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變壞從「割韭菜」開始:是什麼造就了中國畸形的「酸民社會」?

人心變壞從「割韭菜」開始:是什麼造就了中國畸形的「酸民社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崇拜強者的中國,批判強者需要以更強者的身份和視角,否則那是以卵擊石、不自量力,還會背上「自己無能,酸別人牛逼」的罵名。所以在中國,弱者對於強者要麼以卑微的姿態去讚美,要麼保持沉默,忍受著無情地碾壓,等待絕地反擊的那一刻。

最近,在中國網路上,有一群人被批評得很厲害,他們叫做「見不得別人好,自己不努力」的酸民。之所以這樣「火燒赤壁」,是因為一件件熱門新聞借來的東風。

仔細盤點一下,有被中國網友封為抗疫「神將」的李蘭娟,因為兒子開公司被指涉嫌利益輸送;同樣有抗疫「神將」之稱的鍾南山,因為兒子腰間纏著名牌皮帶,節儉樸素的形象受到質疑;中國知名歌星韓紅憑藉「原來一包方便麵都是可以公示」的金句,感動無數網友向其基金會捐款,近期卻因為賬目混亂問題遭人實名舉報;還有網紅帶貨一哥李佳琦花1.3億買豪宅登上微博熱搜,引來一片罵聲,有線民形容「你們買的每一支口紅,都成了內環線大平層的磚下之魂。」就連最近中國一部熱門的電視劇也將一位鳩占鵲巢的窮老太的兇狠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崇拜強者的中國,批判強者需要以更強者的身份和視角,否則那是以卵擊石、不自量力,還會背上「自己無能,酸別人牛逼」的罵名。所以在中國,弱者對於強者要麼以卑微的姿態去讚美,要麼保持沉默,忍受著無情地碾壓,等待絕地反擊的那一刻。

我們很疑惑這樣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真的符合現代文明嗎?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國這樣的一種畸形社會?

人心變壞是從「割韭菜」開始的

「因為有一種罪,叫你過得比我好;因為有一種惡,叫見不得別人好。」 一篇流傳於中國網路的熱門評論寫道,「總有些人盯著他(李佳琦)窮追不捨,就像如今對他買豪宅的不滿。」

中國人有句俗語:「英雄不問出處」。今天似乎悄悄變成了「發財不問出處」,一個人有錢了,發達了,沒有人去在乎他們是怎麼有錢的,只會聞到他們錢的香味。有一些中國的底層農民工還曾經調侃道:「有錢就是好,放個屁都是香的。」這不禁讓人聯想起今(2020)年榮獲奧斯卡多個獎項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裡的一句經典臺詞:「錢就像熨斗,能燙平世間所有的皺褶。」

今天有錢也可以熨平中國的一切,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網路上到處充斥表現富人善良、窮人兇惡的文章和影視作品。

就像《寄生上流》裡的金氏一家,總想著攀龍附鳳、寄生上流,今天中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也是「一夜暴富」、「和土豪做朋友」,但是很多人沒能像金氏一家那樣幸運。現實社會中,富人和窮人的關係並不總是互利共生,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社達社會,最終形成的格局是虹吸現象或馬太效應,用現在流行的詞講就是「割韭菜」。

「割韭菜」這個詞,開始被用在中國股市裡,指的是大戶聯手做高股市以後一口氣摜壓,再從散戶股民手中低價收割。如今這個詞已經有了很多衍生的含義,泛指被反覆壓榨或欺騙還依然執迷不悟、不明真相的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其實也是一部「割韭菜」的血淚史。從1953年開始到1992年為止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對廣大農戶「割韭菜」。有農業經濟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牛若峰,1992),最低估計是4481億(徐從才、沈太基,1993)。

「『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割,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犧牲』,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其《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一書中寫道。

中共通過對農村、農民「割韭菜」反哺城市,讓城市越來越像歐洲,農村越來越像非洲,但是城市裡的市井小民其實也是在被「割韭菜」。中共在城市奪權以後,原本私有的土地和房屋大部分被收歸國有,然後再租售給市民,做著無本的買賣,熱門電視劇裡占著別人洋房不走的窮老太太充其量也只是小巫見大巫。以上海為例,上海現存的老洋房僅有4000到5000幢,但其中95%的所有權仍然由國家所有,只有大約200-250幢老洋房是私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和國有企業改制,一場聲勢浩大的「割韭菜」行動真正拉開了序幕。原本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悄悄變更到了權貴企業家的名下,裡面的非制度性安排估計幾本書都寫不完,那些原來端著國營企業鐵飯碗的工人被迫掃地出門,從此不再享受社會主義的福利。

當年市場經濟發端,假冒偽劣產品橫行,不少今天依然炙手可熱的商界大佬也曾經趟過混水。筆者作為一個90 後,還記得當年炒得神乎其神的「中華鱉精」。90年代的河南省,由官方主導的血漿經濟蓬勃發展,有些地方政府打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結果導致愛滋病的大流行,當有良心的醫生和記者揭發此事,也被一些人批評為「見不得別人好」。

