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實踐之路:民主作為技術,每位工人都可以是合作事業的主人

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實踐之路:民主作為技術,每位工人都可以是合作事業的主人
在夜裡最深黯的地下室,地下勞動合作社經營的「南機拌飯」,猶自發著微光。|Photo Credit: 徐卉馨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合作社沒有內建民主魔法,而好的民主都在人的實驗、實踐中,慢慢生長。合作社可說是將「黑手變頭家」的過往奇蹟,轉移成「每位黑手就是自己的頭家」。

凌晨時分,宿舍內一排排房間門扉緊閉,學生都還在熟睡的夢境。秋月阿姨就著窗口稀微的天光,提著掃帚畚斗,臂彎勾著水桶,走上無人而寂靜的樓梯。

昨晚的浴室濕氣未散,秋月阿姨沖洗過地板,再一一刷洗隔壁廁所的每個隔間,撿走洗手檯的洋蔥、蘿蔔渣,這才脫掉手套清洗發白僵冷的手指。當擰過拖把,再直起腰背時,秋月阿姨連脊椎的骨縫都酸透了。

不過,這只是她今天清掃範圍的其中一間浴廁而已。

待到秋月阿姨和清潔工同事們靜靜結束兩層樓工作,才和稀疏幾個早起的學生擦肩而過,走下這時才迴盪起腳步聲的階梯。天亮過後,校園又變回乾淨的面貌。

「不願留下,就自己走人吧」

校園在清潔工日復一日的工作中,維持其乾淨有序的光亮。不過,在學校與廠商簽約的清潔標案,卻經常是光照不進的灰色地帶。

自2001年開始,政大校園開始將校內清潔業務外包給清潔公司,在「最低標」的招標規則下,由開出最低價格的廠商得標。通常,得標公司繼續與同一批清潔員簽訂勞雇契約,清潔員以派遣形式繼續在校園工作。雇主廠商隨著標案來來去去,承包方學校隔著一紙契約,以委託者的身分,並未完全監督契約的執行狀況。

2008年,政大異議性社團種子社開啟清潔工訪調工作時,學生從一兩位願意透露勞動條件的清潔工口中,發現清潔工們負擔著過重的工作量。

由學校核准招標廠商提出的標案,內容理應包含依照校園清潔範圍,所估算出來的合理人數。為何在實際運作上,會讓每個清潔工負擔「過高的工作量」?種子社社員逐步探索標案運作,才循線發現,承包政大清潔勞務的金都公司當初在「投標標價清單分析表」估計需要108人,實際上卻只進用71人。多出的37個人份勞務,又分攤到每個人身上,讓清潔工即使做滿八小時,還必須額外加班,才能完成自己的掃區。與沉重的勞務相對的,卻是微薄的薪資,清潔工月薪一萬六千元,完全沒有加班費。

雞蛋的聲音真的可以傳到高牆中嗎?種子社曾因而發起學生校內遊行,不料陳抗過後,清潔工們曾應校方邀請,到總務處了解事態。事後,他們手頭飯碗保住,但所有去過的人,卻都被廠商發了一張自願離職單:不願留下,就請自己走人吧。

種子清潔合作社(由種子社學生創立)理事任君翔回憶起當初學長姐抗爭的場面,無奈地道出校方規避的心態,「清潔工沒辦法看到合約,當然不會知道當初廠商怎麼跟學校估算人數。」只要廠商可以完成校園清潔工作的業務,校方在法律上沒有責任監管合約行使狀況。任君翔也坦言,「只要不要留下違法證據,學校是沒辦法做任何監督。」

自此,清潔工學會「願意做就低調,不願意就離開」的生存之道,歡喜做甘願受,才能端好這碗飯。其實,有些廠商採取彈性管理,清潔工也被允許能在休息時間就近照顧下課的孩子,甚至有主管幫清潔工的親戚介紹工作,職場中亦有默許和互利,使得清潔工之間,並沒有一致支持爭取勞動權益的行動。

此外,每當來到標案換約期,就是「工作崗位調動、工作權不保的時期。」任君翔嘆道。在新舊廠商之間,有一份「清潔工黑名單」,讓新廠商決定是否資遣「表現不佳」的清潔工。

2017年,一名莊敬一舍住宿生以兩面A4紙篇幅, 一狀告到宿服會,投訴清潔工工作不力,指證歷歷,像是:「垃圾桶未裝上垃圾袋」。其實,廠商從未提供給清潔工們垃圾袋使用。接獲控訴的主管氣極敗壞,拿起這封不具名信件,一字一句當面唸給這名「表現不佳」的清潔工聽,她也因而在換約之際,失去了這份工作。

據種子社細算,莊敬一舍二、三樓加起來總共260個床位,一名清潔工一天的工作量包含:處理260人的垃圾量,清潔兩層樓共56間淋浴間加廁所。清潔工年齡平均65到70歲,日領700元新台幣,如何計較學生口中每一條磁磚縫的白淨?

雖練就純熟技巧,清潔工卻也積出渾身傷病。部分清潔員離開政大後,年歲已長,再次面對就業市場時處處碰壁,無處容身。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非典型工作者近82萬人,占全體就業人數約7%。

在現行的外包制度和經濟邏輯中,廠商追求最大利潤,校方也沒有責任積極監督廠商。以政大清潔工為例,在職場上,他們不只工作負擔過大、高工時和低薪資,因工作受傷請假時會遭到刁難,還有隨著廠商轉移時,可能被解雇的不穩定性,且最終也沒有年資累積的相關福利。

在資本主導的經濟邏輯中,勞動力的配置以企業獲利為前提。非典型勞工出現於全球經濟變遷的浪潮中,企業強調靈活精簡的人力策略,不再需要如此多穩定受雇的員工。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在《如何改變社會》中分析,日本後工業社會帶來的資訊科技和發達經濟全球化,讓「技術純熟的工人也不再被需要,僅聘用短期的非典型勞工來應付單純勞務。」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馬財專在〈非典型就業之勞動保障與薪資低落化〉指出,非典型就業的浪潮在1990年代起蔓延至東亞地區。派遣員工雖於要派公司工作,但隸屬於派遣公司,並隨著工作職務變動,轉換到其他有需求的要派公司。然而在職場中,派遣業往往成為企業規避其雇主責任的卸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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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從派遣工到合作社

冬天下午少見的暖陽裡,種子清潔勞動合作社準備在國宅中開會。

社員秋月阿姨年輕時從花蓮部落來到台北,與丈夫離異後,將兩個孩子帶在身邊。對秋月阿姨來說,在政大工作可以就近照顧孩子,但是,她在這裡工作19年,來了七個廠商,她就換了七位雇主。所以孩子大了,當她不耐職場不公而離職時,沒有年資累積,沒有資遣費。家中桌子其中一腳瘸了,底下拿幾本書撐好,仍舊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