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文化》導讀:所謂的科學、人文跨領域素養,早在60年前史諾就說過了

《兩種文化》導讀:所謂的科學、人文跨領域素養,早在60年前史諾就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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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米德(M. Mead)說︰「過去是不停地透過現在而形塑出來的。」《兩種文化》這本書以及它所引起的諸多文化與教育問題面向,也只有在當代背景的映照下,才更能顯出它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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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譽騰

台灣初版導讀:側看史諾與《兩種文化》

查爾斯.史諾(C. P. Snow,一九○五至一九八○)出生於英國中部的萊斯特郡,萊斯特大學物理化學系畢業後,在一九二八年前往劍橋大學基督學院,攻讀物理學博士,隨後在著名物理學家拉塞福(E. Rutherford,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七)主持的卡文迪西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從事研究工作,長達十五年,可說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二次大戰期間,他接受政府徵召 ,在軍方擔任文職,負責引介物理學家支援政府軍事工作。一九四五年,史諾離開劍橋大學轉往政府擔任科技事務官僚,職司徵選民間科學家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任務,同時也兼任民間企業的顧問,隨後並獲聘為英國電力公司總裁。一九六四年,英國工黨執政,他被委派為工業部次長,成為工黨科技政策重要的決策者,並因此被冊封為貴族(Lord)。這些不尋常的經歷,讓史諾對科學事務在政府和民間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第一手的觀察機會,也使他對官僚階層的權力與道德問題有了切身的體驗。

史諾是一個有多方面興趣的博雅之士,除了科學研究和事務性的管理工作外,他十分熱中於閱讀和文學寫作,從一九三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後,創作不輟,在一九四○至七○年代間,前前後後寫了近二十本小說以及其他非小說類的著作,其中以《陌路和手足》(Strangers and Brothers)為總名的一系列十一本小說,廣受讀者歡迎,可說是史諾的代表作,曾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據筆者所知,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尚無任何史諾小說的譯本),讓他成為當時英國和國際文壇之知名作家。史諾也熱心公共事務,經常接受各界邀請發表演講,是一位卓越的社會評論家,獲頒的世界各國榮譽博士學位多達二十餘個。像這樣一位腳跨科學與文學兩個不同的領域,而且都有不凡成就的奇才,日後能成為講述兩種文化的權威,並引發國際社會對此一文化課題的廣泛注意和熱烈討論,也可說是其來有自了。

我認識史諾純係偶然;一九八七年八月我到英國萊斯特大學攻讀博物館學博士,此後四年留英期間,讀書研究寫作之餘,最喜歡的娛樂就是逛舊書店。史諾的暢銷小說《劍橋風雲》(TheMasters),就是在萊斯特市一家小舊書店裡邂逅的。這是一本描寫劍橋某一學院院長出缺,院內兩派人馬各自推出人選參加角逐的故事,對知識份子在良知與人性中固有的邪惡間的掙扎和內省,有充滿想像力和戲劇性的刻畫,讓我在打開第一頁後,就不知不覺地進入他小說中的世界,深深被其情節吸引,並為其創造的人物感動。閱讀史諾小說的經驗,常常讓我回想起以前徹夜不眠,酖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情景。我總覺得這兩位作家,在關心的主題和寫作的手法上具有驚人的血緣和相關性,他們對人類的命運都有超乎尋常而極為誠摯的關懷,由於真誠的同情和同感,遂能多方出入小說人物的心靈,寫出極為委婉細緻、既曲折而又可信的動人篇章。

此後,我又陸續讀了史諾的許多小說,並且在英國各地旅遊時也特別著意蒐集史諾的其他著作,目前手邊,除了他的十三本小說外,尚有(科學與政府》(Science and Government)、《我所認識的人物》(Variety of Men)和《寫實主義者》(Realists)等非小說作品,其中當然也包括貓頭鷹出版社這次出版的這本膾炙人口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

