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美國「反智傳統」,與其說是「反智」,不如說是「反左」

所謂的美國「反智傳統」,與其說是「反智」,不如說是「反左」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天的美國知識界,最需要的不是捍衛僵化專橫的「政治正確」、反對所謂的「反智傳統」,而是「反左」,因為知識界已淪為美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左禍氾濫的重災區。

納粹和共產黨不會在美國掌權:美國與歐洲的分道揚鑣

在二戰中,《麥田捕手》的作者、作家沙林傑(Jerome D. Salinger)是一名美軍士兵和反情報官,他是率先見證納粹政權全貌的美國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進入德國集中營,見到了難以想像的慘狀:焦屍,一堆堆的焦屍。他寫道:「燒人肉的氣味留在鼻孔裡,怎麼也無法完全消除,活再久也一樣。」

沙林傑的傳記作者描述說,成堆的裸露屍體讓沙林傑看不下去,屍體一堆又一堆,看似全是死人,但有時裡面會傳出聲音,士兵會發現裡面竟然有人還活著。他們發現有些倖存者瘦得不可思議,頰骨明顯到宛如臉上長了角,腕骨也暴凸,皮膚繃成猶如尼龍褲襪,薄到看得見骨頭。軍人見識過太多慘狀了,而沙林傑經歷幾場激戰,不能說經驗不夠,但經驗再豐富的軍人也無法不被這種慘狀嚇倒。

美軍統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第一時間巡視了布亨瓦德和達豪集中營,立即請全球攝影記者前來記錄歷史。他找來巴頓將軍和其他將領,說:「你們非看看不可,因為以後不信這種事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沙林傑很快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在紐倫堡入院治療,讓他心靈不堪重負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他在集中營見到的一切,歐洲是一座猶太人的墳場。他是拯救者,也是受害者,他的身心和性靈都受重創,一生都無法復原。

此一場景也是美國與歐洲分道揚鑣的標誌,美國從此不必在歐洲面前自卑,不必再羨慕歐洲的文化、學術和智慧。歐洲沉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奉行「知識分子治國」的原則: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是哲學博士,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與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大學校長或大學教授,希特勒的內閣中有太多博士;史達林(Joseph Stalin)身邊也充斥著主修「馬克思-列寧神學」的專家和推行計劃經濟的技術官僚。

美國歷史學家理察・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中指出,長期以來,美國雖然成了世界工業領袖國,卻被視為西方世界的「文化盲都」,但在二戰前後,歐洲在文化和道德上逐漸失去對美國居高臨下的地位。最關鍵的原因在於,歐洲誕生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霍夫士達特承認,法西斯是美國人前所未見的極權政治與暴政,歐洲民主列強對它的包容討好也實在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敗筆。納粹與蘇聯在一九三九年的協定——只有那些最容易受騙的人才看不出來布爾什維克的外交手段與法西斯一樣——戳破了蘇維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也使得世人知道共產社會與民主社會的確是不同的。作為一名明顯傾向左派思想的大學教授,霍夫士達特敢於大聲譴責法西斯的暴行,卻對共產主義陣營同樣駭人聽聞的暴行一筆帶過,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太過遙遠,中國歷史學家高華揭露延安真相的傑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西方的讀者遠遠比不上斯諾充滿謊言的《紅星照耀中國》,而中國作家楊繼繩關於大饑荒的傑作《墓碑》至今仍然沒有英文版。

霍夫士達特不可能背叛其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小世界」,他在書中對美國的所謂「反智傳統」提出尖銳批評。但他不得不承認,美國不需要借鏡外國的政治制度或意識形態——在二戰末期,當法西斯死亡集中營的新聞傳出後,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論多麼醜陋的事件都算小巫見大巫了。歐洲的傾頹與苦難忽然讓美國承接起對世界的責任。美國作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說:「美國現在政治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而美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是「民主文化的代表,在立國之初就如是,而在內戰後更蓬勃」。他認為二十世紀「美國有了藝術與文學上卓越的振興」——美國人有理由懷疑知識分子主宰的世界「真的會好嗎」?在美國人看來,隨便從黃頁上找來二十個人組成內閣,一定比從哈佛大學挑選二十個教授組成內閣強。

