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強制教會學校祭孔,是為了遏制反滿抗日思想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強制教會學校祭孔,是為了遏制反滿抗日思想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滿洲國政府把沒有承認滿洲國的國家的教會為背景的基督教,看作「不順從宗教」懷有疑念與敵意的事實。拒絕參拜孔廟,則帶來了更加增大這種疑念的結果。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渡邊祐子

滿洲國的教育政策與新教基督教學校
(一)建國理念的確立與祭孔典禮的舉行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執政溥儀向內外發布了「建國宣言」。在宣言裡溥儀說明了建國精神——「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國內一切民族得慶新生,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範」,也提到了教育對實現這一精神的重要性——「如若更進一步言教育之普及,當尊崇禮教為是」。同月24日國務總理鄭孝胥下令「各校課程,應使用及講授四書孝經,以便尊崇禮教」,同時下令在中華民國使用的教科書全部作廢(院令第2號),作為國家目標提出了撤換三民主義,普及以王道主義為基礎的教育。

同年7月,隸屬於民生部的文教司,從民生部獨立成為了文教部,並舉辦了各省教育長會議,開始了實質上的教育行政。幾乎與此同時,文教部向各省長發出了嚴格取締有不懸掛國旗,不服從廢止三民主義教科書的命令傾向的「宗教團體所設立的學校」的訓令(文教部訓令第4號)。

據說有一些基督教學校還保留著,服從中華民國的教育政策得到政府承認的中華民國時代的習慣,教室裡還掛著蔣介石的肖像畫。可以說,一律取締那些學校的內容是滿洲國教育行政對基督教學校施加的最初的壓力,可是被取締的學校好像卻並未覺得事態有多嚴重。

又逾一個月,8月23日文教部向各省區發布了「孔子秋祭舉行辦法」,下達了以下通知:即,首都新京自不待言,滿洲各地應舉辦孔子的秋祭大典;為了祭典,應修繕任憑放置荒蕪的孔廟;為了培養舉行祭孔典禮的心態,應製作闡明祭孔意義的小冊子,學校應教授兒童及學生孔子的生平與他的學說;舉行當日地方自治體應主持市民全體大會,眾人一起讚頌孔子等。

這個時候還沒有向基督教學校強行要求祭孔大典時參拜孔廟。基督教學校也沒有特別反對八月通知,或是舉行慶祝孔子誕辰的活動,或是配合春秋兩祭向孔子表示敬意,安排解說孔子學說的機會等,還表現出了一定的配合。雖然追思孔子的聚會是為評價基督教學校對建國精神的忠誠度而設的,但是只要不伴隨「供犧牲禮拜」的行為,基督教學校沒有把這種活動看做是對信教自由的侵害。

建國理念與與之相符的教育方針發表後不久,11月滿洲國文教部制定了由14條構成的「有關傳播宗教及寺廟規定」。根據此規定,欲設立宗教設施之時,須將其設立宗旨、地點、母會宗派、教派、教理內容、經濟擔保、不動產資訊、管理方法、領導人(管理人)的姓名、地址以及信徒數等全數報告,接受「文教部總長的許可」(第3條)之外,還把宗教設施的遷移、合併及廢止(第4條),不動產的處理(第7條),募捐(捐款)(第9條)等也改成認可制。而且在第13條規定「不許傳布紊亂社會治安,傷風敗教,與國家宗旨背道而馳的宗教,或妄加做出屬於迷信的行為」,使根據政府的恣意判斷的宗教管制成為可能。這個規定將基督教教育的管理母體即基督教會也當成了監視對象。可以說,它是使滿洲國的基督教管制具體形象化的第一步。

(二)強制參加祭孔的開端——1935年

滿洲國執政溥儀在建國之時所標榜的精神,正如他作為滿洲國皇帝訪問日本之後所發表的《回鑾訓民詔書》(1935 年5 月2日)所示,是通過「擁戴萬事一系皇統的日本與滿洲的一億一心」「日滿一體」的新的國家目標與皇道思想、王道主義的牽強附會開始變質的。對基督教學校開始強烈地要求參加祭孔,就是「詔書」發表後不久之後的事情。從王道主義的脫軌與強制參拜孔廟在時間上重合的一點,讓人饒有興味。因為建國理念已經開始變得空洞無物,所以應該要理解,強制要求參加祭孔的目的並不在把建國理念徹底灌輸到教育現場,而在於牽制否定「日滿一體」的反滿抗日舉動。