有人也許會反駁,這些都是陳年爛穀子的事情了,有啥好說的,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了。殊不知,根子從一開始就長歪、變爛了,怎麼還能期望它結出好的果實呢?今天的人們依然將其當作成功學的案例而不知恥,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別人的本事。

當然今天「割韭菜」的手法比過去更加高明和隱蔽,比如P2P圈錢、操控股市暴漲暴跌、搞複雜的股權結構等。「割韭菜」還有一個孿生姐妹叫「收智商稅」,從蟻力神、鴻茅藥酒到權健火療、量子波動速讀,甚至那些非買不可的「國貨」,都可以發現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收智商稅」。

而這些企業家們不僅日進斗金,還獲得諸多社會榮譽,可謂名利雙收。當年紅極一時的氣功大師王林,連鐵道部部長和一眾明星都是他們的座上賓,加上他們對地方稅收和就業的貢獻,更被追捧為地方的「衣食父母」,誰敢去拆他們的臺?

也許有人會說:「資本在原始積累時期,每一分錢帶著血是不可避免地,況且他們成功後也做了許多好事,比如慈善。」 這不禁又讓人聯想起《寄生上流》裡又一句經典臺詞:「不是有錢而善良,是因為有錢所以善良」。我們確實看到有不少企業家成立了各種慈善基金會,還有像韓紅這樣的明星,通過自身的號召力籌集善款幫助別人,這本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希望他們做到最基本的言行一致,不要打著紅旗反黑旗,最後還和黑旗一樣,身為政協委員的韓紅應該知道人們為何對她有質疑。

像李佳琦這樣沒有什麼背景的小人物從一個化妝品櫃檯美容顧問到今天擁有上千萬流量的帶貨網紅,可以說生動詮釋了醜小鴨變白天鵝的美夢。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這麼努力、辛苦和專業的一個人,不配住千萬豪宅呢? 他做買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什麼「割韭菜」呢? 不過,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很完美的人,也曾經在直播中推銷虛假不粘鍋。也許他還有一顆赤子之心,但是當他到了這個位置,很多時候會被資本裹挾而身不由己,畢竟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不是一件易事。

李佳琦
Photo Credit: 李佳琦FAN
不公義的醬缸才能醃漬出帶勁的酸民

就在武漢肺炎大爆發,各地封城封路,大部分人禁足家中的時候,中國網路上熱傳一篇〈明星出國避難〉的文章,批評他們拿著天價薪水,過著富豪的生活,國家有難時卻躲東躲西,貪生怕死,甚至沒有捐贈一分錢一分貨物。就連李蘭娟也發話:「明星不能強國,應該降低他們天價的片酬。」一時間,隔著螢幕都能聞到一股撲面而來的酸臭味。

明星高收入乃至社會收入不平等一直以來是中國老生常談的問題。據新浪娛樂的報導,2013年有中國演員開出天價片酬——2700萬出演一部戲。按一般電視劇30集計算,平均每集片酬高達90萬。如果每月薪水一萬就算是白領的話,那麼該演員一部戲的片酬相當於一個普通白領225年的薪水。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岳希明在一次經濟論壇上表示:「收入不平等可以分為收入不公和收入差距,中國人均市場收入基尼係數和發達國家幾乎沒有差距,都在0.5以上,有時發達國家低於0.5。但是收入不公比收入差距更重要,其中官員腐敗是最嚴重的收入不公;壟斷行業的不合理高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收入不公。」

從馬克思(Karl Marx)的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決定商品和服務價值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不受市場規律的支配下,同樣的時間,明星用來唱歌和環衛工用來打掃,看似是等價的。但是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並不是這樣簡單的關係,影響商品和服務價格的是供需關係。在沒有一套成熟的明星產生機制且娛樂市場十分廣闊的中國,明星顯然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他們也因此擁有強大的議價權。官員貪腐其實也靠得是權力這種稀缺資源,而在中國有權就代表能有錢。壟斷行業仰賴的是市場准入這種稀缺資源,中國電信、石油產業之所以能躺著賺錢,是因為能做這種生意的公司一只手就能數過來。

西方發達國家雖然也有很懸殊的收入差距,但是卻沒有中國這樣嚴重的收入不公,這是由於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累進制個稅,收入越高的人需要繳更多稅。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某些時候達到了80%,而英國甚至達到90%。為了針對資產的不平等,不少國家還徵收高額的遺產稅,其中日本最高稅率達70%,美國最高稅率也達到50%。高稅收的同時也帶來了高福利,政府為全民提供免費醫療、教育等公共福利,幫助弱勢群體,實現了社會的公平正義。