AP_16206702601215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反對「反智主義」,其實是固守「政治正確」的神光圈

霍夫士達特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他的研究將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融為一體,且博聞強記、妙筆生花,《美國的反智傳統》出版後既暢銷又成為學術經典。這本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今天又引起很多人的興趣,歷史學者余英時指出,「這是和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分不開的。」換言之,人們將川普當選視為美國「反智傳統」的極端體現,霍氏的著作可以充當「批判的武器」。

霍氏從美國的宗教、教育、商業和民主政治等四個面相展開對「反智傳統」的批判。然而,他迴避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真相:這個所謂的「反智傳統」,與其說是「反智」,不如說是「反左」,它是捍衛美國觀念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沒有這道防線,美國或許就淪為美洲版的納粹德國或美洲版的共產黨蘇俄了。

霍氏承認,「我們不應該過度美化智識的功能,所以任何務實地評量智識在人類世界中的位置之舉動,不應該被看成是‘反智’」,他也同意艾略特(T.S. Elliot)的觀點,「智識背後如果沒有人性作為指引,則我們對它只能像看待會下棋的天才兒童,純欣賞而已。」

他也承認此一歷史事實:一九三零年代共產主義對於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的確大於對社會其他人的吸引力,而且真的有過若干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例子——某些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的過度信仰使得他們背叛了國家。其中,有個讓人沉痛而尷尬的案例:一九三八九年八月,納粹與蘇俄簽訂和平條約前夕,有四百名美國知識分子聯合發出宣言反對詆毀蘇俄是「極權政體」,而且認為蘇維埃是「人類和平的中流砥柱」。霍氏雖然是左派,但他這種具有古典氣質的左派還算有良心和常識,不像今天的左派連良心和常識都喪失了。

今天的美國知識界,最需要的不是捍衛僵化專橫的「政治正確」、反對所謂的「反智傳統」,而是「反左」,因為知識界已淪為美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左禍氾濫的重災區。

美國學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一書中所說的「反智」,內涵跟霍夫士達特的「反智」可謂南轅北轍。該書揭示了美國教育界、文化界的「政治正確」教條是如何壓制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教授們立場傾左,藝術家、詩人和愛看外國電影的人也是。在人文及社會科學其他核心領域,左右派人數比幾乎全都超過十比一。

這種失衡情況在新英格蘭名門大學更嚴重。教師之間缺乏政治多元性,從三個方面給學生帶來負面後果。第一,很多大學生很少或沒有接觸政治光譜另一邊的教授。第二,教師之間沒了觀點多元性,代表學生對政治爭議學到的主張往往「左偏」,與真相存在落差。第三個,有些學術社群(尤其是位在美國最「進步」區域的那些),政治同質性太高也太過凝聚,以致產生與大學正常目標背道而馳的集體實體特徵——當集體實體為行動而動員,他們更可能是為了貫徹政治正統,而不是為了容忍對其核心意識形態信念的挑戰。而政治同質的群體更容易發生獵巫,在他們感受到外部威脅時尤其如此。

川普當選的那一天,哈佛大學幾乎一片鬼哭狼嚎,校方甚至下令聽課。而在一所小學甚至有一名跟川普同名的孩子遭遇霸凌——左翼跟極權主義往往只隔一層薄薄的玻璃紙。

RTS1TR29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市場是檢驗智慧的首要標尺

霍氏在書中以專章梳理了美國知識界與商界彼此敵對的歷史與現實。美國知識分子視商業活動為智識的敵人,更通過主流媒體和好萊塢將商人描述成「萬惡之源」,商人都是貪婪、冷酷、自私、道德敗壞的人渣——在「零零七」系列電影中,無所不能的英國情報員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面對的敵人,很多都是富可敵國、妄想統治乃至毀滅世界的商人,比政客、軍閥和獨裁者更壞。

