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作品選集》:胡適自美國返台時,曾面見蔣中正為雷震求情

《胡適作品選集》:胡適自美國返台時,曾面見蔣中正為雷震求情
未知 - Collected Writings of Hu Shih, Volume 10 /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第十卷, 公有領域,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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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自美國返回台灣時,即刻面見蔣中正,為雷震求情。胡適表示政府逮捕雷震的處置相當不恰當,雷震應該交由司法公開偵查、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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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晴天

胡適之晚年與辭世

1948年11月,正值國共內戰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京,在南京的蔣中正急電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令他迅速組織胡適等知識份子盡速南下,共商圖存大計。但身為校長的胡適以籌備北京大學50週年校慶為由,不肯離開北京。當時,北京開始流傳北京大學即將南遷的謠言,胡適為安撫師生情緒,在積極籌備校慶活動的同時,再三闢謠道:「北京大學如果離開,就不能稱為北京大學了,所以絕無搬遷之理。」

不過,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步步進逼,胡適內心確實正面臨著煎熬的抉擇──是留,還是走?有鑒於胡適作為中國政治界與學術界不可或缺的存在,中國共產黨也積極透過各種方式拉攏胡適,像是指派曾受胡適指點的學生吳晗與胡適進行交涉。但胡適面對吳晗的攏絡,他僅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最後,胡適更斬釘截鐵地說道:「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吳晗知道胡適的心意已決,遂放棄勸說,但中國共產黨仍不死心,繼續以其他的方法進行拉攏。

據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回憶:

「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麼問題。忽然走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天夜裡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中正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

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逃跑。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因此,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

同年12月,胡適接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親自拍發的密電:「明天派專機到平接你與陳寅恪一家來京。」胡適才定下決心離開北京。臨行前,胡適留下了一張便箋,給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和文學院院長湯用彤等人:「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京大學。」這是胡適與自己傾注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學最後的辭行,只是沒想到這一去,卻成永訣,胡適後來再也沒有回到令他夢牽魂繞的北京大學。

1949年4月,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前往美國當說客,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4月21日,胡適剛抵達舊金山,便得知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中國共產黨所提的24項要求。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下攻陷位在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兩方局勢已定。而胡適在美國的遊說也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回天。

然而,亡國之痛雖然讓胡適悲痛不已,但他仍不放棄。胡適在美國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此文申明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是絕對不會有學術思想自由的。後來,胡適曾發表談話:「現在重要之事實,則為中國政府已拒絕投降,此非僅四萬萬人民之命運所繫,即全世界之命運,恐亦隨之決定。」不久,解放軍佔領南京,胡適仍舊說道:「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地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

1949年年底,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撤退到台灣。

1950年6月,當時美國對蔣中正喪失信心,希望建立一個第三勢力,用以對抗共產黨的擴張。美國當局遂派遣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戴維.迪安.魯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籌組流亡海外及台灣的反共親美人士,建立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毫無興趣。

1952年,胡適和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曾有意聯合,共同組織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黨,以便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但此事於胡適返台和蔣中正討論時,遭到蔣中正的反對,組黨一事遂胎死腹中。

1954年,中國大陸掀起對胡適的反對思潮,該運動起因於作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一書。1952年,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一書出版,受到當時文藝評論家李希凡、藍翎寫文批評,他們認為俞平伯的研究抹煞了《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文,稱《紅樓夢研究》為「《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

自此,中國興起一場聲勢浩大的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反對思潮。後來,炮火轉向「新紅學」開山祖師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並且稱胡適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

而導致中國這波批判胡適運動的原因,除了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這條導火線外,胡適研究會會長耿雲志亦有所說明:

「胡適這個人既具有中國忠恕,儒家講這個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的這種紳士的修養,他從來不惡語傷人,從20年代開始,青年學生、左派作家不斷地用各種非常激烈、惡毒的字眼來罵他,他從來不回罵;魯迅寫那麼多罵他的文章,他從來不回答,共產黨這麼批判他,他也沒有對毛澤東、對中共講非常難聽的話。我的記憶中,胡適講的可能最令毛澤東生氣的一句話──他有一次答記者問,記者說:『毛澤東當時在北京大學做事,毛澤東是不是你的學生?』胡適說:『他不是我的學生,他當時只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事。』

