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的條件》:紐倫堡大審將國家領袖送上國際法庭,這種事從未發生過

《人權的條件》:紐倫堡大審將國家領袖送上國際法庭,這種事從未發生過
紐倫堡審判中(從左向右)的戈林、赫斯、里賓特洛甫、凱特爾,後排:鄧尼茨、雷德爾、席拉赫、紹克爾| Photo Credit: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在二○一○年秋天到利維夫演講。當時我還不曉得一件有趣且不尋常的事實:那分別把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引入紐倫堡大審的兩個人——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在維特林寫作的當時都是利維夫的居民。兩人都曾經在大學就讀,體驗過那個年代的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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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茲(Philippe Sands)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星期四)紐倫堡正義宮

六十八年後,我在法郎克的兒子尼克拉斯的陪同下走訪了第六○○號審判廳。當年父親向他保證時,他還是個小小孩。

我和尼克拉斯在正義宮後方廢棄不用、空空蕩蕩的監獄參觀,那是四個側翼中唯一殘存的一個。我們一起坐在小囚室裡,他父親在這樣的小囚室被關了大半年。尼克拉斯上次來此地是一九四六年九月。「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讓我靠近爸爸一些的房間,」他對我說,「我坐在這裡想像他是什麼感覺。他在這裡待了幾乎一年時間,除一個馬桶、一張小桌子和一張小床,別無其他東西。」這個囚室代表不能寬恕,尼克拉斯對他父親行為的看法也是如此。「我爸爸是個律師,他不會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第六○○號審判廳至今仍被用作審判廳,建築和當年沒有太大不同。猶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二十一名被告都是取道一部小電梯,直接去到審判廳。我和尼克拉斯都很想看看這部小電梯。它仍然存在,位於被告席後方,一樣是透過一扇木門進出,拉開時悄無聲息。「拉開,關上,拉開,關上。」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庫柏寫道。他本來是負責草地網球比賽消息的特派員,後來被派去報導紐倫堡大審每日的情況。尼克拉斯拉開木門,走進了電梯裡面的小小空間,然後把門關上。

出來之後,他走到他父親從前受審時所坐的位置——當年法郎克被指控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尼克拉斯坐下來,向前彎腰,靠在木頭扶手欄杆上。他看看我,然後環顧四周,接著嘆了一口氣。我常常好奇他父親最後一次走出電梯門走到被告席時是什麼樣子。但只能想像,無法目睹,因為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星期四的最後審判不准拍照。這是為了保護被告的尊嚴。

尼克拉斯打斷我的思緒,溫和而堅定地說:「這地方對我和對世人來說都是一個快樂房間。」

我會和尼克拉斯一起走訪第六○○號審判廳,是因為好幾年前一個意料之外的邀請。邀請來自現在被稱為利維夫市的大學法律系,要我就我對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的工作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他們請我談談我承辦過的案子,談談我對紐倫堡大審的學術研究,以及該宗大審對現代世界的影響。

我對紐倫堡的大審和神話著迷已久,據說,現代國際司法系統就是從大審那一刻開始出現。我受到冗長審判紀錄出現的奇怪細節和嚴酷證據催眠,被許多作為呈堂證供的書本、回憶錄和日記吸引。相關的影像,如照片、黑白新聞片和《紐倫堡大審》(Judgment at Nuremberg)之類的電影,讓我興趣盎然(《紐倫堡大審》是一九六一年的奧斯卡得獎作品,讓人難忘的除了題材還有史賓塞.屈賽和瑪琳.黛德麗的短暫調情)。我的這種興趣部分出於一個實際理由,因為這場大審對我的工作有著深遠影響:紐倫堡大審給萌芽中的人權運動大大推了一把。的確,有人對這種「勝利者的正義」不以為然,不過那仍然是一種催化劑,打開了讓一個國家領導人被送到國際法庭受審的可能性,這種事以前從未發生過。

利維夫會邀請我演講,大有可能是因為我作為大律師(barrister)的工作而非我的著作。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最終導致「國際刑事法庭」成立的談判中(一場在羅馬舉行的會議)扮演小配角,幾個月後又在倫敦處理皮諾契特的案子:這位智利前總統一直主張英國法庭無權以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審判他,但他輸了。接下來幾年,其他案子敲開了在冷戰中沉寂了幾十年的國際司法大門。

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案子很快送到我在倫敦的事務所。其他案子陸續來到,涉及剛果、利比亞、阿富汗、車臣、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獅子山、關塔那摩灣和伊拉克。這張長長的清單反映出紐倫堡第六○○號審判廳的良好立意並未被發揚光大。

