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西齋深巷》:如果不及時離開台灣,我們一家四人都會慘死在那裡

蘇曉康《西齋深巷》:如果不及時離開台灣,我們一家四人都會慘死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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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至今記得七○年華北那個早晨的霧靄中,父親的臉蒙了一層鏽,再也沒有滌清,永遠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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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曉康

老夫子

話說那廂中宣部的陸定一遭殃,這廂《紅旗》雜誌的陳伯達卻如日中天,同在沙灘大院裡,卻金石糞土。一九六六年林彪有一個「五一八」講話,陸定一就倒了,而五月廿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江青還在陳伯達的手下,一口一個「老夫子」的叫他。

因此在沙灘大院,不會有陳伯達的大字報,不僅他的「隱私」絕無外泄,還照舊偷雞摸狗。住在「紅後樓」的一個《紅旗》女職工,我們管她叫阿姨,是陳的祕書,伺候他極精心,一日見陳伯達辦公室深夜還亮著燈,便做了碗麵送去,又怕驚動「首長」,未敲門而入,不幸撞見「首長」的幽會,那阿姨嚇得失手摔了那一碗麵,尖叫逃走。可是,她轉眼就成了「反革命」,日後死去活來,待六七年後我再見到她時,已成一白髮呆滯的老媼。然而,那深夜與陳伯達幽會的另一女職工,卻飛黃騰達起來,年年陪陳上天安門城樓,同毛澤東一道「檢閱」歡騰跳躍的紅衛兵,或者是鋼甲鐵戟的解放軍,也進大會堂裡去開了「九大」、「十大」。自然,此人也不免與陳伯達一損俱損,逃不過成為另一個「反革命」,另一個呆滯的老媼。

對於陳伯達,大院小孩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福建人,講了一口閩南話,沒人聽得懂,作報告、發指示,都要有人翻譯。陳伯達是「大秀才」,還有如康生、胡喬木、胡繩、吳冷西等,他們在知識水準上,並不比毛澤東高明,畏其如君是很自然的,他們本身也是沒有什麼思想和見解的,基本上只是一個文字匠,這樣的人處於高位,在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力集團中唯有形同寒蟬,戰戰兢兢,到了權力傾軋的關頭,也是轉瞬就成粉齏的,所以他們的心理恐懼是日日夜夜的,巨大的緊張,唯有靠陰謀釋放,康生陳伯達胡喬木皆如此。

中共的「秀才」幫,大致是抗戰時代去「延安聖地」的大學生,為中共聚集了大量人才,這也是日後這個流寇型的暴力集團能夠成功執政的關鍵。青年學生進入「黨的體制」,而黨內已有森嚴的等級階層、意識形態、禁忌規章,要循規蹈矩才能生存、上升,所以出人頭地的標準不是才能而是政治技巧了;所謂能力,也是文字獄刀筆吏的能力、大批判的能力。文革初期,更有一些訟棍、文字密探式的人物,有的一時得勢,如姚文元、戚本禹;有的得勢又失寵,如閻長貴、林傑、阮銘等。

因陳伯達的權勢熏天,《紅旗》雜誌一度成為文字獄總部,派出大批「文化警察」赴各地,猶如欽差大臣,清華附中之張承志首倡「紅衛兵」即由他們發現,而遇羅克亦被他們誘出捕殺。甚至,文人陳伯達借文革之機,跟共產黨裡跋扈的將帥們較量,乘毛澤東、林彪整肅各元帥大將之際,暗示關鋒鼓動「奪軍權」,黨內「筆桿子」與「槍桿子」的摩擦、傾軋實乃一大政爭,可見「秀才」在中共內部的實力,並不遜於那些將帥,尤其「和平建設」時期,軍人即無戰功可立,反有覬覦御座之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來,元帥大將們個個落難,而秀才文人當道,陳伯達飛揚跋扈。

