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禮》:「太傅」徒有皇帝老師之名,卻無教學之實

《帝王學禮》:「太傅」徒有皇帝老師之名,卻無教學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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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等官之職權或輕或重及膺任人選的身份,雖會隨朝代之不同而變化,他們名義上都是師傅之官。雖具其名,兩漢以降,殆均無「教授」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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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永吉

名義上的師傅之官

就帝王部分,太傅等職銜自西漢即有。《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按:高后元年(187 B.C.)置太傅,乃因嫌時任右丞相的王陵掣肘,「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可知:太傅乃虛銜;高后八年(180 B.C.)復置,指「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乃功臣集團削奪呂氏勢力之舉,同樣無實際職責。哀帝元壽二年(1 B.C.)六月崩,九月中山王即皇帝位,時年九歲,遂徙大司徒孔光為太傅。據卷八一〈孔光傳〉所載:

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雖有師傅之責,但僅限於「宿衛供養」等日常生活之照料。太師、太保,則是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執政後始置,膺任者自皆係其爪牙,不見有何專職。三者均非常設官職,均屬特殊狀況下方置。東漢初,猶沿故緒。光武為標榜氣節,易民視聽,乃以一介「無他庸能」的致仕小官卓茂為帝太傅。此後,情形起了變化,太傅雖仍非常設官職,但其設置已有一定規則可循。《續漢志》卷二四〈百官志一・太傅〉本注:

掌以善導,無常職⋯⋯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據《晉書》卷二四〈職官志〉: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

太傅似乎乃位尊權重的職缺,因「錄尚書職無不總」,所以胡廣才會說:「猶古冢宰總己之義也」,然而錄尚書事是否總攬大權,因人而異。明帝以降諸帝選任太傅標準雖不盡同,然率屬授與元老之虛銜,所謂「掌以善導,無常職」。

鄧禹乃以先帝「元功之首」,「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趙熹於永平八年(65)「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故「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彪以「故太尉」,於和帝時「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事實上,乃以不違忤竇氏而得任,故當「竇氏誅」,即「以老病上還樞機職」;元興元年(105)十二月和帝崩,鄧太后立方誕百餘日的皇子隆為帝,延平元年(106)正月,「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安帝崩後,馮石因黨外戚閻氏而由太尉轉任太傅,在位不及一年,順帝立,旋遭免職;繼由太常桓焉為太傅;沖、質二帝俱年幼而立,且在位皆不永,政出外戚梁氏,循舊例,「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參錄尚書事」,在職年餘薨;桓帝世未見有任太傅的記載;建寧元年(168)正月,靈帝初立,「竇后臨朝」,詔曰:「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然同年九月,即因竇氏敗而為宦官曹節矯詔誅之,另以「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權由宦官;皇子辯與獻帝在位,朝綱解紐,權臣侔主,雖有後將軍袁隗、太尉馬日磾先後為太傅,並皆錄尚書事,非但無能有所作為,且均為權臣所誅。

綜言之,東漢一朝曾位太傅者凡十二人,明帝以降雖慣由曾任三公者出任,也多賦有「錄尚書事」之銜,不論名望或資歷,皆一時之選,但前三帝政由己出,和帝以降則權在外戚、宦官,如范曄所評:「鄧、張作傅,無咎無譽」;「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唯陳蕃能「樹立風聲,抗論惽俗」,而「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然「終取滅亡之禍」。是無論有為或無為,實際上均去「古冢宰總己之義」甚遠。縱以名求之,既強調「錄尚書事」,乃著重政事方面,帝王實際教育則未與。太師唯董卓一人曾任,此乃權臣恣專自加者,更與保育幼主無關。至於太保,則並其官亦告闕。

魏、晉以降,太傅、太師與太保,或置或否,「無其人則闕」。「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自渡江以後」,「居之者甚寡」。據附表一,可見:魏、晉、南四朝擔任太傅等三職者,不出兩類。一為「公卿權重者」,其中多先皇之顧命大臣,如司馬懿、諸葛恪、楊駿、王導等。尤其南朝時,常為懷不臣之心者居之,如劉裕、蕭道成、蕭鸞、陳霸先、陳頊等,於篡位前夕,皆曾任太傅。另一類則或為開國元勳、或為宗室耆老,但多已不過問實際政務者。不然,即為死後榮贈。規劃中,他們的職責任務,除門面上的「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還有「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實際上,恐多未落實。

