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實踐之路:民主作為技術,每位工人都可以是合作事業的主人

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實踐之路:民主作為技術,每位工人都可以是合作事業的主人
在夜裡最深黯的地下室,地下勞動合作社經營的「南機拌飯」,猶自發著微光。|Photo Credit: 徐卉馨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合作社沒有內建民主魔法,而好的民主都在人的實驗、實踐中,慢慢生長。合作社可說是將「黑手變頭家」的過往奇蹟,轉移成「每位黑手就是自己的頭家」。

凌晨時分,宿舍內一排排房間門扉緊閉,學生都還在熟睡的夢境。秋月阿姨就著窗口稀微的天光,提著掃帚畚斗,臂彎勾著水桶,走上無人而寂靜的樓梯。

昨晚的浴室濕氣未散,秋月阿姨沖洗過地板,再一一刷洗隔壁廁所的每個隔間,撿走洗手檯的洋蔥、蘿蔔渣,這才脫掉手套清洗發白僵冷的手指。當擰過拖把,再直起腰背時,秋月阿姨連脊椎的骨縫都酸透了。

不過,這只是她今天清掃範圍的其中一間浴廁而已。

待到秋月阿姨和清潔工同事們靜靜結束兩層樓工作,才和稀疏幾個早起的學生擦肩而過,走下這時才迴盪起腳步聲的階梯。天亮過後,校園又變回乾淨的面貌。

「不願留下,就自己走人吧」

校園在清潔工日復一日的工作中,維持其乾淨有序的光亮。不過,在學校與廠商簽約的清潔標案,卻經常是光照不進的灰色地帶。

自2001年開始,政大校園開始將校內清潔業務外包給清潔公司,在「最低標」的招標規則下,由開出最低價格的廠商得標。通常,得標公司繼續與同一批清潔員簽訂勞雇契約,清潔員以派遣形式繼續在校園工作。雇主廠商隨著標案來來去去,承包方學校隔著一紙契約,以委託者的身分,並未完全監督契約的執行狀況。

2008年,政大異議性社團種子社開啟清潔工訪調工作時,學生從一兩位願意透露勞動條件的清潔工口中,發現清潔工們負擔著過重的工作量。

由學校核准招標廠商提出的標案,內容理應包含依照校園清潔範圍,所估算出來的合理人數。為何在實際運作上,會讓每個清潔工負擔「過高的工作量」?種子社社員逐步探索標案運作,才循線發現,承包政大清潔勞務的金都公司當初在「投標標價清單分析表」估計需要108人,實際上卻只進用71人。多出的37個人份勞務,又分攤到每個人身上,讓清潔工即使做滿八小時,還必須額外加班,才能完成自己的掃區。與沉重的勞務相對的,卻是微薄的薪資,清潔工月薪一萬六千元,完全沒有加班費。

雞蛋的聲音真的可以傳到高牆中嗎?種子社曾因而發起學生校內遊行,不料陳抗過後,清潔工們曾應校方邀請,到總務處了解事態。事後,他們手頭飯碗保住,但所有去過的人,卻都被廠商發了一張自願離職單:不願留下,就請自己走人吧。

種子清潔合作社(由種子社學生創立)理事任君翔回憶起當初學長姐抗爭的場面,無奈地道出校方規避的心態,「清潔工沒辦法看到合約,當然不會知道當初廠商怎麼跟學校估算人數。」只要廠商可以完成校園清潔工作的業務,校方在法律上沒有責任監管合約行使狀況。任君翔也坦言,「只要不要留下違法證據,學校是沒辦法做任何監督。」

自此,清潔工學會「願意做就低調,不願意就離開」的生存之道,歡喜做甘願受,才能端好這碗飯。其實,有些廠商採取彈性管理,清潔工也被允許能在休息時間就近照顧下課的孩子,甚至有主管幫清潔工的親戚介紹工作,職場中亦有默許和互利,使得清潔工之間,並沒有一致支持爭取勞動權益的行動。

