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華人會館的轉變:二戰前助新移民安頓,為消除族群緊張轉為基金會模式

印尼華人會館的轉變:二戰前助新移民安頓,為消除族群緊張轉為基金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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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雅加達的客家社團,部分是以基金會的形式設立,但是由於在城市的關係,其並沒有管理墓山的組織。以外島來看,如邦加島的檳港市,就有三個由華人主持的基金會─聖淘沙基金會(Yayasan Sentosa)、忠義堂(Yayasan Sediabudi)、發展基金會(Yayasan Pembangunan),這三個基金會各自負責不同的社會業務。

文:林開忠、利亮時、張陳基、蕭新煌

本書田野調查主要範圍在亞太地區,其中,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客家人人數佔海外客家人口總數將近30%,兩國可說是海外客家的重鎮。然而我們對印尼的瞭解,其實相當的有限,透過本書分析將對印尼的客家社團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因荷蘭殖民地政府的鼓勵移民政策,吸引中國移民大量移入。但是,早期的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並沒有直接的管理,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沒有殖民政府的直接管制下,他們面對的問題需要有一個組織來協助,而華人會館便在這一基礎上被建立了。

二戰前(1941)的華人會館都是由中國移民所創立,當時會館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新移民在陌生的環境裡安頓下來。會館的功能包括為同鄉找尋住所、工作等服務,另一方面,也提供同鄉聯絡鄉情的空間。除此以外,會館對內而言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協調人,對外則是同鄉移民與殖民政府間的中間人。當時的會館,可以說是同鄉的代言人和利益的維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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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Collectie Stichting 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
1925年的印尼棉蘭華人區

然而,印尼的華人會館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變化,它也不斷調整本身的功能。例如在19世紀初期,會館是族群的服務中心,隨著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其重要性也逐漸加強,進而成為維護族群文化與興辦學校的機構。和中國的會館相比,印尼的華人會館組織,雖然是由來自中國的移民所創立,但是它的運作模式和在當地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中國的會館有明顯的差異。在中國的會館,只是為同鄉服務的機構;而印尼的會館,除了具備前者功能外,還扮演了維護和發揚族群文化的角色。

在印尼建國之前,南來的中國移民多以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而會館更是會涉入當時的中國事務當中,例如為支持國民黨革命和北伐而出錢出力。1940年代,印尼建國後,印尼領導人開始對華人社會進行同化政策,當時的會館、學校與中文報章被視為是同化政策的障礙,因此印尼政府開始整頓會館、學校與中文報館。1967年,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Suharto)上台後,進一步以更激烈的手段來推動同化的進程。在風聲鶴唳的蘇哈多新秩序時期,華人無法在公開場合進行有關族群或文化的活動,也使印尼的華人會館絕大多數遭到關閉的命運,更導致印尼會館沉寂了好一段時間。

在面對1960年代的政治動亂和同化政策的同時,許多華人社團(包括客家的社團)被迫結束,但它們並沒有就此消失,有的以廟宇形式被保存下來,有的則轉作基金會的形式。為了保存會館所遺留下來的產業,印尼大多數的華人會館在當地法律許可範圍內轉型為基金會(Yayasan)。另一方面,有的會館得以倖存下來,是因為在館內有祭拜神明或設立宗祠,因此能夠向政府宣稱是宗教信仰場所而免於被關閉的命運。

雅加達的客家社團,部分是以基金會的形式設立,但是由於在城市的關係,其並沒有管理墓山的組織。以外島來看,如邦加島的檳港市,就有三個由華人主持的基金會─聖淘沙基金會(Yayasan Sentosa)、忠義堂(Yayasan Sediabudi)、發展基金會(Yayasan Pembangunan),這三個基金會各自負責不同的社會業務。

聖淘沙基金會主要是負責管理華人的墳山,檳港的華人若要安葬在聖淘沙基金會管理的墳山裡頭,他們在世時就要申請成為會員並繳月會費,死後就能以印尼盾1,500萬(約1,500美金)購買墓地,非會員或非邦加島人則須支付8,000萬至9,000萬不等的印尼盾來購置墓地。

忠義堂成立之初就向發展基金會拿了一塊地來建大禮堂,該禮堂主要是租給當地人舉辦婚禮、壽宴、公司尾牙等等活動使用。如此的經營模式讓忠義堂擁有穩定的收入,之後忠義堂就把盈利所得,部分回饋給發展基金會來建設學校,以造福在地的子弟。

發展基金會負責的是文教業務,該基金會創辦了中華小學(私立)。該校的教育制度與一般印尼公立學校的差異,僅在於該校會鼓勵學生學習華語。中華小學的經費主要來自發展基金會以及印尼政府的津貼,因此除清貧者外,其餘就讀的學生都必須付學費。

