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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條件》:紐倫堡大審將國家領袖送上國際法庭,這種事從未發生過

《人權的條件》:紐倫堡大審將國家領袖送上國際法庭,這種事從未發生過
紐倫堡審判中(從左向右)的戈林、赫斯、里賓特洛甫、凱特爾,後排:鄧尼茨、雷德爾、席拉赫、紹克爾| Photo Credit: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在二○一○年秋天到利維夫演講。當時我還不曉得一件有趣且不尋常的事實:那分別把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引入紐倫堡大審的兩個人——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在維特林寫作的當時都是利維夫的居民。兩人都曾經在大學就讀,體驗過那個年代的苦味。

一幅地圖顯示利維夫位於歐洲正中央;不易從倫敦抵達,它坐落在想像連接里加和雅典、布拉格和基輔、莫斯科和威尼斯的線中間。跨在分割東方與西方和南方與北方的界線上。

那個夏天,我讓自己沉浸在利維夫相關的文獻中,諸如書本、地圖、照片、新聞片、詩和歌曲,總之沉浸在任何我能找到的,和這座被作家約瑟夫.羅斯稱為「界限模糊」的城市的相關事物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二十世紀的頭幾年,當時的利維夫顏色鮮豔,「有紅-白色、藍-黃色和一點黑-金色」(紅-白是波蘭國旗的顏色,藍-黃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黑-金是奧地利國旗的顏色),同時受到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奧地利人的影響。那是一座充滿神話的城市,有著深刻的知識傳統,眾多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同處於稱為奧匈帝國的大府邸的屋簷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弄垮了這座府邸,摧毀了一個帝國,製造了很多日後需要算和需要流血的帳。《凡爾賽條約》、納粹占領和蘇聯控制前後相繼地發揮了殺傷力。「紅-白」和「金-黑」褪色了。現代的利維夫以烏克蘭人為大宗,變成了一個由「藍-黃」支配的城市。

在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之間,這座城市的控制權八次易手。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它是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及洛多梅里亞王國暨克拉科夫大公國及奧斯威辛和札托爾公國」(沒錯,就是那個奧斯威辛)的首都;然後這個城市從奧地利之手落入俄羅斯之手,然後回到奧地利之手,再短暫落入西烏克蘭之手,接著先後歸於波蘭、蘇聯和德國,然後回到蘇聯,最後歸於烏克蘭直到今日。當李奧小時候在加利西亞王國的街道上行走時,這個國家還住著波蘭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和很多其他民族;但不到三十年,至法郎克最後一天在紐倫堡第六○○號審判廳受審之時,整個猶太社群已經被滅絕,波蘭人已經被移走。

利維夫的街道是二十世紀動盪歐洲的縮影,是血腥衝突的焦點,這些衝突把各種文化撕裂開來。我慢慢愛上了那個時代的地圖。那個時代的街道常常更名,雖然它們的位置並未改變。一張公園長凳,是奧匈帝國時期新藝術的遺物,變成了我熟悉的所在。從這裡,我可以居高臨下,觀看利維夫不停變動的歷史。

一九一四年的時候,這張長凳的所在處被稱為市公園,面對著宏偉的議會大廈,這是奧匈帝國最東省份加利西亞的議會。

十年之後,這張長凳沒有移動,但它變成坐落在一個不同的國家:波蘭的柯斯丘什基公園。議會已經不在了,但議會大樓還留著,此時屬於揚.卡齊米日大學。一九四一年夏天,當法郎克的大總督府控制了這城市之後,長凳被德國化,改為位於耶穌公園,面對著一棟失去波蘭國籍的大學大樓。

兩次大戰年間的生活是很多文學作品的題材,但沒有一部作品比《我的洛夫》讓人更鮮明地意識到這城市已經失去了些什麼。作者波蘭詩人維特林在一九四六年問道:「現在你們何在,洛夫的公園長凳們?你們因為年歲和雨水而發黑,粗糙和乾裂得就像中世紀橄欖樹的樹皮。」

六十年後,當我去到那張我外祖父一個世紀前可能坐過的長凳時,我人在伊萬.弗蘭科公園。伊萬.弗蘭科是一位寫偵探小說的烏克蘭詩人,他的名字今日也被用來為大學的大樓命名。

維特林生動逼真的回憶錄(嚴格來說是其西班牙文和德文譯本)成為我的同伴,帶領我穿過舊城區和認識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戰鬥損傷的建築和街道。這場衝突發生在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猶太人被夾在中間,也成為了戰靶。情況非常嚴重,乃至於《紐約時報》也有報導。美國總統威爾遜為此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維特林寫道:「我不想要驚動在這些記憶的活體上的傷口,所以將不會談一九一八年。」但他接著就談了他說他不想談的。他指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的兄弟鬩牆」讓城市分裂為幾個不同部分,也讓很多人被夾在交戰的兩造之間。但平常的禮節仍然被維持著。例如,維特林一個烏克蘭人校友把發生在我坐著的長凳附近的戰鬥暫時叫停,好讓路過的年輕維特林可以通過,回家裡去。

「和諧主導著我的朋友們,雖然他們很多人屬於不同的族群,擁有不同的信仰和觀點。」維特林寫道。這裡是加利西亞的神話世界,在其中,民族民主黨人愛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一起跳探戈,親俄派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同喜同悲。「讓我們盡情牧歌」,維特林寫道,喚起「當一個利沃夫人的本質」。在他的筆下,利沃夫既典雅又粗野,既聰慧又弱智,既詩意又平庸。他作結說:「利沃夫及其文化的風味是酸」,就像一種不尋常水果「切雷姆哈」(czeremcha)的味道(「切雷姆哈」是一種只生長在洛夫郊區克萊帕里的野櫻桃)。維特林把這種水果的味道形容為cerenda,即又苦又甜。「懷舊症甚至喜歡扭曲風味,告訴我們今日的洛夫只有甜美滋味。但我認識一些人,洛夫對他們來說是一杯膽汁。」

這種苦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加劇,被凡爾賽懸擱起來但沒有解決。每隔一段時間,它就會加倍濃烈:一次是蘇聯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騎著白馬進城的時候,一次是德國人兩年後開著坦克抵達的時候。「大總督法郎克博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到達利沃夫,」一個猶太人居民在一本難得流傳下來的日記中寫道,「我們知道他的到訪不是好兆頭。」那個月,原為希特勒的首席律師而現在是被占領波蘭的大總督,法郎克登上大學大樓的大理石台階,在大禮堂發表了一席演說,宣布要滅絕城中的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