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需要去看精神科醫師？

文：賽琪心理師（Psyche）

生完二女兒後，女兒大約五個月時，百般掙扎，我去看了精神科醫師。

我邊哭邊跟精神科醫師說話，我擔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態，同時憂心我的奶水，我的眼眶含不住淚水，我的乳腺比我的淚腺更狂野。妳知道妳一直哭，但妳停不下來，自己已經悲傷絕望憤怒的快死掉，還死守著母職，一邊哭一問問醫師，我有哺乳，如果我服用精神科的藥物，哺乳會不會影響我的孩子的發展？

醫生溫柔地：「我幫妳開的這個藥不會影響。」我才安心，當時就診過程中，印象很深刻的是醫師問我：「先生有來嗎？下次請先生一起來。」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對我這樣一個身為關注女性成長的心理師而言，是一部推薦的電影。觀察目前在網路上幾篇評論，多關注在身為女性是第二性，是一種原罪，大多論述在「性別歧視」、「女性從小到大受歧視處境」等面向，是對已經發生的性別經驗反思和評論。但我更關心「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去看精神科醫師？」以及對金智英們提出一個自救的方式。

（以下含有《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劇透）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因為想出去外面工作，剛好過去賞識她（但被性別歧視很嚴重）的女性主管自己出來開公司，金智英鼓起勇氣，希望重回職場找回自己的價值。原先丈夫鄭代賢已經決定請育嬰假幫忙照顧孩子，但在偶然的狀態下，金智英的婆婆發現自己的兒子要請育嬰假而大罵金智英，甚至掛金智英電話。

金智英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她很傷心，同時失去勇氣，她告訴主管，她的孩子沒人照顧，沒辦去重回職場。金智英拒絕了主管的同時，她再度壓抑她自己的感覺，她拒絕了自己的欲望。

又是一個無盡照顧孩子身心俱疲的夜晚，金智英走到客廳，和她的丈夫對話，當金智英提到她無法外出工作了，她的丈夫說，「那智英妳就好好休息吧！」金智英開始回應她的丈夫：「看孩子是休息嗎？」、「我忍不住臆測你是不是內心像婆婆一樣不想讓我回去公司上班？」、「說完要育嬰假是不是又後悔了？」、「別再說什麼為我著想了，說實話我根本不相信」、「我忍不住臆測，你和婆婆，和我家裡的人都一樣，反正事不關己」、「只有我一個人處在戰爭中！」

這時，丈夫代賢說：「智英，你冷靜下來聽我說，我不是叫你去看一下精神科嗎？」「你，現在生病了……」

我認為我們社會必須誠實一點的回答金智英：「是，我們會覺得舒坦一點。」說真的，我們不要假惺惺，我們沒有把媽媽當「人」，只把媽媽當「工具」。這個電影對話鋪陳讓我不解的是，任何一組社會關係在性別互動過程中，把一個女人搞到「生病」，然後跟這個女人說「妳生病了，妳不知道妳生病了，妳要去看病，我幫妳掛好號了。」

當她「生病」時，所有人好像才發現過去對待她的點點滴滴，那些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互動（性別歧視）是一種無心的壓迫。然後金智英同時對老公鄭代賢感到自責，自責「生病」造成老公的困擾。「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病」，將金智英推向一個「體貼」、「自責」的女性個人化的特質，因為金智英的自責，她的家人以及觀影的我們可能感受到對知智英強烈的不捨，我們開始心疼和珍惜智英，但我們一定要等到金智英（一個媽媽）「生病」了，才會有這些感覺嗎？

Photo Credit: 中央社

電影和小說的結尾是（女性或男性）精神科醫師，在對女性痛苦處境的凝視（傾聽），將女性的痛苦包裹在「疑似產後憂鬱」個人病理化的論述中，接著就是「金智英妳需要治療，妳自己去看精神科醫師。」為何不是金智英和丈夫一起去看精神科醫師，一起想辦法呢？我並非要否認82年的金智英關於生病的生物性，以及去精神科尋求專業諮詢和協助的重要性，但在電影鋪陳和小說對金智英的精神狀態，保留一種曖昧性，給人想像空間。

有評論論述金智英是思覺失調症，或是人格分裂，這實在荒謬。到底誰知道金智英怎麼了？金智英得了一種生下來是女性「被否認存在的病」。女性的聲音不受重視，表達漸漸無力，習得無助感後，變成「自我壓抑的病」。

作者和導演用金智英「被附身」表達生命中重要女性處境的聲音，各位讀者，這到底是什麼「病」呢？如果你有在想「金智英的症狀是什麼？」、「金智英得什麼病？」我想邀請你從另一個角度，向內探問自己，「在我的經驗裡，有多像金智英？」或是「我有多像金智英的老公？」或是電影裡的任何角色？

「在我的經驗裡，我有多像金智英？」是大部分觀影者會閃過的念頭，但是如何繼續想下去、做下去而有一個可能的改變發生呢？我認為答案在金智英在和丈夫對話中的回憶、質疑和思考。

原籍保加利亞的法國著名文本理論家、精神分析學家、女性主義者、小說家茱麗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她的書《反抗的未來》中提及：「女性世界經驗我得以提出另外一種選擇，說起來很簡單，那就是回歸感性的內心世界。因為某些人儘管受到感覺和激情的控制，今天卻仍然還能夠向自己提出問題。」

金智英在向自已和丈夫提出問題。「對自身的存在發出追問、對自我進行尋找的可性」，克莉斯蒂娃認為這是一種「回歸」的能力，「它既是回憶，同時也是質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