此外,每當來到標案換約期,就是「工作崗位調動、工作權不保的時期。」任君翔嘆道。在新舊廠商之間,有一份「清潔工黑名單」,讓新廠商決定是否資遣「表現不佳」的清潔工。

2017年,一名莊敬一舍住宿生以兩面A4紙篇幅, 一狀告到宿服會,投訴清潔工工作不力,指證歷歷,像是:「垃圾桶未裝上垃圾袋」。其實,廠商從未提供給清潔工們垃圾袋使用。接獲控訴的主管氣極敗壞,拿起這封不具名信件,一字一句當面唸給這名「表現不佳」的清潔工聽,她也因而在換約之際,失去了這份工作。

據種子社細算,莊敬一舍二、三樓加起來總共260個床位,一名清潔工一天的工作量包含:處理260人的垃圾量,清潔兩層樓共56間淋浴間加廁所。清潔工年齡平均65到70歲,日領700元新台幣,如何計較學生口中每一條磁磚縫的白淨?

雖練就純熟技巧,清潔工卻也積出渾身傷病。部分清潔員離開政大後,年歲已長,再次面對就業市場時處處碰壁,無處容身。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非典型工作者近82萬人,占全體就業人數約7%。

在現行的外包制度和經濟邏輯中,廠商追求最大利潤,校方也沒有責任積極監督廠商。以政大清潔工為例,在職場上,他們不只工作負擔過大、高工時和低薪資,因工作受傷請假時會遭到刁難,還有隨著廠商轉移時,可能被解雇的不穩定性,且最終也沒有年資累積的相關福利。

在資本主導的經濟邏輯中,勞動力的配置以企業獲利為前提。非典型勞工出現於全球經濟變遷的浪潮中,企業強調靈活精簡的人力策略,不再需要如此多穩定受雇的員工。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在《如何改變社會》中分析,日本後工業社會帶來的資訊科技和發達經濟全球化,讓「技術純熟的工人也不再被需要,僅聘用短期的非典型勞工來應付單純勞務。」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馬財專在〈非典型就業之勞動保障與薪資低落化〉指出,非典型就業的浪潮在1990年代起蔓延至東亞地區。派遣員工雖於要派公司工作,但隸屬於派遣公司,並隨著工作職務變動,轉換到其他有需求的要派公司。然而在職場中,派遣業往往成為企業規避其雇主責任的卸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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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從派遣工到合作社

冬天下午少見的暖陽裡,種子清潔勞動合作社準備在國宅中開會。

社員秋月阿姨年輕時從花蓮部落來到台北,與丈夫離異後,將兩個孩子帶在身邊。對秋月阿姨來說,在政大工作可以就近照顧孩子,但是,她在這裡工作19年,來了七個廠商,她就換了七位雇主。所以孩子大了,當她不耐職場不公而離職時,沒有年資累積,沒有資遣費。家中桌子其中一腳瘸了,底下拿幾本書撐好,仍舊耐用。

三位社員和兩位幹部圍著桌子分享熱茶,攤開幹部劉耀璘印好的議程,大家聊起過去一個月來接到的案子。社員心怡說了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累積厚厚水垢的浴缸,「底部的十字花紋都不見了!」憑著多年清潔經驗,她辨認出浴缸材質是塑鋼的,於是小心用焗油、最粗的咖啡色菜瓜布,以適當力道刷洗。靜靜聆聽的秋月阿姨,也想起某個案主家烤箱經年累積的陳垢,笑著說,「那個(烤箱)要用『尻』的欸!」