陳伯達這個「第一刀筆吏」,最終也毀於「筆墨之禍」,很搞笑。一九八○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指控陳伯達的反革命煽動罪的主要罪狀,是一篇社論及其標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陳伯達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工作組成員是鄧小平讓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報社挑選來的,陳伯達說「部隊的幾位同志我都不熟悉」;《紅旗》雜誌也派了兩個人。這天上午,陳伯達康生還在釣魚臺八號樓召見工作組成員,講了談寫社論的事情,陳伯達主要講了正在興起的文化大革命,說這場革命是要從意識形態領域裡打垮資產階級的進攻,把資產階級奪去的輿論陣地奪回來。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發動廣大群眾參加這場文化大革命等等。並說明天六月一日,要發表一篇旗幟鮮明的社論,就按他剛才講的內容來寫。這篇社論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回憶,他曾問父親:「你為什麼在法庭上對事情不做解釋,只是說社論是你口說的,還說『可以判死刑』呢?」陳伯達答道:「社論不是我寫的,但經過我審改,我不能牽連別人,自己一人承當就是了。既然定為反革命煽動罪,那還不是想判死刑。罪名都定好了,還說什麼呢?所以我說『可以判死刑』。」

林彪出事後,陳伯達成了「林陳反黨集團」的第二號人物,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被保外就醫,一九八八年九月刑滿釋放,實際被囚禁十年。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因病去世,時年八十五歲。


筆墨之禍

說到《紅旗》雜誌了,我就接著說說父親在其中的災禍。

這本書開篇就寫道:十一歲那年父親從省報,被調到《紅旗》雜誌社當編輯,於是全家順京滬線去了北京,住進沙灘景山東街西頭的這個「西齋」……爸爸進了沙灘大院,便一輩子吃「筆墨官司」,原在杭州做報館,我覺得他還自在,夜班時常常帶我在眾安橋一帶吃消夜,他自己的唯一樂趣,就是有許多舊書攤可逛。進了京師光景大變,他在「五四」紅樓背後的那棟大樓裡,跟中共的那班「章京」、「行走」們(即祕書幫)挨得很近,日日隨他們舞文弄墨,惹出無數是非,文革中自然也構陷在裡面死去活來。

待我漸漸懂得一點文墨的竅門,才知道爸爸的確寫得一手好文章,卻一生「替他人作嫁衣裳」,很少留下自己的筆墨。他的文采大都只能揮灑在給我們姊弟以及友人的書信裡,文革中唯一讓我讀著舒心的文字,只有爸爸每次的來信,那不僅在教我如何做人,也在教我如何作文,只是我永遠學不來他行文的那種不緊不慢。

為文如我父者,該是一種極大的痛苦。他永遠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久了似乎不會說了,所謂「失語」),可他必須捍衛文字的邏輯和通順,常常為了一兩句措辭的修飾,跟那班通天極有權勢且自負的「大祕書」們,吵得不可開交,也免不了出他們的洋相,頗遭記恨。然而,他又總能因文字和邏輯的通順而獲得平衡,那些荒謬理論不管他的事,他也無能為力,只是心裡很鄙視大祕書們。他也很自負。

晚年,他曾對我言不由衷的說,他先後伺候過多位「大秀才」,如陳伯達、胡喬木、胡繩、鄧力群等等,終於都不歡而散;同行中也頗多宦海沉浮、大紅大紫又頭破血流、人間不齒之輩;晚輩中激流勇退的極少,大多善於鑽營之徒,於今權力中樞還有幾位,已是當年陳伯達、胡喬木的角色。他只覺得自己身首尚全,捱到一個淡泊的晚年,已屬幸運了。

他最險的一次筆墨之禍,在文革之初。當時陳伯達權勢熏天,已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關鋒也爬到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穿著一身軍裝。爸爸一直管《紅旗》的評論,那個時期所有禍國殃民的「社論」最後都由他修訂發稿,一九六七年夏天突然栽進「反軍」社論的大禍中。

那年七月二十日,在武漢發生「七二○」事件,即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陪同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住在東湖賓館,卻遭遇了湖北軍區獨立師和保守派「百萬雄師」的衝擊,驚嚇了毛澤東,事後自然追責王任重、陳再道,毛還簽發了中央的一封信,信中已經使用了「軍內一小撮」的說法。隨即當月的《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文內就有「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等字句,這是關鋒送來的稿子,已是第十三稿,父親自然也發了。