我後來辦了不少屠殺的案子。它們有些被指控為「危害人類罪」(大規模殺死個人),有些被指控為「種族滅絕」(摧毀群體)。這是兩種不同的罪,一種側重個人,一種側重群體,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種族滅絕在很多人眼中變成了不可赦的大罪,相較之下讓殺死大量個人的罪行顯得沒有那麼可怕。偶爾,我會讀到一些有關這兩種罪名的起源和目的的資料,讀到當初在第六○○號審判廳首次論證它們的方式。但我從未太深入探究發生在紐倫堡的事。我知道這兩種新罪名是怎樣產生,知道它們後來是怎樣發展,但不大知道牽涉其中的個人故事,也不知道它們是怎樣被用來指控法郎克。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樣的個人環境讓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各自發展出他們的獨特觀念。

受邀到利維夫演講讓我有機會探索這段歷史。

我還有另一個理由不願錯過這個邀請:我外祖父李奧就是出生在利維夫。我和外祖父相處很多年(他一九九七年逝世於巴黎這座他所深愛和當成家的城市),但我對他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事所知甚少,因為他不願意談。他的生命跨距幾乎涵蓋整個二十世紀,但到我略識人事的時候,他的家族已經大大縮小。我了解這一點,但不了解縮小的程度和發生的背景。去一趟利維夫可以讓我有機會多了解一點那段痛苦歲月。

李奧留下了零零星星的線索,但把自己大部分的前半生鎖在地牢裡。它們對我母親在戰後的人生想必相當重要,但它們對我一樣重要——這些事件留下了依稀的痕跡和很多有待回答的問題。為什麼我會選擇法律這條路?又為什麼我是選擇了我所選擇的法律部門?這和我的家族的空白歷史是有關聯的嗎?「令人難忘的不是亡者,而是別人的祕密在我們內心留下的缺口。」精神分析學家亞伯拉罕在談到孫子和祖父母的關係時這樣寫道。來自利維夫的邀請是一個探索這些令人難忘的缺口的機會。我接受了邀請,用了一個夏天撰寫演講稿。

一幅地圖顯示利維夫位於歐洲正中央;不易從倫敦抵達,它坐落在想像連接里加和雅典、布拉格和基輔、莫斯科和威尼斯的線中間。跨在分割東方與西方和南方與北方的界線上。

那個夏天,我讓自己沉浸在利維夫相關的文獻中,諸如書本、地圖、照片、新聞片、詩和歌曲,總之沉浸在任何我能找到的,和這座被作家約瑟夫.羅斯稱為「界限模糊」的城市的相關事物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二十世紀的頭幾年,當時的利維夫顏色鮮豔,「有紅-白色、藍-黃色和一點黑-金色」(紅-白是波蘭國旗的顏色,藍-黃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黑-金是奧地利國旗的顏色),同時受到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奧地利人的影響。那是一座充滿神話的城市,有著深刻的知識傳統,眾多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同處於稱為奧匈帝國的大府邸的屋簷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弄垮了這座府邸,摧毀了一個帝國,製造了很多日後需要算和需要流血的帳。《凡爾賽條約》、納粹占領和蘇聯控制前後相繼地發揮了殺傷力。「紅-白」和「金-黑」褪色了。現代的利維夫以烏克蘭人為大宗,變成了一個由「藍-黃」支配的城市。

在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之間,這座城市的控制權八次易手。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它是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及洛多梅里亞王國暨克拉科夫大公國及奧斯威辛和札托爾公國」(沒錯,就是那個奧斯威辛)的首都;然後這個城市從奧地利之手落入俄羅斯之手,然後回到奧地利之手,再短暫落入西烏克蘭之手,接著先後歸於波蘭、蘇聯和德國,然後回到蘇聯,最後歸於烏克蘭直到今日。當李奧小時候在加利西亞王國的街道上行走時,這個國家還住著波蘭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和很多其他民族;但不到三十年,至法郎克最後一天在紐倫堡第六○○號審判廳受審之時,整個猶太社群已經被滅絕,波蘭人已經被移走。

利維夫的街道是二十世紀動盪歐洲的縮影,是血腥衝突的焦點,這些衝突把各種文化撕裂開來。我慢慢愛上了那個時代的地圖。那個時代的街道常常更名,雖然它們的位置並未改變。一張公園長凳,是奧匈帝國時期新藝術的遺物,變成了我熟悉的所在。從這裡,我可以居高臨下,觀看利維夫不停變動的歷史。

