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卡繆《鼠疫》：「縱然絕望仍繼續抗爭」，不知卡繆若生在當代香港會作何感想？

文：默泉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鼠疫》（La Peste，1947），角色設定頗為忠奸分明。讀者很容易感受到，卡繆本人所認同的角色是醫生Rieux和旅人Tarrou，因為他倆明顯展示了「縱然絕望，仍繼續抗爭」的不認命精神。

Tarrou這角色，多年前初讀時沒太在意，今年重讀才發現特別有意思。他不像第一男主角Rieux醫生般冷靜、沉著、專業、令人敬佩，Tarrou寫的「日記」，甚至是零碎奇怪的。要去到故事中後段，卡繆才透露較多Tarrou的背景，以及他不尋常的選擇：Tarrou只是俄蘭城裡的一位過客，但卻在鼠疫肆虐時主動請纓成立「前線衛生隊」，負責運送屍體到墳場等高危工作，跟Rieux並肩作戰。

這樣的好人，在CCTVB的爛劇裡總有好報，但在卡繆筆下卻是結局慘淡：臨近小說尾聲，疫情已然受控，俄蘭也準備開城；全城重現歡顏之際，Tarrou卻在此時受疫症感染，突然死去。明知做「前線衛生隊」會增加死亡風險，Tarrou這樣做，豈不太傻？但卡繆不這樣認為。他曾借敍事者Rieux的嘴巴說了以下一段話：「衛道之士在城裡到處宣稱：面對鼠疫大家什麼也做不了，你們應該向這一場無法改變的大疫症低頭。」

但Tarrou、Rieux以及他們的朋友卻不這樣認為。絕不能低頭認命。當前最重要的是挽救盡量多的生命，而要做到這點，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和鼠疫對抗、打仗。這態度沒什麼令人欽佩的，它只是理性的做法。Tarrou最後死了，但他和那些徹底認命、坐以待斃的死者是不同的。他盡過力，所以無憾。

在卡繆筆下，Tarrou自願邁向死亡的「選擇」，象徵著一種自主的人生態度，也是存在主義者的取態。事實上，《鼠疫》所傳達的訊息，跟作者1942年寫的〈薛西弗斯的神話〉可謂一脈相承：縱然薛西弗斯每次把大石推上山頂後，都要眼睜睜看著它滾落山腳，然後再重新推石上山，直至天荒地老⋯⋯但這不代表薛西弗斯必須認命，或必須頹。

卡繆最討厭別人稱他「存在主義者」，但他所宣揚以至身體力行的，確是一種無神論的存在主義：不順服於命運（上帝）、在絕望中把握「主動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說卡繆身體力行並不誇張：《鼠疫》出版前五年，即法國淪陷期間的1942年，卡繆離開阿爾及利亞（他的出生地）前往巴黎，開始秘密活躍於地下抵抗運動，成為地下報章《戰鬥報》（Combat）總編輯。在小說裡高舉「悲觀但不消極」的反抗哲學，在現實裡同樣實踐這種哲學，這令卡繆比起其他只是嘴裡說得漂亮的作家，多了一層實感和亮光。

其實《鼠疫》這篇小說，正是以「黑死病」隱喻納粹主義，並以眾主角面對「黑死病」的態度，象徵法國人對國家淪陷於納粹魔掌的各種反應。

而好的小說可容納各種詮譯，歷久常新。《鼠疫》除了是關於鼠疫或戰爭的，或許也可以是關於運動的？內心絕望，仍積極行動，Tarrou和Rieux的態度不是很眼熟嗎？每個參與過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此時讀《鼠疫》，必有一種奇異的共鳴。

不過詮譯歸詮譯，若果以為卡繆會支持任何勇武行為，卻可能要失望了。他在生前最受議論的，是沒有支持五十年代阿爾及利亞的反法國殖民獨立戰爭。他其實比較像「和理非」，因他說過：「人們在阿爾及爾的電車放炸彈。但我媽可能會在那些電車上。如果放炸彈算公義，那我寧願（不選公義）而選我媽。（People are now planting bombs in the tramways of Algiers. My mother might be on one of those tramways. If that is justice, then I prefer my mother.）」

只是不知卡繆若生在今天香港，想法會否不同？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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