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釐清明末清初的各種民族情緒,才能看見明史真面目

《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釐清明末清初的各種民族情緒,才能看見明史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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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官修正史,雖謹慎參酌明清之際明史學的成果,但係針對當時需求而編,未必符合今日的價值標準和鑑戒作用。因此現代學者有必要突破清代官方的取捨和判斷,直溯本源,擷取闡發明清之際百家爭鳴時期的創見和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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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振漢

明萬曆以降,國勢傾頹、百弊叢生,以「東林」團體為核心的士大夫們,已振臂疾呼,倡議改良政風、批判權貴腐化。迄崇禎朝,內憂外患加速惡化,國家敗亡迫在眉睫,即連一般民間知識份子亦頻頻發聲,訾議時政、呼籲改革。痛心疾首抨擊之餘,不乏有識之士理智的試圖回顧國史,發掘盛衰演替之緣由,再對症下藥,革新時弊、救亡圖存。

明清鼎革,對漢族知識份子衝擊尤烈,短暫激情悲痛後,次第回歸理性,著書立說,詮釋明朝衰亡的歷程。此時已無前朝的政治禁忌,研究檢討深刻多元,頗多新解卓見,乃至能通透條貫自成一家之言。清初官修正史,雖謹慎參酌明清之際明史學的成果,但係針對當時需求而編,未必符合今日的價值標準和鑑戒作用。因此現代學者有必要突破清代官方的取捨和判斷,直溯本源,擷取闡發明清之際百家爭鳴時期的創見和證言。

明清之際的明史學發展,大致可分為四類,首先論翰林史學。翰林史官乃科舉考試中精挑細選的人才,再經政府悉心培育,讀書中秘,得參閱金匱石室珍藏之圖書、檔案;若其本身又肯敦品勵學,勤於自修,實不難成為優秀史家。同時翰林後輩,既側近權力核心的皇帝,且親炙內閣大學士之教誨,直接觀摩層峰權力運作和大政方針擬定,可謂得天獨厚的修史儲備人才。

此外,翰林出身史家,士林地位崇隆,他們國史之外的私史、筆記著作,也是洛陽紙貴,廣為流傳,往往被視為遺珍信史,影響當世史壇甚鉅。惟翰林史學亦有其不足之處:其一,翰林系統官員與皇帝關係密切,公職之外尚有私誼,基於恩義之情,他們對皇室的批判有其局限,甚至美化歷朝皇帝,歌功頌德之辭已成固定套路,微諷暗貶反隱晦不明。其二,他們難免本位思想,對過往閣臣同情多於責難,甚且對部院大臣的不配合和言官的捕風捉影糾彈,頗有怨言。其三,翰林體系較封閉,無犯過錯通常不外轉,孤高在上,與基層施政脫節,更不深悉民間百態。平時編纂實錄、誥敕等,尚游刃有餘,但逢興修一代正史重任,則心餘力黜。萬曆朝官修國史,遷延時日,無疾而終。清初修《明史》,固由翰林史臣督導,然不得不借助前代遺臣、遺老之力,方克完成,皆為明證。

縉紳群體之成員,皆是經過層層科舉考試撿選出來的精英,其中自不乏史才卓越之學者,雖無緣入翰林,可是治史雄心絕不遜於前者,且不囿於翰林的規範和格局。他們佔明帝國政府官員的絕大多數,上自六部長官,下迄第一線親民的父母官,各司其職,治國理民。若將他們的眾多著作整合齊觀,幾乎便可透視有明一朝施政良寙之梗概。

然縉紳史學亦有其局限性。首先,儘管傳統科舉取士,重視通才培育,但帝國政府詮選調派官員仍會考量專精領域,所以個別文官視野所及,往往僅限於其仕途閱歷,缺乏多元視角和宏觀高度。其次,明末黨爭激烈,派系意識鮮明之士自是非白即黑、黨同伐異。即使立場較溫和客觀者,也被認定歸類,難以獨立自清,或因師友交游而成為某派別的同情者。如此兩極化的政爭氛圍中,執筆著史實不易保持中立超然。最後,也可能是縉紳史學最嚴重的弱點,就是官員掌握權力、坐領俸祿,國勢衰敗,他們本身難逃政治責任,撰述時便不免故意或無意的爭功諉過或含混其辭,導致眾說紛紜,真相難明。

