾向,在文壇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保留傳統,或是走向現代?

由此考察殖民地時期韓國文學的進展樣貌,我們可以知道在與西方現代的接觸和衝擊之下,不斷地做出因應舉措,因而有時呈現現代指向來企圖跟上西方,有時又呈現傳統指向來保衛民族性。早期知識分子想利用西方的現代來克服西方現代所造成的殖民地困境,結果卻面臨了進退維谷的矛盾局面。因此,他們的現代化方案,不得不帶有固守民族性和追求普遍性的雙重性格。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階段的韓國文學,定義為一種舊與新、傳統與現代成分共存又競爭的空間來了解。

本書所收錄的八篇小說,基本上反映了上述殖民地時期韓國近代文學各階段的文學傾向。為了避免重複說明,在此擬依活動時期和創作類型,就各個作家及所收錄的小說內容略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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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郵局|Photo Credit: Government-General of Korea public domain

李光洙(1892-1950)因其言論和作品傾向,在韓國文學史上一直是個相當具有爭議性的作家,不過他在191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無情〉,因其敏銳捕捉到近代知識青年的感性和個人主體性,而獲有「韓國近代小說之始」的歷史評價。加上,小說內容充分展現出文明開化和民族性改造等文學的時代歷史課題,可說在韓國近代文學形式和內容的確立上面,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本書收錄的〈無明〉是李光洙1939年發表在《文章》雜誌創刊號的中篇小說,當時他因受到改良主義民族運動團體「修養同友會事件」的牽連而坐牢,因病保釋出獄後,他在醫院以口述方式完成了該篇小說。這篇作品不同於李光洙早期小說的過度啟蒙主義色彩,它以寫實態度客觀描寫密閉空間「病監」裡囚犯之間對立和矛盾的情形,名為「無明」的這篇小說,或許即是作者試圖藉著監獄裡劍拔弩張的情景,暗喻日本殖民底下韓國民族所處的黯淡現實。

如果說李光洙為1910年代牽引初期韓國近代文學向前推進的作家,那麼玄鎮健(1900-1943)和羅稻香(1902-1926)可說就是主導1920年代短篇小說全盛時期的代表性作家。三一運動後,知識分子藉著日帝文化政治陸續創立若干文學同仁雜誌,兩位作家也藉此摸索近代短篇小說的創作模式。其中,玄鎮健還與金東仁、廉想涉(1897-1963)同時獲有寫實主義短篇小說開拓者的高度評價;而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羅稻香則將其文學熱情投注在自然主義小說的創作上。玄鎮健於1924年發表在《開闢》雜誌上的〈走運的日子〉,描繪日帝殖民統治下靠拉人力車為生的都市貧民困頓的生活;而羅稻香於1925年在《朝鮮文壇》雜誌上發表的〈水碓〉,則結合現實、命運和人性問題,立體的刻畫出人物的性欲本能和窮困現實。

1930年代的重要作家當推蔡萬植(1902-1950)和李箱。韓國學界對於蔡萬植小說犀利解剖及諷刺殖民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以及他給予後世的影響,都表示出高度的肯定;而李箱則有「韓國現代主義文學桂冠」的稱號,他的小說向以極端內面描寫和破壞既有體系的文學實驗著稱。本書收錄蔡萬植於1938年在《東亞日報》連載的〈痴叔〉短篇小說,藉著以負面人物之口批判正面人物的手法,迂迴地撻伐日本施加於韓國民眾的殖民論述以及愚民政策;而李箱的著名小說〈翅膀〉則發表於1936年的《朝光》雜誌,內容主要描寫一個靠妻子賣春維生的無能男子的自閉性日常生活,雖帶有濃厚的私小說傾向,但也可以解釋為影射完全喪失自律性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其內心的惶恐不安以及自我意識的心理小說。

李箕永(1895-1984)、姜敬愛(1907-1943)和崔曙海(1901-1932)文學的共同傾向為無產階級左翼文藝。「卡普」的代表作家李箕永,藉由階級觀點和農民視角,痛斥日帝的農村政策和農民階級屬性的不公,他於1933年《朝鮮日報》上連載的〈鼠火〉即是以小農民作為主要人物,刻畫出封建遺制仍然行使著影響力的殖民地農村裡的諸多矛盾現象;而姜敬愛和崔曙海雖不屬於「卡普」成員,但他們堅持以左翼的、民眾的觀點,共同以移居中韓邊境「間島」生活的朝鮮人處境為題材進行創作。1936年在《朝鮮日報》連載的〈地下村〉中,姜敬愛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筆觸,勾勒出窮困潦倒家庭連作為母親的天性都無法發揮的無奈與悽慘圖像;而崔曙海1925年發表於《朝鮮文壇》的〈出走記〉,也以寫實手法描繪出間島移住民生活的慘澹面貌,並控訴帝國殖民政策造成朝鮮農民的生活根基被拔除,而不得不流浪異國他鄉尋找餬口零活的艱難苦境。

如上所述,韓國近代文學的進程和小說內容,呈現了與臺灣相當類似的樣貌,這主要是因為兩國文學對應現代此一歷史階段,有其共同歷史經驗的關係。因此,閱讀本書所收錄的韓國小說作品時,或可以同時期的臺灣文學作為比較參照對象,如此相信更能客觀地把握東亞近代文學的發展情形,以及該地區文學所肩負的時代課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吹過星星的風: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前篇)》,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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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崔末順
譯者:游芯歆

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世界性帝國主義擴散的影響之下,東亞各國幾乎毫無例外的得面臨與西方碰撞的命運。日本殖民期間,朝鮮民眾持續展開抗爭行動,在文學方面出現過不同類型的作品,有呼籲愛國、抗爭、主張文明開化的文學類型;而自191九年三一獨立運動之後,日本政策的改變,有的作家被強制要求進行親日文學創作,有些作家則流亡海外,韓國文學面臨了嚴重的生存危機。

本書收錄韓國作家的八部作品:在貧窮的陰影下,從監獄到鄉村,無論是詐欺、賭博,還是殺人,都少不了可悲的隱情;儘管許下擺脫命運的宏願,最終也落得一場空。他們的創作生命或長或短、各自坎坷,但都以自己手上的那隻筆,為時代留下極富開創性與震撼力的作品。

本書援引韓國抗日詩人尹東柱的著名詩句作為書名:「我該以歌詠星星的心情,來愛一切將死之物,然後走上,我所被賦予之路。今夜,風也吹過了星星」,一方面呈現作家的掙扎拉扯與求生之路,也期待讀者看見文學史上那些未曾被鄭重對待的耀眼繁星:戰前殖民地時期韓國文學是「傳統與現代共存,又共同競爭」的大師巨匠時代,也因為臺灣與韓國共同的歷史經驗,藉此,我們可以掌握東亞近代的發展,開拓文學所需要肩負的局勢與眼光。

未命名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