同年的1935年秋,吉林市當局向愛爾蘭長老會經營的基督教學校文光中學發出邀請,希望派學生參加同市內舉行的秋季祭孔大典。校長麥克沃特(James McWhirter)拒絕派遣基督徒學生(對非基督徒學生則允許參加)。結果吉林市當局宣布,這個儀式是非宗教的,學生參加儀式是義務,學校須遵守此項義務,若不遵從就會凍結補助金,讓日本人教師退出學校,政府將下停辦的處分。學校向市當局交涉,作為參加祭孔的替代手段,希望製造向國家效忠的機會,可是完全沒有被理睬。

秋季大典是每年9月舉行的,所以邀請參加大典也大概是這一時期下達的命令。在這個騷動還沒有冷卻的9、10月間,發生了一起使基督教所處的情況更加糟糕的事情。就是,吉林與奉天的基督教相關人士大量被捕的事件。事情的導火線是,為了援助貧困小孩接受教育以每週捐獻一文錢為目的,由一些年輕人成立的慈善團體,被懷疑為「祕密結社」與「共產主義小組」。因被捕的基督徒之中有牧師、奉天醫科專門學校的教員、基督教青年會的祕書等,好多人居於領導地位,所以對基督教界的直接影響是極大的。通過這件事情,清楚地暴露了滿洲國政府把沒有承認滿洲國的國家的教會為背景的基督教,看作「不順從宗教」懷有疑念與敵意的事實。拒絕參拜孔廟,則帶來了更加增大這種疑念的結果。

(三)對基督教學校的國家管制與強制參加祭孔——1936年

吉林文光中學被立於困境的第二年,奉天省遼陽市用書面要求蘇格蘭教會系統的文德中學(男校)與育才女校參加春季大典。為了製作會議資料,傳教士摘譯了這部文件,文中有對參加時的注意事項和參拜順序的說明,由此可以具體地瞭解到基督教學校是把參加祭孔的哪一部分當成問題的。文件上有「祭祀前三天前起要沐浴淨身,避吃葷食」的事前準備的命令外,還寫著8項有關儀式的順序。即,燒香並且以規定的歌與大鼓迎神;獻上規定的供品(食物);向神位(在傳教士眼裡那只是一張木板)反覆磕頭;送神等。傳教士認為供品就是供犧牲,「向供犧牲的神」「磕頭」就等於禮拜,這是無法接受的。

校方提出申請,希望用學校裡的儀式代替參拜,可是沒有被允許,兩校都不得不派學生去孔廟,那之後每月都要求去參拜一次。

遼陽市的兩個學校參拜孔廟後的5 月,發生了文光中學的學生在市政紀念日的典禮上作出被認為「不敬」的舉動,被員警注意的事件。前一年秋的拒絕參拜孔廟一事,再加上這次的「不敬問題」,估計該校被當局視為「要注意學校」。並且到了7 月7日,滿洲國文教部準備了一次與參與基督教教育的傳教士們的會談。參加這次在新京舉行的會議者,除了吉林文光中學校長麥克沃特等四名傳教士之外,還有受到關東大會的邀請的日本基督教聯盟總幹事海老澤亮。

這次7月舉行的會議上,文教部向傳教士們分發了由其製作的「指導文(Directions)」,這個「指導文」的英譯本被提出到8月舉行的傳教士會議上。鑒於此資料的重要性,把概要記在下面以供參考。

Ⅰ有關《回鑾訓民詔書》之精神的完全理解《回鑾訓民詔書》的精神與基督教的博愛主義有親和性。規定傳教士們也應擔當為王道主義的實現灑汗水的義務。

Ⅱ有關宗教團體的管理

滿洲國建國以前過於傾向宗教不干涉主義,以致過度的宗教自由威脅到了社會秩序。因此文教部表明了宗教團體的正確的存在方式,廢止異端思想,對所有的宗教團體要求實現建國精神。為貫徹這一方針,①管理宗教團體,②規定所有的團體都要對集會做報告。禁止在教會的集會上議論政治、經濟問題。