南明補官可謂雙重邊緣人,國亡之前,他們因不具備高等科舉功名,無緣進入統治集團,相對在學術文化領域也處於非主流的陪襯或附庸地位。入清後,官方自我認定直接繼承崇禎朝正統,南明行朝成為非法偽政權,若有似無,值得探究卻又充滿禁忌。為確定自身的存在感和曾冒死追隨的行朝之歷史定位,南明補官用生命血淚去還原這段坎坷的史實,其價值自非同凡響。不過,情感激發的使命感,常會附帶造成理智的盲點。補官史家過度強調南明諸政權正統性之餘,有時不免忽視雙方實力對比和多數民意的向背。

此外,他們為在價值混亂的政權交替之際,凸顯忠義精神的可貴,甚至經常不惜渲染美化壯烈犧牲人物之事蹟。此舉也許可達到教忠教孝之目的,但刻意誇大史實則非嚴謹史家所當為。補官們意圖重建南明史事時,尚有一無可廻避的缺憾,便是時局動盪和文字檢查造成原始史料的失真和匱乏。他們因此不得不仰賴個人的回憶和有限的相關史籍為依據,掛一漏萬、魯魚亥豕之弊遂不可免。

明代中葉以降,商品經濟繁興,帶動通俗文化、出版事業的發達,民間知識的力量得到發抒,平民史學開始嶄露頭角。明末內憂外患,政府控制力減弱,邸報和政治軼聞流傳廣播,布衣史家以此為基礎編著史籍,替社會基層發聲或投入市場營利。他們出身庶民階級,了解民生疾苦和民意動向,且又未曾參與統治集團,所以可超然政府體制之外,批判時政之徹底、訴求角度之新穎,前所未有。然而他們究竟全無政治實務經驗,所參引的邸報史料固可信度高,卻不諳官場潛規則和私下權謀操作。即使是布衣世家子弟,見聞也僅止於親朋長輩,猶與現實政治有所隔閡,立論偏頗的情形並不鮮見。

由於布衣文士從未介入施政,全然無需為政策成敗負責,所以抨擊當權者力道強勁,卻缺乏適度的同理、同情心,也就不易看透全般的事態發展。布衣史學尚有一短處,即作者既未如中央朝臣統籌全國事務,又不能像地方官員宦遊四方,故他們常由自己所處的帝國一隅,概觀縱論天下事,不時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尚渾然不覺。

雖然本書將明史學研究的史家們分為上述四類,個別探析其特質和優劣,但他們之間並非全無互動與交集。譬如錢謙益的許多忘年之交和門生都是青衿或布衣,而文秉身受文震孟和姚希孟薰陶,亦難脫翰林史學的沾染。尤其是黃宗羲,他系出名門,卻長期隱伏草野,僅短暫在南明仕宦,因而與翰林的錢謙益、縉紳的李清、補官的錢澄之、布衣的文秉均曾往來密切、交流學養。綜言之,析論四類史家之餘,亦不可忽視當時全般史學的趨向和特色。

晚明傑出史學評論家王世貞在其《史乘考誤》序中倡言:

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敍典章、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敍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夫家乘是疑譽者,吾弗敢救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吾兩存之。其拂而覈者,吾始從陽秋焉。

世貞清楚認識到三類史料各有優劣,宜截長補短、互相印證,方能接近史實、公正持論。欲開發利用明清之際的明史學亦復如此,只有先辨明各流派之源委長短,才能去蕪存菁、互補統整,溯探明亡前後第一手觀察研究成果;進而撥雲見日,超越官修《明史》框架,登堂入室,深入瞭解明代盛衰歷程和亡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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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遠流出版、中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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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振漢

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