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需要去看精神科醫師?

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需要去看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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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觀察目前在網路上幾篇評論,多關注在身為女性是第二性,是一種原罪。但我更關心「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去看精神科醫師?」以及對金智英們提出一個自救的方式。

文:賽琪心理師(Psyche)

生完二女兒後,女兒大約五個月時,百般掙扎,我去看了精神科醫師。

我邊哭邊跟精神科醫師說話,我擔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態,同時憂心我的奶水,我的眼眶含不住淚水,我的乳腺比我的淚腺更狂野。妳知道妳一直哭,但妳停不下來,自己已經悲傷絕望憤怒的快死掉,還死守著母職,一邊哭一問問醫師,我有哺乳,如果我服用精神科的藥物,哺乳會不會影響我的孩子的發展?

醫生溫柔地:「我幫妳開的這個藥不會影響。」我才安心,當時就診過程中,印象很深刻的是醫師問我:「先生有來嗎?下次請先生一起來。」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對我這樣一個身為關注女性成長的心理師而言,是一部推薦的電影。觀察目前在網路上幾篇評論,多關注在身為女性是第二性,是一種原罪,大多論述在「性別歧視」、「女性從小到大受歧視處境」等面向,是對已經發生的性別經驗反思和評論。但我更關心「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去看精神科醫師?」以及對金智英們提出一個自救的方式。

(以下含有《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劇透)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因為想出去外面工作,剛好過去賞識她(但被性別歧視很嚴重)的女性主管自己出來開公司,金智英鼓起勇氣,希望重回職場找回自己的價值。原先丈夫鄭代賢已經決定請育嬰假幫忙照顧孩子,但在偶然的狀態下,金智英的婆婆發現自己的兒子要請育嬰假而大罵金智英,甚至掛金智英電話。

金智英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她很傷心,同時失去勇氣,她告訴主管,她的孩子沒人照顧,沒辦去重回職場。金智英拒絕了主管的同時,她再度壓抑她自己的感覺,她拒絕了自己的欲望。

又是一個無盡照顧孩子身心俱疲的夜晚,金智英走到客廳,和她的丈夫對話,當金智英提到她無法外出工作了,她的丈夫說,「那智英妳就好好休息吧!」金智英開始回應她的丈夫:「看孩子是休息嗎?」、「我忍不住臆測你是不是內心像婆婆一樣不想讓我回去公司上班?」、「說完要育嬰假是不是又後悔了?」、「別再說什麼為我著想了,說實話我根本不相信」、「我忍不住臆測,你和婆婆,和我家裡的人都一樣,反正事不關己」、「只有我一個人處在戰爭中!」

這時,丈夫代賢說:「智英,你冷靜下來聽我說,我不是叫你去看一下精神科嗎?」「你,現在生病了……」

我認為我們社會必須誠實一點的回答金智英:「是,我們會覺得舒坦一點。」說真的,我們不要假惺惺,我們沒有把媽媽當「人」,只把媽媽當「工具」。這個電影對話鋪陳讓我不解的是,任何一組社會關係在性別互動過程中,把一個女人搞到「生病」,然後跟這個女人說「妳生病了,妳不知道妳生病了,妳要去看病,我幫妳掛好號了。」

當她「生病」時,所有人好像才發現過去對待她的點點滴滴,那些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互動(性別歧視)是一種無心的壓迫。然後金智英同時對老公鄭代賢感到自責,自責「生病」造成老公的困擾。「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病」,將金智英推向一個「體貼」、「自責」的女性個人化的特質,因為金智英的自責,她的家人以及觀影的我們可能感受到對知智英強烈的不捨,我們開始心疼和珍惜智英,但我們一定要等到金智英(一個媽媽)「生病」了,才會有這些感覺嗎?