北朝方面,出任太傅、太師、太保等官者,元魏時期,以宗室居絕大多數;高齊、宇文周前期皆以佐命元勳為多,到後期,則都轉以宗室為主,顯示:太傅等官或作為酬庸性質,或以親親尊尊,而非考量其道德學問。正如《北齊書》卷四四〈儒林傳・序〉所陳述:「師、保、疑、丞,皆賞勳舊」。而《周書》卷十二〈齊煬王憲傳〉也記載:

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

宣帝所說雖是客氣話,甚至是試探性的反話,但與當時之實情卻相吻合,即太師等三公慣由「親賢」居之,如齊王憲等「屬尊望重」者。而齊王憲的謙詞中,所推薦的人選——「太祖勳臣」,雖非宗親,然權位及受帝王親任程度並不亞於皇親,甚至因是異姓而更能受重託。他們於繼位者多乃父執輩,而且按古禮,天子應以父、兄敬事居太師等職者,如在學之三老,故史稱太師等三公乃「父兄之官」。

由上可知:太傅等官之職權或輕或重及膺任人選的身份,雖會隨朝代之不同而變化,他們名義上都是師傅之官。雖具其名,兩漢以降,殆均無「教授」之實。《漢書》卷四八〈賈誼傳〉曾記載賈誼說: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似乎太傅至少有督導皇帝功課的職責,然其論述乃引古禮而言,非當下實情。

不僅太傅等未實際執教,太子太傅、少傅亦然。根據史書記載,西漢至武帝時,太子太傅一職,與三公九卿一樣,幾乎皆為功臣集團或皇帝親近之臣所壟斷,至於像《史記》卷一百三〈萬石君列傳〉所載: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

既曰「選」,可見有就太子本身作為實質考量因素,但從石奮其人乃以「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而獲選來看,對膺任者並無教授經學的要求。遍考宣帝以降至王莽篡位,曾任太子太傅、少傅,去除復重,計有:丙吉、疏廣、夏侯勝、魏相、黃霸、嚴彭祖、蕭望之、韋玄成、劉彭祖、林尊、趙玄、師丹、疏受、夏侯建、夏侯千秋、周堪、匡衡、張譚、閻崇等十九人,他們大部分為儒生,或縱非儒生,乃一般認為的文法吏出身,如丙吉、黃霸,但也曾習經術,與西漢前期的情形迥異。然而真正能確定在二傅任內授業者唯見諸《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

為(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餘者恐均未曾實際執教,是此事僅宜視為特例,非常態;當時執教者另有其人。

這種二傅鮮少親自執教的情形一直延續到東漢以後未改。《續漢志》卷二七〈百官志四・太子太傅〉記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

《宋書》卷四十〈百官志下〉也載: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師之禮。

身份雖是「如師」,「輔導」未必包括教授。《晉書》卷六九〈周顗傳〉記載:

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詔曰:「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袪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

二傅既不以「言」為務,但求讓受教者式瞻儀型,受其薰陶,以致「學不通一經」者亦可出任,則不禁要問:年幼登基的皇帝或身為儲君的皇太子,其經書教育的職責由誰擔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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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王學禮: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經學教育禮制研究》,遠流出版、中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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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永吉

本書探討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的經學教育禮制,依受學期間、學成儀式與學成後再度研習三個階段進行論述。主要針對執教者(伴學者)、受業年齡及教材、教育儀式、講經集會、教育地點等,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如執教者與伴學者的待遇、經書教育成果的評量等,予以探索。

尤其在辨別實際執教者非名義上的師傅——太傅、少傅,而是朝臣以侍講、執經、侍讀等名銜兼職入授;釐清因不同身份、場合,所行釋奠禮實有差異,以及講經與釋奠禮之關係等;並詳細考察有關經書的講經集會也非僅一種,有因釋奠禮而舉行者,是作為幼君、儲君受學告一段落的考成典禮;也有平時召集群臣研討經義而舉行之講經集會,屬於學成後再度研習。

凡此,均能提出有異於前賢的相關看法,並廓清歷來諸多疑義未解之處。

帝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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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