Ⅲ有關教會信徒名冊的製作、傳道人姓名的登錄

Ⅳ有關關於各教會提交資產、說教內容的年度報告

Ⅴ有關遵守各省關於私立學校的規定

Ⅵ有關在課堂上禁止宗教教育

本國的教育應遵循建國精神與《回鑾訓民詔書》的精神,至於由宗教團體設立得到官方認可的學校,在課程內不能編入宗教教育,也不可舉行宗教儀式。

文教部此時除了上述的文件之外,還分發了提交處為滿洲國政府的宗教團體調查表,要求填寫後提交。填寫項目有教職員的人數、信徒人數、國籍、年度收支、不動產、教職員的工資、學校以及醫院等附屬設施的財政狀況等,共16項,顯示了欲加強對教會的管理體制的政府的意圖。

最後,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吉林文光中學最初拒絕參拜一事再度被提起。文教部一方所用的修辭是,該問題是關乎遵守法律的問題,不是宗教上的問題,如果違背國法會成為接受停辦處分的對象。該校校長麥克沃特被迫在遵守國法的誓約文件上簽名,而其他出席者也被迫作為證人簽署了姓名。就這樣,參加秋季大典成為了全基督教學校的義務。

秋季大典前後的9月21日,這次是奉天省教育廳召集奉天市內的私立學校代表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會議。訓斥各校:建國精神、《回鑾訓民詔書》以及日滿一體是最為重要性的,為了制止反對這些精神的邪惡思想的蔓延,各校當局要做好管理,如果宗教學校重視建學精神多於建國精神,將不許其繼續存在。除了這些,還令人關注的是,要求奉天市內的所有基督教學校(共10所),申辦「批准立案(認可登錄)」。這是根據文教部方針所提出的要求,嚴令各校,對於沒有立案的學校,市方會個別訪問進行視察,完成立案的學校則會嚴加管理,如不提交立案申請書,將會做出停辦處分。

在這個時段上滿洲國的學制尚未完成,私立學校令也還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出邀請立案的意志在此時已經明確地傳達到基督教學校。

(四)參加祭孔與學校的存廢問題——1937年

參加祭孔大典和要求立案的雙重壓力不斷加強的情況下,1937年3月23至24日舉行的滿洲傳教會議,全場一致採納了如下的有關參加祭孔、參拜孔廟的基本見解。

  1. 如果舉行伴隨供犧牲的儀式,即使我們的學校被捲入停辦的危機,也不去參拜孔廟。
  2. 對於從基督教的信仰出發舉行的紀念孔子的儀式或典禮則不反對。反而推薦舉行這種儀式或典禮。
  3. 如果地方當局除了伴隨供犧牲的儀式的時期以外要求參拜孔廟,參加與否由各校自己判斷。

對於反覆出現的「伴隨供犧牲的儀式」,傳教士在意的是,這個行為面向神的存在,明顯地象徵著異教禮拜。對於3,還附記著,可以的話最好是不參加儀式,如有機會須向當局請願不參加,陳述基督教學校的立場,而且在學校舉行紀念典禮的時候,也須向學生說明典禮是為表示對孔子的尊崇的,並不是對神聖的存在的膜拜。

1936年末回愛丁堡暫時省親的傳教醫生加文(Hugh S. D.Garven)在外國傳教委員會會議上報告了1935年以後的一連的動靜與滿洲傳教會議的想法。保持節操還是做出妥協,應該選擇哪一條路?對於這個問題,教會本部也理解他們沒有立場指示在現場的傳教士和教會人士該怎麼做。據加文在外國傳教委員會上的發言,滿洲教會人士們的認識和主張各不相同:有些人主張接受政府的要求,教會只要等待暴風雨過去獲得自由的日子就好;有些人則表示堅決反對。據說,後者包括剛信教的擁有樸素的信仰的農民與經歷過義和團事件的老人們。雖然,到底是基督教一方的理解,但是義和團襲擊教會的時候他們曾面臨殉教的危機。可以說,因信仰而失去自己的所有的經驗,鍛煉了他們的信仰,成為了他們保持節操的原動力。