從上述3個基金會所負責的社會事務中,讓我們看到昔日會館的功能,由3個基金會分別來負責。19世紀初華人社團或會館多以廟宇做為前身,設立會館後主要負責興辦學校和設立墳山,主掌了華人移民從生到死以及宗教信仰的社會業務,只是這些事務現在都由基金會打理。也就是說,1960年代會館的消失,只是名稱上的消失,其功能由另一個形式的組織(基金會)來接替。這種改變組織名稱和模式的方式,不僅符合印尼國情,亦不會引起族群間的緊張關係。

在檳港的這三個基金會,各由一批華人商家領導,並另外在3個基金會之上設一個由一批經驗豐富的長者所組成的顧問團,為基金會領導人提供諮詢。目前三個基金會的領導層平均年齡介於40-60歲之間,各領導人都積極招攬新血,讓組織的運作不至於面對青黃不接的窘境。總而言之,印尼華人社會經歷了1960年代的政治動蕩之後,多數會館雖走入歷史,但是其功能分別由多個基金會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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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日惹的中國城

隨著1998年蘇哈托下台後,印尼邁向民主化,華人社團又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多個在雅加達的客家社團基金會,也都在1990年代後半期開始購置新的產業,以及辦理對內對外的活動,並在2000年後,搭上中國官商和僑鄉的聯繫線,創造出另外一波社團的榮景。大多數的客家社團維持以基金會的形式運作,只有比較晚近成立的組織,如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則一反以基金會的名稱和模式為依歸,而改稱為Pagayuban,其功能與運作模式類似以前的會館(association)。這樣的方式不同於基金會,其產業為私人所有,因此需要給國家課稅,但這樣的私人產業可以在自由市場進行買賣。

根據印尼基金會相關法律規定,基金會所擁有的產業是免稅的,但不可轉售。當基金會解散時,其財產將歸政府所有。因此,社團的基金會化,也影響了其管理和營運方式,譬如現在的基金會管理層基本上是董事會,董事會組成的人數依基金會的規模大小及性質而有不同。如勿里洞同鄉聯誼會(正式的印尼文名稱是基金會)的董事長就稱為總主席,其他的董事有的是執行主席,有的是婦女部主席等等。基金會能夠進行投資,所獲利潤即可用在社會福利上。銀會是勿里洞同鄉聯誼會籌募其運作經費的投資方式,這種方式是募集會員們的資金(每份是30萬印尼盾/月)存入銀行,每次的資金募集為期3年,基金會會將每個月獲得的銀行利息作為會員福利(如辦理聚餐、唱卡拉OK、以及基金會其他活動)的費用。3年後,再重新募集資金,如此循環不息。

以印尼蘇哈托新秩序時期(1967-1998)為分界,我們可以看到印尼的社團/基金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新秩序時期前的華人社團,大約有80%的心力在關懷內部對象(包含面向大多數華人的祖先所來自的國家─中國),只有20%的心力是關注印尼當地的事務。新秩序時期,華人社團都被噤聲。直到1990年代後的民主化時期,基金會化的華人社團開始復活,只是這個時候的關注對象和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們將80%的心力用在印尼當地(譬如主推全國性的捐血運動、佳節期間不分族群與宗教的獻愛心活動、賑濟天災災民等等),僅維持20%的心力在內部會員與中國事務上。

相較於印尼各地華人會館遭受政治壓迫,新馬的華人會館或客家會館的發展幸運了許多,它們延續存在了將近兩個世紀,中間只有因為日本的侵略而中斷了3年多的時間。因此,我們看到印尼與新馬客家會館在21世紀發展上的差異,其中包括了印尼華人會館,轉變為基金會的形式運作,而新馬會館的發展具有延續性。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路》,遠流出版

編者: 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

客家族群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分散全球但又頻繁聯繫互動。因此,將亞洲、甚至全球客家作為一個集體,分析客家族群的散布、聯繫及相互隸屬力量,應具有認識論上的價值和政策意涵。

本書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以東南亞各國為研究區域,同時蒐集「老華客會館」和「新臺客社團」的資料,進行各類客家社團組織之間的網絡比較對照探討,以期瞭解當代客家社團組織的整體和多元發展脈絡。為補充過往以單一國家空間為單位的研究特色,本書以整個東南亞的客家社團組織作為範圍,研究其互動和網絡,並探究各地客家社團的結構、功能和彼此的組織網絡。此外,本書也希望藉此建構臺灣作為世界客家研究中心的基地,以及成為全球客家社團連結和網絡的平台。

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Photo Credit:中大出版中心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