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公民記者冒死到醫院去:從武漢肺炎說中國媒體哀歌

只有公民記者冒死到醫院去:從武漢肺炎說中國媒體哀歌
(左起)方斌李澤華陳秋實YouTube影片截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相信,深度和調查報導,能夠陪養出人的共情能力。如果回到當時,透明度更高的話,以高質量訊息養出中國國民的公民意識,會否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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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原文寫於2月2日。)

昨晚打開Facebook,《財新》武漢肺炎封面報導上線了,37個記者合撰四萬字解釋式調查報導,恐怕是集合眾人之力。另一邊廂,財經《統計數字之外:他們死於普通肺炎?》在微信上先是被禁止分享,繼而被指違規遭下架,有朋友私下寫道:「捂住人的眼睛,堵住人的耳朵,掐住人的喉嘴,死亡沒有尊嚴」。

1月23日封城之後,曾經有那麼幾天紅線稍稍鬆綁,中國武漢肺炎調查報導如雨後春荀復活,記者們伺機而動,在亂象中穿透審查,在灰燼中迸發火光。

現在,報導或遭微信禁傳,或被kill story。有線在周三(1月29日)的報導中,有內地記者指領導的審批紅線漸漸被收緊,只能正面報導,逢指出問題的負面稿件,如交叉感染、難以在武漢進行血液透析、小湯山醫院瑕疪,通通無法發表。

《財新》大老闆是TVB黎瑞剛,時任總編輯胡舒立曾發表《權貴獵手郭文貴》公然狙擊對方,很有些背景。深度報導媒體空間比較大,其他媒體恐怕做調查報導的空間更少,在上文提到的報導整理,就有兩三篇不合主旋律被刪。

沒有記者在醫院現場:公民記者陳秋實和方斌

現時比專業記者走得前的,是公民記者。

一直在看YouTube ,武漢實行交通管制,醫院現場沒有第一線記者,陳秋實一連去了醫院三四天,裝患者與醫生聊天。他拍了一條片段,醫院裏戴N95的婆婆跟輪椅上臉色發黃的伯伯,站在簾後。伯伯即使已一動不動。婆婆抱着他的頭,不肯撒手,說今天剛發熱,「已經走了。」初看畫面以為是瀕死,但已經死了。陳秋實等了好幾十分鐘,死人才被裝進裹屍袋。他沒有繼續追問家屬,估計是冷靜不了,怕被發現,也不忍心在這個時候下刀子。在天崩地裂時,偏偏需要新聞記者硬心腸專業地問,但他們都不在現場,或不能在現場。

還有方斌,登上第五醫院外的車,數數屍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個。」混進隔離病房拍攝,男人在抽泣,醫生站在床邊,宣佈「這個(病人)完了」,已停止呼吸。回到家,自稱屬疾控中心的國保破門而入。失聯一天,才再出現,電腦被扣。

相對知道先保護自己的記者,他們橫衝直撞,置生死於度外。之所以是公民記者,是因為首先是真・愛國公民,才冒死採訪。陳秋實想請教專業採訪知識,先後聯絡過《紐約時報》(Twitter上看沒有現場報導)、中國調查記者王志安、財新網(恐怕撒了),要嘛聯繫不上也不在現場,《有線電視》六七天都在酒店房裏,公司不讓去,還說沒有人比他走得前,着他交流交流資訊。他沒有防護衣,事後讀報導,才後知後覺,有患者無直接接觸下受感染,才「懂得害怕了」。他的雙親被約談,微信中只要轉發他的Video,提到他的號,都會被炸,恐怕心理壓力已經到頂,「我現在才知道什麼是孤軍奮戰了!」他還說:「我死都不怕了,還怕共產黨?!」

即使有輿論說他是「鬼」,但我看來,他頂多是在刀鋒走綱線、被威脅的普通人。作為律師,他一直在體制中打擦邊球,言論小心謹慎到了盡頭,比方說,他來香港從未明言支持反送中,僅代表中國人民的知情權和好奇心。在這個時代,他代表了中國人僅能有的、對真相的渴求,那種從愛裏迸發的傻勁,實在是騙不了人。

方斌從醫院駕車回家時,憤怒地數落:「真正拿着錢的那些新聞單位,《新華社》、《人民日報》(「日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湖北電視台,武漢電視台,拿着那麼多錢,為什麼不到醫院前線來報導?為什麼不把真實情況報導出來?」

(作者按︰此文刊出後,前央視主播李澤華特意以公民記者身分,前往武漢直擊大疫情,並於2月26日被國保上門拘捕,方斌、陳秋實至今杳無音訊超過一個月。)

問政府為什麼關押調查記者,查封報館,但恐怕是問不了的。由十二月開始梳理時間線的《武漢肺炎的暗與明》,在封城第一天就被封了。

前學聯成員周永康在Facebook上表示,對沒有微信的人來說,這段短暫期間的大陸新聞「令我最見到大陸人還原為人的訊息傳播。故事之多,情感描述之細緻,人類共通之處,幾近不可能在香港新聞報導中看到」。

中國媒體的哀歌

下筆寫專題特寫時,最渴求的,不過是將一個人,還原為人。

中國的調查報導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刻,即使在武漢肺炎中,出現奮力報導餘光,也足以令人目眩神迷,甚至悲壯。那些年頭媒體未姓黨,美好事物的衰落總是格外令人傷心,因為粗略皮毛了解過有多好,仰望過,作為同業,也有兔死狐悲之感。那些年的特寫調查有多好呢?