一九一四年的時候,這張長凳的所在處被稱為市公園,面對著宏偉的議會大廈,這是奧匈帝國最東省份加利西亞的議會。

十年之後,這張長凳沒有移動,但它變成坐落在一個不同的國家:波蘭的柯斯丘什基公園。議會已經不在了,但議會大樓還留著,此時屬於揚.卡齊米日大學。一九四一年夏天,當法郎克的大總督府控制了這城市之後,長凳被德國化,改為位於耶穌公園,面對著一棟失去波蘭國籍的大學大樓。

兩次大戰年間的生活是很多文學作品的題材,但沒有一部作品比《我的洛夫》讓人更鮮明地意識到這城市已經失去了些什麼。作者波蘭詩人維特林在一九四六年問道:「現在你們何在,洛夫的公園長凳們?你們因為年歲和雨水而發黑,粗糙和乾裂得就像中世紀橄欖樹的樹皮。」

六十年後,當我去到那張我外祖父一個世紀前可能坐過的長凳時,我人在伊萬.弗蘭科公園。伊萬.弗蘭科是一位寫偵探小說的烏克蘭詩人,他的名字今日也被用來為大學的大樓命名。

維特林生動逼真的回憶錄(嚴格來說是其西班牙文和德文譯本)成為我的同伴,帶領我穿過舊城區和認識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戰鬥損傷的建築和街道。這場衝突發生在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猶太人被夾在中間,也成為了戰靶。情況非常嚴重,乃至於《紐約時報》也有報導。美國總統威爾遜為此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維特林寫道:「我不想要驚動在這些記憶的活體上的傷口,所以將不會談一九一八年。」但他接著就談了他說他不想談的。他指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的兄弟鬩牆」讓城市分裂為幾個不同部分,也讓很多人被夾在交戰的兩造之間。但平常的禮節仍然被維持著。例如,維特林一個烏克蘭人校友把發生在我坐著的長凳附近的戰鬥暫時叫停,好讓路過的年輕維特林可以通過,回家裡去。

「和諧主導著我的朋友們,雖然他們很多人屬於不同的族群,擁有不同的信仰和觀點。」維特林寫道。這裡是加利西亞的神話世界,在其中,民族民主黨人愛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一起跳探戈,親俄派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同喜同悲。「讓我們盡情牧歌」,維特林寫道,喚起「當一個利沃夫人的本質」。在他的筆下,利沃夫既典雅又粗野,既聰慧又弱智,既詩意又平庸。他作結說:「利沃夫及其文化的風味是酸」,就像一種不尋常水果「切雷姆哈」(czeremcha)的味道(「切雷姆哈」是一種只生長在洛夫郊區克萊帕里的野櫻桃)。維特林把這種水果的味道形容為cerenda,即又苦又甜。「懷舊症甚至喜歡扭曲風味,告訴我們今日的洛夫只有甜美滋味。但我認識一些人,洛夫對他們來說是一杯膽汁。」

這種苦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加劇,被凡爾賽懸擱起來但沒有解決。每隔一段時間,它就會加倍濃烈:一次是蘇聯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騎著白馬進城的時候,一次是德國人兩年後開著坦克抵達的時候。「大總督法郎克博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到達利沃夫,」一個猶太人居民在一本難得流傳下來的日記中寫道,「我們知道他的到訪不是好兆頭。」那個月,原為希特勒的首席律師而現在是被占領波蘭的大總督,法郎克登上大學大樓的大理石台階,在大禮堂發表了一席演說,宣布要滅絕城中的猶太人。

我在二○一○年秋天到利維夫演講。當時我還不曉得一件有趣且不尋常的事實:那分別把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引入紐倫堡大審的兩個人——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在維特林寫作的當時都是利維夫的居民。兩人都曾經在大學就讀,體驗過那個年代的苦味。

這並非我發現的許多巧合中的最後一個,卻總是讓我感受最深的一個。極不尋常的是,在為前往利維夫談國際法的起源做準備時,我得知了這座城市和國際法的起源息息相關。那兩個對打造現代國際司法系統比誰都貢獻匪淺的人會是源出同一個城市,看來並不只是巧合。同樣讓人驚訝的是,當我第一次造訪利維夫時,我在大學裡或城裡各處碰到的人之中沒有一個意識到利維夫在打造現代國際司法系統的重要角色。

在演講之後的發問時間,聽眾問的問題通常跟這兩個人的生平有關。他們住在哪條街?他們在大學修了哪些課?他們的老師是誰?他們有碰過面或彼此認識嗎?他們在離開利維夫之後有什麼經歷?為什麼今日法學系沒有人談他們?為什麼他們一個重視保護個人,另一個重視保護群體?他們怎樣會和紐倫堡大審發生關係?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後來怎樣了?