《兩種文化》是史諾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The Rede Lecture)所發表的一篇演講,原名〈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演講內容分成「兩種文化」、「知識份子是天生的盧德份子」、「科學革命」和「貧與富」四個段落。發表以後,在英國國內和國際間都有熱烈回響,並引發一場長達數年的文化論戰。史諾在一九六三年,再次發表了一篇重新審視兩種文化的長文,就各界的評論,提出他的辯解和回應。這兩篇長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六四年結集出版後,頗受矚目,一再重印。一九九三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央請柯里尼(S. Collini)為史諾這個文集寫了一篇長序,就「兩種文化」的歷史背景、史諾的生平、兩種文化的理念和意涵,演講發表後所引起的反應與爭議、當代各類學科的變革風貌、專業化現象,以及此一時代變革下,史諾所提出兩種文化理念是否仍能適用的問題,深入淺出加以勾勒和反省,為當代讀者提供了解史諾個人、以及考察「兩種文化」此一重要文化課題的參考框架。這次貓頭鷹出版社的中譯本,所根據的即為這個版本在一九九八年的重印本(指二○○○年貓頭鷹初次翻譯出版的版本)。

史諾作為一個小說家和社會評論家的地位,各界褒貶不一,文學評論家如李維斯(F. R. Leavis,一八九五至一九七八)等,對史諾這次演講以及他的小說,極盡批判之能事,其態度簡直可用「深惡痛絕」來加以形容。其他評論者如史坦納(G. Steiner)則對史諾的論點多有揄揚,其間的差異,常讓不知情的讀者,以為他們所論列的對象,好像根本不是同一個人似的。持平而論,史諾所提「兩種文化」的理念,並非多了不起的創見,對科學與人文的分歧,彼此不溝通甚至相互對立的文化焦慮感,自古有之,與此相類似的文化論戰也不乏先例 ,以英國為例,在其文化史上,著名者就有柯立芝(S. T. Coleridge,一七七二至一八三四)與邊沁(J. Bentham,一七四八至一八三二)的浪漫主義與功利主義論戰,以及阿諾德(M. Arnold,一八二二至一八八八)與赫胥黎(T. H. Huxley,一八二五至一八九五)的人文與科學論戰。

個人以為,史諾所提的兩種文化理念之所以能引起巨大的回響,其一在於他個人的跨學科背景、特殊經歷和傑出成就,身為意見領袖的魅力,讓史諾的言論動見觀瞻,具有一觸即發的條件。其二在於史諾對科學與人文分歧對立現象,以及因此延伸出的種種弊端,如對科學的誤解、忽視科學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教育的專門化與狹隘化,以及因科學不發達,所導致之個人和國家間貧富不均的現象等,都有極為宏觀的視野和洞見,並能佐以豐富的例證,以小說家的筆法生動的加以描繪表達,因此頗能打動讀者的心,引發強烈的共鳴。正如柯里尼所說的︰

在讀史諾的作品時,我們一定要記住他的理念背景,同時要知道,他既不是有條理的思想家,也不算是嚴謹的作家。他長於處理主要的思潮,他會先理解這些理念,並且將它們稍微調整成吸引人的說法,再加上一些小故事或趣聞,好對這些理念做更廣泛、更不一樣的詮釋,然後在他引人入勝的文章中,不停地提到這些詮釋。當他愈來愈有名,他所提到的思潮,也會變得愈來愈重要,真相的說服力小,文章的說服力反而大。

科學與人文的論戰,內容經緯多端,觀察視野也跌宕多變,如果再加上論辯者的不同背景與器識,會引起爭論,自也是意料中事。「兩種文化」的論辯,由英國而擴及到世界各國,時序由十八世紀延續迄今,問題基本上仍然是存在的。在文化上,這是人文學科與科學的關係的問題,在教育上,這是「專業化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關係的問題。即使是在當代的台灣,這樣的問題仍然有其時代性與迫切性。對史諾及其所提之「兩種文化」課題的關心,在台灣也早有一段時日了,就筆者所知,金耀基先生早在一九七六年即有〈兩個文化之對壘與技術人文主義〉一文(見《劍橋語絲》,頁一五六-一九○),從史諾的兩種文化、劍橋的分裂性格、人文與科學的隔離,科學主義的橫決與反響、博雅教育、專門化及技術,一路論列到大學的使命與技術人文主義。

