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的條件》：紐倫堡大審將國家領袖送上國際法庭，這種事從未發生過

文：沙茲（Philippe Sands）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星期四）紐倫堡正義宮

六十八年後，我在法郎克的兒子尼克拉斯的陪同下走訪了第六○○號審判廳。當年父親向他保證時，他還是個小小孩。

我和尼克拉斯在正義宮後方廢棄不用、空空蕩蕩的監獄參觀，那是四個側翼中唯一殘存的一個。我們一起坐在小囚室裡，他父親在這樣的小囚室被關了大半年。尼克拉斯上次來此地是一九四六年九月。「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讓我靠近爸爸一些的房間，」他對我說，「我坐在這裡想像他是什麼感覺。他在這裡待了幾乎一年時間，除一個馬桶、一張小桌子和一張小床，別無其他東西。」這個囚室代表不能寬恕，尼克拉斯對他父親行為的看法也是如此。「我爸爸是個律師，他不會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第六○○號審判廳至今仍被用作審判廳，建築和當年沒有太大不同。猶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二十一名被告都是取道一部小電梯，直接去到審判廳。我和尼克拉斯都很想看看這部小電梯。它仍然存在，位於被告席後方，一樣是透過一扇木門進出，拉開時悄無聲息。「拉開，關上，拉開，關上。」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庫柏寫道。他本來是負責草地網球比賽消息的特派員，後來被派去報導紐倫堡大審每日的情況。尼克拉斯拉開木門，走進了電梯裡面的小小空間，然後把門關上。

出來之後，他走到他父親從前受審時所坐的位置——當年法郎克被指控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尼克拉斯坐下來，向前彎腰，靠在木頭扶手欄杆上。他看看我，然後環顧四周，接著嘆了一口氣。我常常好奇他父親最後一次走出電梯門走到被告席時是什麼樣子。但只能想像，無法目睹，因為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星期四的最後審判不准拍照。這是為了保護被告的尊嚴。

尼克拉斯打斷我的思緒，溫和而堅定地說：「這地方對我和對世人來說都是一個快樂房間。」

我會和尼克拉斯一起走訪第六○○號審判廳，是因為好幾年前一個意料之外的邀請。邀請來自現在被稱為利維夫市的大學法律系，要我就我對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的工作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他們請我談談我承辦過的案子，談談我對紐倫堡大審的學術研究，以及該宗大審對現代世界的影響。

我對紐倫堡的大審和神話著迷已久，據說，現代國際司法系統就是從大審那一刻開始出現。我受到冗長審判紀錄出現的奇怪細節和嚴酷證據催眠，被許多作為呈堂證供的書本、回憶錄和日記吸引。相關的影像，如照片、黑白新聞片和《紐倫堡大審》（Judgment at Nuremberg）之類的電影，讓我興趣盎然（《紐倫堡大審》是一九六一年的奧斯卡得獎作品，讓人難忘的除了題材還有史賓塞．屈賽和瑪琳．黛德麗的短暫調情）。我的這種興趣部分出於一個實際理由，因為這場大審對我的工作有著深遠影響：紐倫堡大審給萌芽中的人權運動大大推了一把。的確，有人對這種「勝利者的正義」不以為然，不過那仍然是一種催化劑，打開了讓一個國家領導人被送到國際法庭受審的可能性，這種事以前從未發生過。

利維夫會邀請我演講，大有可能是因為我作為大律師（barrister）的工作而非我的著作。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最終導致「國際刑事法庭」成立的談判中（一場在羅馬舉行的會議）扮演小配角，幾個月後又在倫敦處理皮諾契特的案子：這位智利前總統一直主張英國法庭無權以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審判他，但他輸了。接下來幾年，其他案子敲開了在冷戰中沉寂了幾十年的國際司法大門。

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案子很快送到我在倫敦的事務所。其他案子陸續來到，涉及剛果、利比亞、阿富汗、車臣、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獅子山、關塔那摩灣和伊拉克。這張長長的清單反映出紐倫堡第六○○號審判廳的良好立意並未被發揚光大。

我後來辦了不少屠殺的案子。它們有些被指控為「危害人類罪」（大規模殺死個人），有些被指控為「種族滅絕」（摧毀群體）。這是兩種不同的罪，一種側重個人，一種側重群體，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種族滅絕在很多人眼中變成了不可赦的大罪，相較之下讓殺死大量個人的罪行顯得沒有那麼可怕。偶爾，我會讀到一些有關這兩種罪名的起源和目的的資料，讀到當初在第六○○號審判廳首次論證它們的方式。但我從未太深入探究發生在紐倫堡的事。我知道這兩種新罪名是怎樣產生，知道它們後來是怎樣發展，但不大知道牽涉其中的個人故事，也不知道它們是怎樣被用來指控法郎克。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樣的個人環境讓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各自發展出他們的獨特觀念。

受邀到利維夫演講讓我有機會探索這段歷史。

我還有另一個理由不願錯過這個邀請：我外祖父李奧就是出生在利維夫。我和外祖父相處很多年（他一九九七年逝世於巴黎這座他所深愛和當成家的城市），但我對他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事所知甚少，因為他不願意談。他的生命跨距幾乎涵蓋整個二十世紀，但到我略識人事的時候，他的家族已經大大縮小。我了解這一點，但不了解縮小的程度和發生的背景。去一趟利維夫可以讓我有機會多了解一點那段痛苦歲月。

李奧留下了零零星星的線索，但把自己大部分的前半生鎖在地牢裡。它們對我母親在戰後的人生想必相當重要，但它們對我一樣重要——這些事件留下了依稀的痕跡和很多有待回答的問題。為什麼我會選擇法律這條路？又為什麼我是選擇了我所選擇的法律部門？這和我的家族的空白歷史是有關聯的嗎？「令人難忘的不是亡者，而是別人的祕密在我們內心留下的缺口。」精神分析學家亞伯拉罕在談到孫子和祖父母的關係時這樣寫道。來自利維夫的邀請是一個探索這些令人難忘的缺口的機會。我接受了邀請，用了一個夏天撰寫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