這些問題我都答不出來。

然後有人問了一個我能夠回答的問題。

「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有什麼不同?」

「試想像謀殺十萬個剛好是屬於同一群體的人,」我解釋道,「例如利維夫的猶太人或波蘭人。在勞特派特看來,殺死個人——如果是一個系統性計畫的一部分——會構成危害人類罪。對萊姆金來說,焦點是種族滅絕,其目的是殺死很多屬於同一群體的人。對今日一個檢察官而言,兩者的差別主要是動機的問題:想要證明被告犯了種族滅絕罪,你就必須證明他有摧毀群體的動機。但危害人類罪的成立不需要這種動機。」我解釋說,想要證明人有動機想要摧毀一個群體的整體或部分是出了名的困難,因為從事殺戮工作的人通常不會留下可以讓你追查到這種動機的文件檔案。

另一個聽眾問我:這種差異重要嗎?法律是因為你是一個個人還是群體的一員而保護你重要嗎?這個問題漂浮在演講廳裡,自此以後讓我一直惦記著。

當晚稍後,一個學生走近我。「我們可以離開人群私下談談嗎?」她低聲說,「是私人問題。」我們走到一個角落。她說這個城市沒有人知道或在乎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他們因為他們的民族身分而受到汙染。

因為不知道她想要說些什麼,我不置可否。

她說:「我想讓你知道,你的演講對我非常重要,對我來說有切身重要性。」

我知道她是想向我暗示她的血緣。不管一個人是波蘭人還是猶太人,都是一件不應該公開談論的事情。在利維夫,個人身分和群體身分的問題非常敏感。

「我知道你對勞特派特和萊姆金感興趣,」她繼續說,「但你外祖父的遭遇難道不是你更應該追查的嗎?難道他不是你最在意的嗎?」

相關書摘 ▶《人權的條件》:盟國四強因受傷而刺痛,但它們仍然願意停住復仇之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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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茲(Philippe Sands)
譯者:梁永安

人權不是生而有之
二戰前,國家可以對國民做任何事情,包括歧視、折磨或殺害……

我們都知道納粹的紐倫堡大審,
卻不知道這場審判啟動了人權觀念的改變,更是現代國際司法系統的起始……

人民犯罪,國家有權執法,如果犯罪的是國家,該由誰來懲罰?

在國際法庭指控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危害人類罪」
控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犯下的「種族滅絕罪」
兩種罪名的誕生其實都不到100年

一位人權律師追出的人權起源故事
本書作者沙茲是一位國際律師,曾經手盧安達大屠殺、南海仲裁案等國際案件。他在2010年受邀到烏克蘭利維夫演講,意外發現「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等人權保護詞彙,最早的提出者都曾居住於此。一位是冷靜自制的法律教授勞特派特,另一位是性格強悍的檢察官萊姆金,他們上同一間大學、師從同一群老師、也都從20世紀初的亞美尼亞大屠殺得到啟示,卻分別以個人與群體的角度思索納粹罪行。

沒有法律可以去約束一個國家,如今它終於成為被告
1945年紐倫堡大審,是納粹罪行的世紀大審判,也是歷史上首次對破壞世界和平罪提起訴訟,更開啟將國家領導人送入國際法庭受審的可能性。當時,英法等戰勝國以「文明不可對暴行置之不理」,以及「歷史不可重演」為前提,羅列納粹的四大罪狀。其中兩項引入當時無人聽聞的新詞彙:「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指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理由對任何平民的謀殺、滅絕、奴役等迫害。「種族滅絕」則是攻擊民族、宗教和族群群體的行為。它們分別從個人和群體的視角思索,但不約而同地,形塑出一個超越國家主權的國際法。

不許政治人物躲在國家背後,逍遙法外
以往認為法律是為國家服務的。二戰之前,主權高於一切,國際法不得干涉他國內政,政府可任意處置自己的人民,領導人無需為自己發起戰爭或屠殺人民負責。直到紐倫堡大審前後,才將人放在法律中心,並將「危害人類」與「種族滅絕」納入世界人權宣言、國際法、《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等等。從此,法律成為約束當權者的武器,國際刑事法庭有了執法依據,可審判那些因為大權在握而任意將國家投入戰爭或濫殺人民的當權者。

人權從來都不是憑空而來
其實勞特派特與萊姆金的努力,可說是直到1998年,才在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盧安達屠殺一案中真正落實。當沙茲開始著手調查兩人的故事時,美國與英國的總統和首相,正在對干涉敘利亞內政一事尋求法理上的支持,主權與人權的拉扯直到今日仍在繼續。因而,當我們面對羅興亞等人道危機,思索香港等「內政」與國際干涉問題時,都該意識到基本人權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憑空而來的,本書即是透過這些法律人的故事,帶領我們重回70年前人權意識被建立的重要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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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