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禮》:經學教育不足以培養一位明君,為何仍要儲君接受經學教育?

《帝王學禮》:經學教育不足以培養一位明君,為何仍要儲君接受經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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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代表的道德理想與政治之間畢竟有許多緊張、甚至衝突之處,會讓接受過經學教育的皇帝們隨時面臨,而且感受到前者的無力不濟事,則他們在評量經學教育時顯現的矛盾錯綜,也就不足為奇了。

文:郭永吉

人是有感情的生物,尤其是幼、少年期間長時間培養的,愈不易忘。加以傳統社會尊師被視為倫理系統中重要的一環,皇帝禮遇、嘉惠當年的執教者,並不足奇。然而似乎不應一昧豔稱對執教者個人的禮遇、嘉惠,而忽略從大處著眼。皇家吝於以師傅名義授與執教者,竟以本為用於學生的執經、字面意思乃陪同某人唸書的侍讀、侍講來稱呼執教者,其尚爵尊的心態不言可喻。魏、晉、南朝,執教者地位更不如前,唯陳獨異。《晉書》卷九一〈儒林列傳・徐邈傳〉有云:

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

「微人」可兼指學養、聲望、官階而論,但這與對執教者「不復尊以為師」並無本質關係,因為大可追問:為何不以相較而言,學養、聲望、官階高的人出任?以徐邈的案例來說,他並非「微人」,何以仍「未敕以師禮相待」,僅以季、孟之間相遇?蕭梁明山賓、到洽等名流皆曾執經親授昭明太子,賓、洽亡故,昭明太子雖因其「授經以來,迄今二紀」,故「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卻僅以「遊處周旋,並淹歲序」許之,而未稱之為師,可見:癥結在皇家本身的態度。

北朝情況雖較好,但從時為魯公的宇文周宣帝與諸皇子於受業期間「並呼(斛斯)徵為夫子」,學界的反應是「儒者榮之」,可見:這也非常態。劉宋孝武帝不欲拜太傅,竟諷有司上奏,托稱「周之師、保,實稱三吏」,「帝道嚴極」,「無降尊之義」;太子少傅於蕭齊永明間一度降同賓友,是連名義上的師傅也意圖卑之。

南朝根本不舉行養老禮;北朝雖偶爾舉行,三老所代表的道的地位愈來愈不尊,且不說三老要答拜,曹魏以來大概已然,高齊的三老發言前,皇帝升御坐;宇文周的三老要避席站著講,與大臣奏對無別,這算什麼乞言?釋奠禮的對象是先聖、先師,祭樂規格由宮縣而軒縣,而不設縣。如果經學教育的一項重要目的在讓皇帝、皇太子認知:道尊於勢,而孔子、三老、師傅、執教者代表的是前者,則從大處著眼,自漢至隋對皇帝、皇太子的經學教育恐怕並不成功。

就統治者方面來看,如果在身為父皇的心目中,經學教育本身不足以培養一位明君,則不禁令人狐疑:那何以仍要儲君接受經學教育,而且看似頗為重視呢?在未全面深入研究之前,僅能略作臆說。

經學教育確實能讓儲君認知到不少為政原理:宅心仁厚,以此施政,才能贏得民心,因為民為邦本、要藏富於民,而不要竭澤漁利,因為民足,君孰與不足、不但要虛己納諫,不要文過飾非,而且要包容部屬未必恰當的建言,如此方能使言路暢通,自己不受蒙蔽、要尊禮士大夫,對方才樂於為己效力⋯⋯,如果能培養出這些品質,絕對有助於政權的長期穩定。

再者,不論是在下者真的受到感化,或僅基於功利動機而投其所好,臣民道德表現普遍提高,也絕對利於統御。前文曾指出:當時統治者一再公開宣揚《孝經》中的觀念,目的正在培養一批忠臣順民。而皇帝自己家庭如果欠缺經書教導的那些倫理,真將如春秋時期的齊景公所說:「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無怪乎蕭齊高帝對劉瓛「政在《孝經》」之言深以為然。不過,政治究竟不是道德的直接延伸,有其獨具的特質。張布拒遏韋昭等入宮侍讀時,理由是「懼妨政事」,孫休表示:「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雙方心裡都知道「妨政事」乃門面理由,但孫休的回駁倒也無形間透露了情實。「不相妨」固然顯示:當時人主將講論道藝不過當作休閒活動,所謂「遊於藝」,但更深層的意涵在:學業本身在政務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張布無須擔心。曹魏高貴鄉公鍾意儒術,「好學夙成」,能與朝臣博士相論難而不居下風,雖對中興家業的自我期許甚高,無奈政治現實講求的不是經學造詣如何,而是掌握權力與否;若大權旁落,當如何陰謀佈局,翦除在背芒刺。

姑再以漢朝元、明二帝為例。元帝雖好儒,但諷刺的是:繼位之後,倚仗的卻是「明習法令故事」的石顯等人,那班儒生一直不能真正當權,專「飾主闕」的班固很委婉地說明其理由:「中人無外黨」,其實就是太阿不致倒持。明帝更是「躬好吏事」,「喜用文法吏」,對三公亦不稍寬假,課覈名實,大臣不時以此為言,連他兒子章帝都知道:「人厭明帝苛切」,明帝豈有不知之理?然仍堅持不改,為的不過是「總攬威柄,權不借下」。由此可見:不論儲貳時期如何好儒術、習經書,一旦身登九五親政,均無法純用儒術。

經學教育對於一位儲君能否做到他父皇心目中成功的皇帝,不僅非充要條件,而且按照西漢宣帝等人的看法,被經學教育浸漬過深者會「眩於名實」,誤以為唱高調、有德行本身可以解決現實問題,危害甚大。經學教育固然在某些點有利於保有一家一姓的政權,故西漢宣帝也承認:不僅是緣飾以經術,當以霸、王道雜之,但經學代表的道德理想與政治之間畢竟有許多緊張、甚至衝突之處,會讓接受過經學教育的皇帝們隨時面臨,而且感受到前者的無力不濟事,則他們在評量經學教育時顯現的矛盾錯綜,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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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王學禮: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經學教育禮制研究》,遠流出版、中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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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永吉

本書探討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的經學教育禮制,依受學期間、學成儀式與學成後再度研習三個階段進行論述。主要針對執教者(伴學者)、受業年齡及教材、教育儀式、講經集會、教育地點等,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如執教者與伴學者的待遇、經書教育成果的評量等,予以探索。

尤其在辨別實際執教者非名義上的師傅——太傅、少傅,而是朝臣以侍講、執經、侍讀等名銜兼職入授;釐清因不同身份、場合,所行釋奠禮實有差異,以及講經與釋奠禮之關係等;並詳細考察有關經書的講經集會也非僅一種,有因釋奠禮而舉行者,是作為幼君、儲君受學告一段落的考成典禮;也有平時召集群臣研討經義而舉行之講經集會,屬於學成後再度研習。

凡此,均能提出有異於前賢的相關看法,並廓清歷來諸多疑義未解之處。

帝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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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