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實踐之路:民主作為技術,每位工人都可以是合作事業的主人

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實踐之路:民主作為技術,每位工人都可以是合作事業的主人
在夜裡最深黯的地下室,地下勞動合作社經營的「南機拌飯」,猶自發著微光。|Photo Credit: 徐卉馨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合作社沒有內建民主魔法,而好的民主都在人的實驗、實踐中,慢慢生長。合作社可說是將「黑手變頭家」的過往奇蹟,轉移成「每位黑手就是自己的頭家」。

三位社員和兩位幹部圍著桌子分享熱茶,攤開幹部劉耀璘印好的議程,大家聊起過去一個月來接到的案子。社員心怡說了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累積厚厚水垢的浴缸,「底部的十字花紋都不見了!」憑著多年清潔經驗,她辨認出浴缸材質是塑鋼的,於是小心用焗油、最粗的咖啡色菜瓜布,以適當力道刷洗。靜靜聆聽的秋月阿姨,也想起某個案主家烤箱經年累積的陳垢,笑著說,「那個(烤箱)要用『尻』的欸!」

會議開到晚飯時間,劉耀璘拿出垃圾袋、清潔劑、菜瓜布等工具,三位社員彼此分配妥當,散會。秋月阿姨將及腰長髮綁成馬尾,用族語開朗地和話筒另一頭的大姐說話。

秋月阿姨家中電視櫃裡裝有KTV設備,採訪時還告訴我,「我很會說話欸!」不過,秋月阿姨也告訴我,她在合作社其實仍在練習如何說話,如何表達工作上的心情與經驗。

最初,為了試圖參與學校標案,種子清潔勞動合作社(以下簡稱種子合作社)應運而生。投標失敗的種子合作社,則轉而思考進入居家清潔產業的可能。種子社嘗試成立合作社,看重的便是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學著表達自己,這也成為每次開會的重點。

在種子社同學的邀請下,從政大離開、待業中的秋月阿姨加入種子合作社。雖然清潔經驗豐富,但這是她第一次嘗試居家清潔。

經由作家林立青介紹,秋月阿姨來到深坑山上的案主家中打掃。第一次出任務,秋月阿姨很快就能根據案主家中情況,掌握清潔的眉角。在浴室清潔時,手拿衛生紙的塑膠外袋,俐落拾起因濕黏成團而難以掃掉的毛髮。「做清潔,工具對了比什麼都還重要。」秋月阿姨說。早上九點到中午十二點半,秋月阿姨掃完辦公室、三間廁所與兩間浴室,原先染上土塵的白色瓷磚地板,恢復澄亮原貌,甚至可以隱隱映出人影。

若在清潔公司,公司直接抽成,清潔器材也自付。這趟工作,合作社收到1750元費用酬勞,其中有1225元是秋月阿姨的收入,剩下則是勞保勞退、清潔器材等費用。這是種子合作社的社員大會中,三位社員和理事、監事們共同討論出的收入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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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種子合作社
秋月阿姨加入合作社後,到案主家居家清潔的情形。

工人可以是公司的主人

合作經濟即為社會經濟,合作社在歐洲一直是社會經濟組織之一。不過,在台灣,合作經濟雖不被視為資本經濟,卻也沒有被廣泛作為社會經濟來討論。此外,合作社雖與中小企業規模類似,命運卻截然不同。

合作社與中小企業同是營利機構,但主管機關是內政部人民團體司,而非經濟部,接收的待遇與扶持全然不同,沒有中小企業琳琅滿目的輔導資源。據經濟部統計,2018年政府協助中小企業輔導經費約280億元、協助中小企業專案貸款約22億元。而合作社也沒有社會企業逐漸抬升的知名度:經濟部統計,民眾聽過社會企業的比例,從2015年的18.9%,2018年上升至30.6%。

台灣社會的勞動故事,除卻競爭與控制的企業邏輯,或是個人主義式的奮鬥勵志史外──例如過去傳唱台灣街頭的〈愛拚才會贏〉,能否發展出共同生活、共同合作的想像?曾與政大學生分享勞動合作社概念,且碩士論文研究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洪敬舒問道,「勞工有沒有可能成為公司的主人?」

合作社在台灣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自日治時期的「信用合作」模式,1934年制定的《合作社法》提供了法源,而修法後則明確將勞動合作社定義為「提供勞作、技術性勞務或服務之業務。」並將合作社分為十類:生產、運銷、供給、利用、勞動、消費、公用、運輸、信用、保險。一般在校園的消費社,或常聽見的信用合作社都在此列。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統計年報顯示,2018年的台灣共有4082個合作社,擁有273萬多位社員。「看起來人數很多,但去掉有爭議的、不太符合合作社運作原則的,我覺得是寥寥可數。」洪敬舒說。

洪敬舒指出,台灣合作社的類型不是以勞動為主,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才是大宗,人數也最多。「合作領域的金融業,有他們自己的金融型合作社,通常叫信用合作社。台灣的信用合作社在1995年金融自由化、去管制化後,大部分的信用合作社都商業化了。內部是否還按照合作社的邏輯來運作,是有爭議的。」

洪敬舒提醒,「民主的管理、意識還沒被建構之前,直接跳到合作社,有些扭曲的事情就會出現。」至於合作社能不能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中另闢蹊徑,皆與社會對於工作、勞動的觀念息息相關。而合作社本質上仍屬營利機構,但運行上不以資本為核心,而是以人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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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種子合作社
種子合作社開會情形。

重新拾起被高度競爭市場棄置的互助、民主精神,事實上,對勞工而言也是一場腦內翻轉的思考運動。

每一位社員在共同規畫、討論社務發展時,從直接被分配工作,到怎麼分配工作,就是一段思考的路途。秋月阿姨曾坦白,「我年紀大了,有時候想到開會,也是會有壓力。」而對於種子合作社內擔任理、監事的大學生而言,從拿著麥克風的倡議、監督者,轉為參與者的角色,落實「合作」價值的第一關,就是練習溝通:如何將理念化為易懂的語言,如何創造讓每位社員都能好好傳達心裡想法的討論環境。這得從每次的開會流程營造起。

但是,在沒有「效率」這個主流競爭利器的情況下,合作社如何面對市場?洪敬舒說,「其實,做好的決定,遠比快的決定更重要。」

以種子合作社的民主模式為例,合作社沒有由上而下的傳統治理結構,而是讓每位社員彼此連結,一起研究如何接案、財務等流程,頻繁的討論往返,確實較為費時。「有人會說企業面臨的市場瞬息萬變,但如果你理解合作社的邏輯,就會知道合作社之所以可以存活,正因為他不快。」洪敬舒說明,一般企業為了因應快速變化,常常做了錯誤決策。而合作社中的每個人都能提出不同想法,因此可以避免一人決策的片面性能創造好的因應方案。

民主作為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