82年生的金智英 呈現南韓女性日常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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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和小說的結尾是(女性或男性)精神科醫師,在對女性痛苦處境的凝視(傾聽),將女性的痛苦包裹在「疑似產後憂鬱」個人病理化的論述中,接著就是「金智英妳需要治療,妳自己去看精神科醫師。」為何不是金智英和丈夫一起去看精神科醫師,一起想辦法呢?我並非要否認82年的金智英關於生病的生物性,以及去精神科尋求專業諮詢和協助的重要性,但在電影鋪陳和小說對金智英的精神狀態,保留一種曖昧性,給人想像空間。

有評論論述金智英是思覺失調症,或是人格分裂,這實在荒謬。到底誰知道金智英怎麼了?金智英得了一種生下來是女性「被否認存在的病」。女性的聲音不受重視,表達漸漸無力,習得無助感後,變成「自我壓抑的病」。

作者和導演用金智英「被附身」表達生命中重要女性處境的聲音,各位讀者,這到底是什麼「病」呢?如果你有在想「金智英的症狀是什麼?」、「金智英得什麼病?」我想邀請你從另一個角度,向內探問自己,「在我的經驗裡,有多像金智英?」或是「我有多像金智英的老公?」或是電影裡的任何角色?

「在我的經驗裡,我有多像金智英?」是大部分觀影者會閃過的念頭,但是如何繼續想下去、做下去而有一個可能的改變發生呢?我認為答案在金智英在和丈夫對話中的回憶、質疑和思考。

原籍保加利亞的法國著名文本理論家、精神分析學家、女性主義者、小說家茱麗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她的書《反抗的未來》中提及:「女性世界經驗我得以提出另外一種選擇,說起來很簡單,那就是回歸感性的內心世界。因為某些人儘管受到感覺和激情的控制,今天卻仍然還能夠向自己提出問題。」

金智英在向自已和丈夫提出問題。「對自身的存在發出追問、對自我進行尋找的可性」,克莉斯蒂娃認為這是一種「回歸」的能力,「它既是回憶,同時也是質疑和思考」。

電影中的金智英和丈夫的深夜對話,正是從小到大各階段被遺忘、被忽視、被歧視的回憶。夫妻深夜對話是透過夫妻與家庭關係互動裡的回憶,在質疑和思考,表達自身的存在性。同時金智英在工具化的對待中,找回對自己的感覺和感性經驗。整本小說或電影,同時是帶我們「回憶、質疑和思考」,重新言說女性的故事。我認為在表達和尋找女性(自我)的存在,是一部珍貴的作品。

讀者可能覺得金智英用「回憶、質疑、思考」和丈夫(伴侶)對話下去,是衝突和吵架以及無解。但我想如同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說的:「眼下,精神生命懂得,要想獲救,就必須給予自己以反抗的時間和空間:決裂、追憶、從頭再來。」我沒有鼓勵衝突吵架,但我鼓勵在衝突的對話中,回歸到自身經驗,思考「我被誰附身?」

克恩騰州《人民報》周日版的「綜合新聞」一欄裡,有這樣一條消息:星期五深夜,A地(G縣)一名51歲的家庭主婦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

這是2019諾貝爾文學獎作者漢德克在他的作品《無欲的悲歌》一書中所描述的開場白,作者對新聞裡無名家庭主婦的故事描述,而這名無名、容易被淡忘的家庭主婦是漢德克的母親。漢德克透過描述母親的一生,來思考母親如何成為他的母親;母親的自我和存在,如何日復一日的在女性處境和母職角色中沉默無語,成為無欲望的人,進而失去做為一個人的感受和價值,最終選擇自殺作為終極的自由。

我大學的時候,我的媽媽曾跟我說過一句話:「等你們長大之後,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就會去自殺。」我到現在對我媽當年對我說的「自殺宣言」感到無力。我希望我媽不要選擇自殺,雖然我覺得常常被她「附身」我很痛苦,但我想「通過保持內心的反抗來保護自己」(Julia Kristeva),是我自救的方式。還有,媽,曾女士,我這篇文章要送給妳,妳不要死。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