會議開到晚飯時間,劉耀璘拿出垃圾袋、清潔劑、菜瓜布等工具,三位社員彼此分配妥當,散會。秋月阿姨將及腰長髮綁成馬尾,用族語開朗地和話筒另一頭的大姐說話。

秋月阿姨家中電視櫃裡裝有KTV設備,採訪時還告訴我,「我很會說話欸!」不過,秋月阿姨也告訴我,她在合作社其實仍在練習如何說話,如何表達工作上的心情與經驗。

最初,為了試圖參與學校標案,種子清潔勞動合作社(以下簡稱種子合作社)應運而生。投標失敗的種子合作社,則轉而思考進入居家清潔產業的可能。種子社嘗試成立合作社,看重的便是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學著表達自己,這也成為每次開會的重點。

在種子社同學的邀請下,從政大離開、待業中的秋月阿姨加入種子合作社。雖然清潔經驗豐富,但這是她第一次嘗試居家清潔。

經由作家林立青介紹,秋月阿姨來到深坑山上的案主家中打掃。第一次出任務,秋月阿姨很快就能根據案主家中情況,掌握清潔的眉角。在浴室清潔時,手拿衛生紙的塑膠外袋,俐落拾起因濕黏成團而難以掃掉的毛髮。「做清潔,工具對了比什麼都還重要。」秋月阿姨說。早上九點到中午十二點半,秋月阿姨掃完辦公室、三間廁所與兩間浴室,原先染上土塵的白色瓷磚地板,恢復澄亮原貌,甚至可以隱隱映出人影。

若在清潔公司,公司直接抽成,清潔器材也自付。這趟工作,合作社收到1750元費用酬勞,其中有1225元是秋月阿姨的收入,剩下則是勞保勞退、清潔器材等費用。這是種子合作社的社員大會中,三位社員和理事、監事們共同討論出的收入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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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種子合作社
秋月阿姨加入合作社後,到案主家居家清潔的情形。
工人可以是公司的主人

合作經濟即為社會經濟,合作社在歐洲一直是社會經濟組織之一。不過,在台灣,合作經濟雖不被視為資本經濟,卻也沒有被廣泛作為社會經濟來討論。此外,合作社雖與中小企業規模類似,命運卻截然不同。

合作社與中小企業同是營利機構,但主管機關是內政部人民團體司,而非經濟部,接收的待遇與扶持全然不同,沒有中小企業琳琅滿目的輔導資源。據經濟部統計,2018年政府協助中小企業輔導經費約280億元、協助中小企業專案貸款約22億元。而合作社也沒有社會企業逐漸抬升的知名度:經濟部統計,民眾聽過社會企業的比例,從2015年的18.9%,2018年上升至30.6%。

台灣社會的勞動故事,除卻競爭與控制的企業邏輯,或是個人主義式的奮鬥勵志史外──例如過去傳唱台灣街頭的〈愛拚才會贏〉,能否發展出共同生活、共同合作的想像?曾與政大學生分享勞動合作社概念,且碩士論文研究台灣勞動合作社的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洪敬舒問道,「勞工有沒有可能成為公司的主人?」

合作社在台灣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自日治時期的「信用合作」模式,1934年制定的《合作社法》提供了法源,而修法後則明確將勞動合作社定義為「提供勞作、技術性勞務或服務之業務。」並將合作社分為十類:生產、運銷、供給、利用、勞動、消費、公用、運輸、信用、保險。一般在校園的消費社,或常聽見的信用合作社都在此列。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統計年報顯示,2018年的台灣共有4082個合作社,擁有273萬多位社員。「看起來人數很多,但去掉有爭議的、不太符合合作社運作原則的,我覺得是寥寥可數。」洪敬舒說。

洪敬舒指出,台灣合作社的類型不是以勞動為主,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才是大宗,人數也最多。「合作領域的金融業,有他們自己的金融型合作社,通常叫信用合作社。台灣的信用合作社在1995年金融自由化、去管制化後,大部分的信用合作社都商業化了。內部是否還按照合作社的邏輯來運作,是有爭議的。」

洪敬舒提醒,「民主的管理、意識還沒被建構之前,直接跳到合作社,有些扭曲的事情就會出現。」至於合作社能不能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中另闢蹊徑,皆與社會對於工作、勞動的觀念息息相關。而合作社本質上仍屬營利機構,但運行上不以資本為核心,而是以人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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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種子合作社
種子合作社開會情形。