加文說,這基本上是滿洲國的教會的良心問題,不是傳教士可以命令他們的事情。如果拒絕政府的要求,基督教學校可能被取消立案,政府將會接手學校財產改為公立學校。「基督教學校關門這一最壞的情況,意味著教會將失去基督教教育的支援,為栽培中國人教會的領導人方面帶來很大的影響。政府的目標是如何有效地把樹砍倒。失去高等教育,偏重實學與技術的傾向會越來越加強。其教育將被打造成適合於軍事目的的形態,提供體能訓練與軍事演習」。3月,滿洲傳教會議所做出的結論是執意選擇加文所描述的最壞的結局。

可是實際上,學校停辦這個最壞的結局,並不是由參拜孔廟問題造成的。不知道那之後,基督教學校把不參加伴隨犧牲的孔廟儀式的原則貫徹到什麼程度。雖然與施壓壓力強迫參拜的當局有過激烈的爭論,但至少沒有一所學校因為拒絕參拜孔廟而受到停辦處分。相反,掌握學校存廢關鍵的問題,由參加和參拜祭孔急速的轉變為「法人化問題」。

作為1936年以後在滿洲國撤銷治外法權的重要背景,1937年末出臺了私立學校令。由外國傳教團開辦的基督教學校直到那時一直都處於治外法權的保護之下。可是,實施私立學校令後情況為之一變,如果不順從法令接受批准立案取得法人格,將不能開辦下去(傳教團體也被要求取得宗教法人格)。天主教與路德教會辦的基督教學校遵從法令回應了立案的要求。可是蘇格蘭以及愛爾蘭長老教會系統的學校,花費相當長的時間討論了應否設立學校法人的問題,不想著急地得出結論。

私立學校令實施後的1938 年1 月,滿洲傳教會議設立了由兩個教會各派6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開始檢討了法人化的問題。議論的中心是,就算被強制神社參拜基督教教育被脫胎換骨也要為了保存學校組織而決心法人化,還是為了保持節操退出基督教教育。事實上,此時起參拜孔廟已經開始被參拜神社所替代,到1939 年夏參拜孔廟變成了任意參加的問題。

1939年1月傳教會議決議,如果政府不承認基督教學校繼續保持基督教性質的課外活動,執行代替參拜廟與神社的宗教儀式等五項條件,就不設立學校法人。而滿洲國政府卻全部駁回了這些要求。於是1939年10月傳教會議決議,不設立學校法人,退出基督教教育。到第二年,蘇格蘭聯合長老教會與愛爾蘭長老教會雖然表示了很大的失望,但還是贊成了這個決議。之後,兩教會管理下的學校之中,8所學校由滿洲國政府購買,然後改頭換面變成了公立學校。

第二年的1940年,新京建立了建國神廟,吉林第一中學在全滿洲率先設置了奉安殿。所有這些都是傳教士們早已預料到的。擔任傳教會議幹事的史都華(John Stewart)在寄給本國的信中,再次確認了宣教會議所下的決斷的正當性,他說:今後奉安殿的設置將會逐漸推廣,「我們是在最好的時機退出教育的」。

相關書摘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日本擔心西方「境外勢力滲透」,顛覆滿洲魁儡政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遠流出版、中大出版中心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王成勉主編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是一個難度很高的研究主題。因為日本帝國不斷的擴張,與當時已經遍佈亞洲的基督教會有著各式的互動關係。在研究上除需掌握日本官方的政策與治理的實務外,還要參酌到多語文、多檔案、多教會宗派的各種史料。

本書十二篇論文,分成兩部分,六篇探討「日本宗教統治與日人牧長」,另外六篇則專注「教會事工與經驗」。其所涵括的內容與史料非常豐富與多元,呈現出許多新的觀點,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擴大了對於「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的瞭解。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