郭正昭先生的〈也談「兩種文化」——兼評布氏《文明的躍昇》及《科學與人文價值》〉一文(請參見陳揚瑛與蔡仁堅合譯《科學與人文價值》一書附錄)開宗明義就談及「兩種文化」的危機。趙金祁先生在論及科學教育的角色時,也有類似的觀點。美國科普作家布羅克曼(J.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以《第三種文化——跨越料學與人文的鴻溝》(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名出書,大力宣揚科學文化的重要性,希望以科學的思維和價值,進軍傳統人文學科所關懷的領域。將這些晚近所提出的種種論點和本書相互對照,正可顯現史諾在四十年前所楬櫫的文化課題,歷久彌新,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人類學家米德(M. Mead)說︰「過去是不停地透過現在而形塑出來的。」《兩種文化》這本書以及它所引起的諸多文化與教育問題面向,也只有在當代背景的映照下,才更能顯出它的意義和價值。

張譽騰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系理學士,美國西肯塔基州立大學生物學研究所碩士,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博物館學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副教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兼科學教育組主任、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兩種文化:從科學人文的分道揚鑣到跨領域知識的倡議,史諾重新思索人類知識本質(60年經典再現版)》,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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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諾(C. P. Snow)
譯者:林志成、劉藍玉

今日我們需要的跨領域素養、多元能力,早在60年前史諾就說過了

  • 1959年史諾發表「兩種文化」的演說,引發知識界的論戰。
  • 本書為演講稿內容完整收錄、史諾四年後對講稿引發爭論的回應、柯里尼教授的長篇導言、台大物理系高涌泉教授最新導讀。

有人說:
今日已無大師,在學科專業化的時代,鮮少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知識。

但也有人說:
我們應該當文藝復興人,不受限於單一知識,而今日斜槓青年似乎為我們演出了此種跨領域能力。

究竟我們需要的是專業素養還是跨領域技能?

自科學革命以來,學科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使得人文與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知識分工越細,知識分子受限於所學領域,在各自學科範圍內鑽研漸深,難以分身乏術顧及其他知識。

不論東西方,在知識領域的學習與發展上,早年並無明確的學科劃分,一個詩人同時也可能是天文學家,一個數學家也可能是畫家。但自科學革命以來,科學作為一個客觀可信的唯一知識漸漸確立,不同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科學與人類社會進步的連結看起來明顯可見,在二十世紀終於超越人文學科,成為受大眾認可、在教育資源與生涯規劃中佔優勢的一方。

此外,人文與科學之間的角力,尚有另一面向,在於二者之間的鴻溝如何跨越。今日,一個接受正規教育的學生,可能在某個年級就得決定自己要走人文或是科學,並在此後人生中鮮少有機會可以跨越。在這個思考脈絡下,1959年史諾提出了「兩種文化」一詞,他觀察到當科學家提到文學難懂時,多半只會以狄更斯為例,而我們更無法問一位文學家關於質量或加速度等基本物理問題。這種壁壘分明的學科鴻溝需要重視。此外,他認為科學對於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正向力量,因此為了成為好的領導者,人文領域者應當增加科學素養,科學人也當培養人文興趣。

史諾的思考脈絡當然有許多值得檢視和反思之處。科學與人文是否決然二分,學科專業化是否應當被質疑?但他確實提出了一些需要思索的面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演講,使得這個思索得以散佈成為眾人關心的事。今日,我們依舊在很年少時得決定自己的專業方向,但大學教育也確實透過通識補足個人專業以外的知識的好奇。

此外,進入21世紀後,學科的跨領域研究成為顯學。社會上,網絡資訊使得知識取得更容易,使得人人都成為可以信手拈來的文藝復興人,跨領域能力受到重視,斜槓青年的誕生也可是此一表徵。但也有人認為尊重專業有其重要性,素人專家的危險更甚於無知者。關於知識的學習與傳播,尚有許多值得思索之處。

因此,回首史諾的兩種文化,雖不精確,但他提出的問題與指出的方向,依舊能讓我們重新思索在高等教育與普及知識各層面,人類面對知識的學習與發展,應當往何種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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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