時尚雜誌《GQ》曾經養出蔡崇達長達三萬字報導《審判》,探問故意殺人案藥家鑫、被輿論判死刑的始末,追訪雙方家庭,梳理法律和道德審判的脈絡;2013年的《人物》選了浦志強為年度法治人物,《南方人物週刊》刊出長達18頁的封面故事〈中堅浦志強〉;《此間的南周》追訪《南方周末》二十年來的實習生,追溯一間報館被打壓的起落興衰;胡采蘋任職《財經》的年代,羅昌平寫過《公共裙帶》,揭露過一名情婦,如何靠通天手腕在官員中借開發之機,任白手套來回輸送利益;林天宏為周刊《冰點》寫《回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跟着抬着兒子程磊屍體走山路的父母,還原死者,還原小人物在地震中的悲痛⋯⋯

曾經羨慕,總是驚嘆要是能趕上那個時代多好,寫得多有血有肉。現時中國卻僅剩兩百多個調查記者,《紐約時報》去年的文章說,在習近平「全面審查時代」,他們「快要絕種」了。曾經在GIJN調查記者年會的閉幕式,與黃雪琴同桌吃飯,穿着一襲深深淺淺綠色格子的旗袍,交流過我在做那條人口販運的毒騾故題,今年她因報導反送中被收押,接近三個月。

更多的,由於被官方打壓,由於經濟原因,離開了。《好奇心日報》的汶川十年報導,重訪因《回家》成名的林天宏,他早跳槽到別的產業,還是待不下去了,他如是說,如同早已死去。

他們從積極行動變得緘默不語。

林天宏盡力磨平自己的稜角,刪掉了自己的所有微博。韓寒儘管保留微博,但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大多數時間都在拍電影。

林天宏把這些轉變都稱之為「成熟」。

⋯⋯因為沒有意義,所以沒有欲望。

去年五月,《好奇心日報》第二次被整改。2018年8月,因為涉及外媒時政文章,刊登港大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的訪問,批評中共不應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中國最賺錢的商業媒體——《好奇心》第一次被整改。朋友說他們膽子太大了,竟然敢以網絡公司的註冊,辦媒體。

他們始終在戰鬥。僅僅兩個月後,我開始寫《香港市井》的欄目,始終記得寫本土研究社那篇文章時,提到香港成為中國套取外國科技的白手套了,落筆時已猶䂊,後來那句被刪了。第二次整改在去年五月,沒有任何原因,我莫名非常內疚。有媒體指恐怕與報導台灣同志結婚有關,總編楊纓在受《紐時》訪問時說:「在這裡做媒體沒有尊嚴。」

《好》以社會性特寫報導聞名,跟訪報導過抗議同志扭轉治療,中國版「三塊廣告牌」的故事,在整改後不見了。記者陳莉雅也早已轉到《端傳媒》工作。

獨裁之下,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中國的紅線無處不在,連普通人要傳播真相,都面臨後果。六月時訪問過兩個來看圍警總的中國人,抗爭熾熱之時,他們消失了好一段日子,杳無音訊。前幾天,他終於在微信回了訊息,才說回去後,被關了四個月,他的同伴稍好一點,只有一個月。他傳:「看見你們每天都在流血,心很痛,現在是安安靜靜等天亮。」還多傳一條:「你們每天都在流血,算不得什麼。」未幾,他接二連三回收了信息,但我記下來了,他還說:「期待下半年再見。」

訊息公開是最好的疫苗

世衛曾指出,在疫情中,資訊透明極端重要。武漢肺炎爆發的關鍵,在於官方阻攔新聞發佈,掩蓋疫情,讓專家在新聞中聲稱「可防可控」,還把八個醫生當成散佈謠言處分。

微信上遭移除的《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說過,新聞是災難的救助者。

有研究以問卷形式,在加拿大Alberta調查,發現民眾引用超過五個可信資訊來源的比例,在2010年H1N1流感中比03沙士高出六成,指出只有更多可信的、有關疫症風險的資訊,才能收公共衛生預防傳染性疫症之效。

中國調查報導曾經有過光榮的時刻,公民社會在2008年達到頂峰,奈何習近平上台後,掐死媒體報導空間、無限收緊紅線,打壓維權律師、NGO工作者等等。

我相信,深度和調查報導,能夠陪養出人的共情能力。如果回到當時,透明度更高的話,以高質量訊息養出中國國民的公民意識,會否有什麼不一樣?在信息遭受無限阻隔的今天,當人民對真相的渴求被生生掐斷,如方斌所言,呼籲武漢人拿起手機,成為公民記者,報導只求全民自救。

這邊廂,在因口罩全面恐慌之際,在政府不作為之時,見盡人性卑劣與光明。

香港人在轉發訊息時,也應多留意消息來源,不要轉發內容農場,先求證,後轉發。貫徹黃色經濟圈,支持會投資做調查報導的媒體,有線、Now、端傳媒、蘋果日報、傳真社、立場新聞⋯⋯有同事說笑話,《蘋果日報》遲早被查封,明年都不知能不能活過。

只有全民珍惜並渴求真相,公民社會才能保持活力。

明天醫護罷工了。天總會亮,共勉之。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作者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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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Kayue
核稿編輯︰A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