誰知毛澤東忽然變了脾氣,追究這篇社論的責任,陳伯達竟拿爸爸是問。爸爸言之鑿鑿對專案組說,陳伯達看過這稿我才發的,第十二稿上有他的筆跡,文稿中用了「銀樣鑞槍頭」,是《紅樓夢》裡的一典,「鑞」字寫成「虫」旁,但《紅樓夢》裡的「鑞」字是「金」旁,陳伯達改了這個字,這是證據,他讓專案組去查原稿。(看來陳還是胸有點墨,爸爸事後對我回憶時,還笑著說。)

但爸爸還是被抓起來。他沒想到,陳伯達竟說:你歷史不清楚,要審查。什麼歷史?匪夷所思的是,那與台灣有關。一九四六年,武漢大學好像鬧了一場學潮,軍警衝進校園打死了學生(蠻像半個世紀後的「六四」),當局通緝七個學潮的主事者,名單上有政治系一個讀了多年不畢業的學生,叫蘇長青,他逃走了,輾轉廣東、香港,最後到了台灣。媽媽也在武大讀中文系,一年多捱到畢業,她出川直奔上海,買了張船票去台灣找爸爸……他們先後在台東、新竹等地,以教書做掩護,未幾還是回到大陸來,可是爸爸向「組織」再也說不清他在台灣的經歷了,因為他的熟人都沒活下來。

九○年代初,我從歐美數度訪台,每一次都暗暗揣著一個荒誕:這邊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恰好是四九年之前逃離台灣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地下人員,他當時的身分是新竹商業學校的國文教員,媽媽則在新竹女中。雖世事滄桑早已黯然,我來台灣的心情還是有些異樣,似乎總想替爸媽了卻一樁他們再也不能的心願,比如回一趟新竹,看看舊居什麼的。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第三次去台北,第一個跟季季說了這祕密。她在《中國時報》主編「人間」副刊,九○年邀我訪問過台灣。她說她去邀當時還在新竹師範教書的詩人席慕容一同去,因她有私家車,路較熟。那時還沒有捷運。

我這種心情尤其是為了媽媽,一九四八年新竹女中那個四川口音很重,還有些口吃的國文女教員。爸媽一生坎坷中最令我動容的事,至今沒有一件比得上媽媽當年隻身飄洋過海的勇氣。媽媽是四川達縣人,瘦小而纖弱,卻脾氣出奇的剛烈。讀武漢大學時,她愛上了政治系從成都來的男生蘇長青,校刊《武大新聞》的總編輯,全校時事座談會的主持人……四七年底媽媽在荒涼小城台東跟爸爸會合,不久便在永無寧息的太平洋濤聲中生下一個女孩,長我不到了兩歲的姊姊。爸爸後來對我回憶,他們在台灣一年半,為了隱蔽先後換過四所學校教書,而那時國民黨對他的通緝令已經到了台灣警備司令部。

我隨季季和席慕容到新竹,找到那間女中,如今一片磚瓦水泥建築,沒有什麼能讓我引起聯想的景致。爸媽他們曾經住在一間什麼樣的房子裡呢?我四處尋找,忽見一排並不蔥翠的竹子,掩映著幾幢舊平房,像是有些年月的。我便駐足在這裡,讓自己去想像半個世紀前一對年輕四川夫婦在閩南話氛圍中的孤寂和陌生。

「如果不及時離開台灣,我們一家四人都會慘死在那裡,或者瘐死火燒島——當時你尚在母腹中。」爸爸暮年給我寫信說。「四八年十一月底,我們就經基隆回到上海了。長江已封鎖,不可能北上。在復旦大學住了一陣子,來年三月初,我們乘滬杭晚車至杭州,第二日晨在杭州南星橋登上木船,當天下午黃昏在浙江諸暨縣一個內河碼頭進入浙東游擊區。」此即爸媽落腳浙江的緣由。可是媽媽跟爸爸回到大陸這邊,四九年的政權一上臺,就槍斃了她的父親,一個四川的老同盟會員。媽媽受了刺激,一生鬱鬱寡歡,脾氣暴躁,連對我們的母愛都難以自然施展。她常常為此而哭。