然而,商人是粗鄙無文的「反智主義者」,文人是「反智主義」的狙擊手和智性傳統的捍衛者,這種兩分法是靠不住的。霍氏承認,那些批評或蔑視商人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其實很窘迫:他們的作品與生計是靠大企業設立的基金會贊助,他們不敢到市場上接受檢驗;但一談到「最高原則」或「價值」時,他們馬上雙手握拳要與商人戰鬥了。這是一種可恥的人格分裂,他們連中國古代士大夫「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的品格都不具備。一個走向市場、在市場中搏擊、贏得讀者和人心的作家和學者,跟一個接受政府資助或商人的基金會豢養的作家和學者相比,誰更有智慧呢?

霍氏並未論及另一種更大的分裂:那些聲稱反對商業文化的知識人個體及機構,偏偏又是最商業化的。比如,好萊塢宛如一部巨型印鈔機,靠販賣對商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的仇恨來賺得金山銀山;又比如,貌似清高的大學,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的常春藤名校,同樣是巨型商業機器,教育是最賺錢的買賣,哈佛大學每年得到近四百億美金捐款,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吸納了包括習近平的女兒、薄熙來的兒子在內的許多獨裁國家的官二代,此種行徑如同幫助希特勒和史達林培養接班人,他們並不以此為恥。

反之,真正的商業主義並非「反智主義」的一部分,市場是檢驗智性的重要標尺——即便不是唯一的標尺。美國普通民眾有一種對白手起家者的尊敬,他們相信:「這個國家中最傑出的與最有衝勁的人並不是生於富豪之家或是名門的人,而是那些靠著自己的努力而獲致財富與名望的人。這個國家的繁榮都是靠這類人。」白手起家者是這個國家的標桿,這個詞語的發明者克雷(Henry Clay)說:「在肯塔基州,每一個我所知道的工廠都是有企業心的白手起家者設立的,他們靠著耐心與勤勉工作而累積了財富。」

美國人的信念是,意志力和信心比智商或天才更重要——如何培養勤儉、勤奮工作、堅毅恆心與不嗜飲酒的精神才應當是教育的核心。這也是川普的信念。川普是經歷了市場的重重考驗和淘洗的成功者,而川普的那些民主黨對手們,大多數都是終身官僚機構中好吃懶做的蛀蟲。

商場是創造者的大海,商業是美國強大的基石。美國精神不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左派正義論,而是艾茵・蘭德(Ayn Rand)的個人主義——艾茵・蘭德在其代表作《源泉》中指出,唯有建立在個人主義原則上的國家才是最高尚的國家,「這是一個具有最偉大成就,最偉大的繁榮和最偉大的自由的國度。這個國家不是建立在無私的服務、犧牲、放棄,或者任何一條利他主義的箴言之上。它建立在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之上。」她堅信,文明就是一個將個人從人類中間解放出來的過程,她也看到了美國的危機所在,「而今,在我們這個時代,集體主義、這個二手貨和二流子的信條,這個古老的怪物,又冒出來橫行霸道。它將人們帶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層次——知識分子的沉淪。它造就了史無前例的恐怖。它毒害了每一個心靈。它已經將歐洲的大部分吞噬。它即將吞噬我們的國家。」

RTX739OO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美國基督教傳統的三個分支:清教徒、靈恩派與成功神學

霍夫士達特在書中探討了美國的基督教精神與「反智傳統」之關係。他不是基督教神學家,卻比很多「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牧師和基督徒,對種種不同的基督教有辨別能力。基督教不能泛泛而論,不同宗派與脈絡的基督教之差異,甚至大於基督徒與無神論者之差異。