而中國顯然在收入再分配和社會保障上做得不好,才導致今天的基尼係數進一步變大,社會矛盾如此尖銳,窮人的仇富情節如此深重。

首先,個稅的調節作用不明顯。發達國家的稅收收入的40%左右來自個人所得稅,其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稅收的收入分配調節作用,但是中國的個稅占稅收收入的比例十分低,2017年個稅占稅收總額比重為8.3%。此外,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於2014年公佈的結果:中國近七成個稅來自工薪階層。另據財經專家葉檀的統計:月均收入在人民幣8000-3萬8500元的人占工薪人群的比例僅為8.4%,卻貢獻了中國58%的工薪個稅,他們絕大多數在北京、上海和廣東,而富人繳納的個稅比例並不多。

其次,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扶強淩弱。西方國家一般用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的社會保障水準,大部分歐美國家的比重在四分之一左右,而中國近些年的比重在10%上下。遺憾的是,這些社會保障支出最後也沒有照顧到真正需要的人。岳希明提到:「從比率來看,如果把農村農民的養老金作為1,行政事業單位養老金則為36,換句話說,政府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是農民養老金的36倍。」

再者,中國的富人沒有承擔應有的責任,偷稅、漏稅、逃稅是常態。以明星為例,他們可以通過陰陽合同、成立個人工作室、在稅收優惠地區註冊公司(比如新疆霍爾果斯)、用股權代替片酬、換國籍等方式來避稅和逃稅。2018年范冰冰就因為陰陽合同被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舉報,不少中國當紅的明星為了避稅而放棄中國國籍,入籍低稅甚至是無稅國家,這樣對於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收入只需承擔有限納稅義務。另外,一些企業的老總為了讓自己的企業由內資企業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來達到避稅的目的,會變更自己的國籍,這樣做還會有利於企業在海外上市,可謂一舉兩得。

美國的富人會主動要求政府向其徵富人稅來幫助窮人,但是中國的富人不僅做不到,還會奚落、嘲諷、仇視窮人。最近因為反習被消失的任志強,還曾經發表諸如「房地產就應該具有暴利」、「房子像鑽戒,低收入者不該擁有」、「中國的房子太便宜了,年輕人就應該買不起房」等言論。回過頭來再看,中國的仇富心理和行為為什麼如此常態化?不過是一種反作用力罷了!

而一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人,對於那些生活有困難的人也缺乏同情心。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廣東一對年輕外地夫婦因經濟拮据遺棄嬰兒,河南一名上初三的女生因為沒有手機上網課試圖自殺,中國網路上卻是鋪天蓋地對貧窮的嘲諷和不努力的指責。

中國的社會不公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政府角色的缺位。中共儘管自稱是代表工農利益政黨,但是其在改革開放以後,政治上承諾發展紅利來獲得執政和法性,經濟上迎合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受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推崇的涓滴經濟學的影響,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先富帶動後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而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奉行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少國家的經濟陷入低迷和衰退。為了刺激經濟和消費,一些國家會選擇給人民派錢來獲得經濟學上的乘數效應。上個月香港特區政府就決定向18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每人發一萬港幣。

但是中國政府卻重來不會這樣做。2008年全球次貸危機發生後,隔年中國國務院宣佈投入4萬億到基建,結果建了一堆蚊子館。今天新冠疫情的當下,依然有人提出「新基建」。

xnaphotostwo189956
Photo Credit: Newscom/ 達志影像
酸民起義不過是借題發揮

近期,中國司法部發佈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在網路上引發了廣泛爭論,熱度一時蓋過武漢肺炎。不少中國線民表達了反對意見,主要是擔心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但是在筆者看來不過是借題發揮。

中國現在或未來都不會是一個移民國家,主要原因是中國並沒有足夠的優勢條件來吸引大量移民,目前在華定居的外國人數量甚至低於越南,未來能夠吸引的人也是少量高新尖端人才或需要重點統戰的外國人。

而中國人的不滿在於,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像二等公民。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曾經造成血流成河,今天人口紅利消失了,政府開始鼓勵生育,卻沒有向人民道歉。現在外地人想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落戶,依然比登天還難,農民工到大城市務工卻享受不到均等的公共服務。未來,當中國權貴集團的子子孫孫們以「外賓」的身份回鑾,他們可能比今天的「洋大人」還要威風。

俗話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中國政府如果真有誠意吸引世界人才,最好的辦法是讓自己的人民自帶芬芳,而不是要紅杏出牆。

「如果一個社會的發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對於遭逢不幸的人,我們能夠給予的最殘酷的侮辱,莫過於表現出副藐視他們的悲慘遭遇的樣子。如果我們對於同伴們的喜悅顯得無動於衷,那也只不過是於我們的禮貌有損罷了;但是當他們向我們傾訴痛苦時,如果我們不裝出很嚴肅的樣子,那就是真正嚴重的殘忍了。」

在馬克思主義的衝突視角下,塑造一個偉大的形象經常通過貶損另一個醜陋的人物來實現。過去紅色的年代裡,越窮越有理,越富越無賴,今天反之。 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韓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一有著各種各種的社會問題,最起碼還有奉俊昊這樣有社會學視角的電影人客觀地呈現出社會眾生相。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