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大瘋狂一來,京城裡多少這新王朝的王侯將相都家破人亡,我父親那種類似寫邸報的差事,不過七品以下的芝麻官,原不會有大的麻煩,但後來也被釣陷在裡面死去活來。沙灘大院「紅前樓」四號門二樓西側單元的蘇家,轉眼人去室空,我的姊姊弟弟,一個去了黑龍江,一個去了雲南,我也流落在中原,京城裡只剩可憐的媽媽,一個報館裡的編輯,每天清晨巴巴地候在沙灘大院前門,遠遠望那黑幫隊被牽出來,好看我父親一眼。她不敢去問專案組父親是何罪名,有一次打電報給我稱「母病重」,我趕回北京到她床前,她說:「曉康,媽只有求你去問一聲。」後來我鼓足勇氣,走進專案組,就設在當年的孑民堂裡,我發現裡面都是軍人和工人,原來當時進駐《紅旗》雜誌社的,是一支軍宣隊加工宣隊——這裡的舊主人周揚,已經不知道被抓到哪裡,也生死不明,而他正是創造「工農兵文藝」的鼻祖,這種難堪,甚至都不是一句「烏衣巷口夕陽斜」能夠形容的了。有個工人模樣的接待了我,我說我想知道我父親犯了什麼罪?那人輕描淡寫的說「還沒查清楚」,就把我打發了。

我終於見到父親,已在一九七○年的早春。我那年二十一歲,乘京廣線火車回北京,黎明時分路經石家莊,忽然很想去看看在幹校裡被打成「軍統特務」的父親,就跳下了車,只知道一個村莊的名字,便鑽進霧靄靄的晨曦裡趕起路來……父親很驚訝我的出現,從他住的屋子裡拉我到外頭一堆秫秸稈後面,靠定了掏菸,順手還遞給我一支。我從未跟父親這麼接近過,待這次貼近了看,他已呆滯、蒼老,聊了一些什麼都不記得了。後來父親送我回車站,說他順便也進城洗個澡。我們父子倆在華北平原的冬日裡沿田埂朝城裡走。父親一九二三年生人,那年不過四十七歲,比我逃亡海外時的年紀大不了多少,可七○年那個早晨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父親一下子衰老了、駝背了、蔫了,他四十四歲遇文革,被陳伯達打成特務,幾乎下獄,七五年出頭時五十二歲,是十年的坎坷;以後又順了,直到活到八十歲,所以他還是得到了二十八年的平穩生活,可是我至今記得七○年華北那個早晨的霧靄中,父親的臉蒙了一層鏽,再也沒有滌清,永遠在那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西齋深巷》,印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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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曉康

小街、古都、天子腳下
紅樓、五四、反帝百年

流亡者蘇曉康回眸當年
崇禎上吊自盡御花園
青年毛澤東打工閱覽室
中共創始西齋廂房
文革狂飆沙灘大院
學生運動百年迴圈

我在那「五四紅樓」旁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一直不知道它與我們「新中國一代」有何關係,直到八○年代我偶然走進那裡,才發現「歷史」整個兒是一個騙局。——蘇曉康

他的文字掃過景山東街,彷彿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郭沫若、梁漱溟、錢穆的身影還在流動
再進紅樓大院,依稀仍有陸定一、周揚、江青、戚本禹等留下的蹤跡

新文化發源地曾是皇家馬廄
皇城根已是明清兩朝絢爛的屍骨
世界獨有八公里長古都中軸線隕落
古城牆改建為「北京的瓔珞」夢碎
林徽因吟唱古城樓在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梁思成悲史」摹寫千年燕京淒涼的毀滅
這個最「文化」的地方恰是百年劇變漸成文化沙漠的策源地

「沙灘」上構建造反神話新人譜系「戀父」愛黨
「孑民堂」出產革命經典偷換大眾想像
「瘋婆婆」匿名攻擊「副統帥」
「閻王殿」終成屠場傾巢無完卵
好一個白茫茫大地
一把辛酸淚恰似《紅樓》

筆直的街道,蘇曉康執筆如火燭,帶著我們走入其中

本書特色

  • 圍繞皇城根上的波濤,以數萬字推起漣漪。跨越漫長時間,流亡者夢回故鄉,窺看歷史的明滅。
  • 蘇曉康距離五四整整一百年,以《西齋深巷》回應那已黯淡的知識分子投向黑暗的怒吼。
5_西齋深巷立體書
Photo Credit: 印刻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