重新拾起被高度競爭市場棄置的互助、民主精神,事實上,對勞工而言也是一場腦內翻轉的思考運動。

每一位社員在共同規畫、討論社務發展時,從直接被分配工作,到怎麼分配工作,就是一段思考的路途。秋月阿姨曾坦白,「我年紀大了,有時候想到開會,也是會有壓力。」而對於種子合作社內擔任理、監事的大學生而言,從拿著麥克風的倡議、監督者,轉為參與者的角色,落實「合作」價值的第一關,就是練習溝通:如何將理念化為易懂的語言,如何創造讓每位社員都能好好傳達心裡想法的討論環境。這得從每次的開會流程營造起。

但是,在沒有「效率」這個主流競爭利器的情況下,合作社如何面對市場?洪敬舒說,「其實,做好的決定,遠比快的決定更重要。」

以種子合作社的民主模式為例,合作社沒有由上而下的傳統治理結構,而是讓每位社員彼此連結,一起研究如何接案、財務等流程,頻繁的討論往返,確實較為費時。「有人會說企業面臨的市場瞬息萬變,但如果你理解合作社的邏輯,就會知道合作社之所以可以存活,正因為他不快。」洪敬舒說明,一般企業為了因應快速變化,常常做了錯誤決策。而合作社中的每個人都能提出不同想法,因此可以避免一人決策的片面性能創造好的因應方案。

民主作為技術

如何管理自己、與人合作?民主不只是價值,更是一門技術。「民主作為技術,就有純熟與否之分。」地下勞動合作社共同創辦人之一李仲庭說。他領著前來採訪的我,到他們經營的「南機拌飯」所在地忠恕社區外頭時,回憶起創立初期。一群社會新創者、藝術家,在朋友的介紹下,看中這個老市場荒廢後留下的地下室空間。

回字形社區懷抱著長著挺拔椰樹的明亮中庭,小廟、飲食店和住戶層樓相依、比肩而居,停留著台灣70年代的氛圍。入夜裡光影幢幢,縱橫交錯的簷廊,交頸而眠。

「南機拌飯」自2017年成立以來,攪拌著都市更新、地方文化、社區營造、合作經濟等專案計畫,和忠恕社區緊緊鑲嵌在一起,作為社區共同生活的一份子,就像小店或小廟一樣,生存在社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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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徐卉馨
南機拌飯一景。附近居民對南機拌飯的其中一個主要印象,是每週的社區食享與送餐。

民主作為一種技術,當然有成熟與否之分。效率低並不是因為合作社天生內建民主價值,而是社員共同經營經濟事業的民主知識經驗不足。地下勞動合作社每兩個月開社員大會時,所有社員會一起討論財報。合作社雖然不以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但社員仍要知道「同甘共苦的界線在哪裡」。李仲庭笑著說。

「南機拌飯」在夜裡最深黯的地下室,猶自發著微光,我離開時,掛上「會議中」的他們,在小小的木造隔間中,討論的笑語滿溢到門口。卸除競爭對每個人的威脅,人與人之間重新練習的是,如何對彼此真誠。

「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知名瑞士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這句描述外籍勞工的話流傳甚廣,不過,不管何處需要勞動力時,來的其實一直都是人。如何共同勞動其實是探問,人們重新思考自身參與世界的方法。一如李仲庭所說「合作社沒有內建民主魔法」,無法自動解決一切問題,而好的民主都在人的實驗、實踐、實作當中,慢慢生長。

合作社可說是將「黑手變頭家」的過往奇蹟,轉移成「每位黑手就是自己的頭家」。從人與人的交流中生長出來的合作社,接著要轉為營利組織尋求自立。不過,合作之前,應該要談自立,就如洪敬舒在席間提出,合作社界自立,發展出讓人們得以依循的「典範」,正是未來台灣社會合作社運動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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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