完了,他下面加了一句,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裡,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他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計這個話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裡,所以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聽說中國正轟轟烈烈地對他展開批判後,他只輕輕地笑了笑,說道:「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個人40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1955年,位於北京的三聯書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胡適竟然還認真地搜集起這些文字,並興致濃厚地進行批註。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台灣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此後時常往返台、美兩地。

1959年,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制衡執政黨。

1960年3月,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中正,其第二屆總統任期即將屆滿。是以,蔣中正為突破《憲法》對於總統的連任限制,便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對於總統連任的限制。然而,蔣中正此舉明顯違憲。這使得《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創辦初期發行人胡適、第一任官派台北市市長高玉樹、台灣省議員李萬居等人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度連任總統。

同年5月,《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一文,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之後,雷震開始籌備「中國民主黨」的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仍多有鼓勵。

同年9月1日,《自由中國》刊出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聲言組黨就像是民主潮流一樣,是無法被阻擋的,此言論觸及當局政府的底限。4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罪,將雷震等人逮捕。隨後雷震在軍事法庭上被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罪名,判處10年徒刑。中國民主黨也因而宣告組黨失敗,《自由中國》雜誌社宣告解散。

當時在美國的胡適得知此一消息後,隨即向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陳誠發出電報,說道:「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4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

同年11月,胡適自美國返回台灣時,即刻面見蔣中正,為雷震求情。胡適表示政府逮捕雷震的處置相當不恰當,雷震應該交由司法公開偵查、審理。而蔣中正聽完之後,只回應道:「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

於是,胡適只得回道:「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10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一個反對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不會忘記。」

最後,胡適雖然多次設法營救雷震,卻都沒有成功。他只親筆寫下一首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作〈桂源鋪〉饋贈雷震,以此詩表達自己對雷震的欽佩與敬重,全詩內容為:「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1年,胡適參加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的宴會,他剛一抵達便感覺到身體不適,馬上被送往醫院。在抵達醫院後,胡適不幸被診斷出冠狀動脈栓塞症與狹心症,他在住院2個月後返家休養,但胡適的身體已日漸衰弱。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會議結束後,擔任院長的胡適負責主持酒會。在酒會上,胡適興奮地說:「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台12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來的,當時被提名的150人,選出了81位;現在一部分是過去了,有的淪陷在大陸,只有20多位在自由地區。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復時,只有19位活著在台灣。」

接著,胡適又說道:「我去年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講了25分鍾的話,引起某些人的不滿,對我進行文字圍剿。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適還強調:「海外回國的各位,自由中國,的確有言論和思想自由。各位可以參觀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立法院新建了一座會場,在那兒,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地表現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子裡,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討論、批評,非常自由。還有省議會,還有台灣200多種雜誌,大家也可以看看。從這些雜誌上表示了我們言論的自由。」話到此處,胡適開始感到不適,才把話打住。

酒會結束後,與會人士皆在歡笑中陸續離去。不料,胡適突然昏了過去,他的頭撞擊在桌角上,整個人摔倒在地上。在場的人都十分驚慌,甚至手足無措。後來,雖然有醫生立即實行搶救,但是胡適仍然沒有甦醒過來。隔天,胡適移靈台北極樂殯儀館,並且設靈供人弔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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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胡適作品選集-收錄新詩鼻祖《嘗試集》著名篇章 以及〈文學改良芻議〉、〈差不多先生傳〉等經典名篇》,典藏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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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晴天

胡適,中國白話文學之父、近代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對於白話文的普及與新文學的推動功不可沒,他所創作的新文學作品深深影響當時文壇,例如〈文學改良芻議〉面世後,隨即引起廣泛迴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正書封】胡適作品選集
Photo Credit: 典藏閣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