在美國,大體而論,基督教傳統有三條線索。其「正傳」或「真傳」當然是清教徒傳統,可惜清教徒傳統在當代已由大江大河變成涓涓細流。霍氏認為,清教徒傳統強調教育與學問,那些創建了哈佛大學的牛津與劍橋畢業的清教徒,非常注重對聖經的詮釋與理性討論,而不贊成狂亂的激情式崇拜。當年,清教徒式的講道結合了哲學、虔敬與學養;事實上,他們的群眾教育的目標之一,乃是訓練一群能了解如此講道內容的教友。清教徒神學的一個焦點在於:清教徒的運作本來就在智性與感性中尋求平衡。「如果沒有理性,則沒有真正的信仰。在宗教中真理與意義永遠是必要因素,而理性是辨識它們的工具。……如果我們給上帝的是‘愚人的奉獻’,則上帝不會悅納。」

霍氏是歷史學家,對美國歷史自然娓娓道來:在美國初期的歷史中,有兩種知識分子具有權力,一是清教徒的牧師,另一類則是建國始祖們。清教徒牧師創立了新英格蘭的智識主義傳統,而且培養出堅毅的精神。而建國之父們留下的遺產也深受清教徒思想的影響,他們給這個新國家一個融貫完整而可行的價值體系,給予其認同上的定義,給予其歷史定位,提供國族存在感,以及一個行政體系與政治規則。

但霍氏沒有論及的是,這兩種人其實有相當的重合部分——比如,唯一一位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牧者是長老會牧師兼新澤西學院(普林斯頓大學之前身)院長約翰・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威瑟斯龐主張,自由和政治公正能夠促進「對神和其真理的認識」。他還提醒基督徒公民要在公共事務上顯出個人美德:「要記得,你對上帝、國家、家庭和你自己的責任都是一樣的。」他聲稱,牢記這個責任,是為了公共利益:「如果一個國家的風格是純潔的,如果真正的信仰和內在的原則都生生不息,那麼即使最強大的敵人企圖反對它們,也往往會受挫失敗,以失望告終。」威氏是牧師兼公共知識分子之典範。

然而,約翰・威瑟斯龐在一篇題為《上帝護理的主權在人的激情之上》的講道中的警告,並未引起教會和信徒的警醒。半個多世紀之後,在「大覺醒」運動中登場的正是將人的激情放在上帝的護理之上的「振奮派」,即後來的靈恩派。人的激情壓倒了聖經真理,感性壓倒了理性,基督教被民間宗教化,甚至每個傳統宗派都被諾斯替主義所影響和滲透,基督教內部的「反智主義」由此而產生。

另一個分支就是霍氏所說的「宗教淪為世俗的工具」,即當代美國教會盛行的「成功神學」。那些超大型教會的牧師宛如從事傳銷的推銷員,外表光鮮、衣冠楚楚、口若懸河,不亞於偶像級娛樂及體育明星。他們宣稱:「如果你信教,你的薄弱意志、自卑感、恐懼、罪惡感或其它任何阻礙你發揮能力的障礙都會消失。」美國神學家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說,美國當代宗教有一種趨勢,就是「將宗教視為可以增加個人力量的一種東西,而非關於靈魂如何受天啟指引而改造的東西」。因此,其結果是「人是宗教的核心,而上帝成為人的幫手而不是審判者與救贖者」。這就不是「神本主義」而是「人本主義」了。這種成功神學當然也是「反智主義」的。

靈恩派和成功神學,以及它們的合流(它們必然走向合流,「醫病趕鬼」、「長命百歲」和「發大財」是其「規定動作」),肯定不是基督教的真意。真正的基督教絕對不是「反智主義」的宗教,清教徒神學是最高理性與最高感性的完美融合,是「因真理,得自由」。如果用作為世俗主義者的霍夫士達特的話來說,「智識」就是指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創造與思索的能力,專業角色與技術並不會讓一個人成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具備某些元素——不偏頗的聰慧、推理能力、自由想像、第一手觀察能力、創造力與尖銳的批判力;那麼,在清教徒傳統中可以找到這一切。美國未來的成敗,端賴美國人是否具有足夠的智慧、耐心和德性,重新找回這一幾乎失落的傳統。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