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故犯」者指揮中心要公布姓名,醫師:不利防疫恐造成漏洞

「明知故犯」者指揮中心要公布姓名,醫師:不利防疫恐造成漏洞
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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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姓名所適用的法條,是否適宜,不同的法律專家有不同見解。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大,隨著近期多起確診病例都是境外移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民眾如在非必要的狀況下前往旅遊疫情建議為「三級警告」的國家或地區、回國確診者,這些「明知故犯」的民眾,不僅不能領取補償,還可能加收費用,並且公布姓名。

其中,「公布姓名」這點引發社會許多討論。

「公布姓名」是為了防疫還是為了處罰?

這次公布姓名的措施,與指揮中心一貫保護確診者個資的態度有所不同。過去指揮中心的原則都是,不公布確診者任何資訊,甚至連隔離檢疫所所在地也不願透露。只有在無法匡列接觸者的情況下(例如鑽石公主號旅遊團當時遊遍北北基各大景點),才會公布確診者曾經去過的地點,建議同時間去過該地的民眾自主健康管理。另一種狀況是居家檢疫者、居家隔離者失聯時,才會公布姓名尋人。

但如今卻為了嚇阻國人前往高風險地區,祭出強硬的「公布姓名」措施。17日記者會上就有記者提問,公布姓名的政策,究竟是為了防疫,還是為了處罰?陳時中表示,公布確診者姓名,「主要是為了避免疫情擴大,有沒有處罰的成分?也有」,但強調不是處罰生病,是處罰明知故犯的行為。

「公布姓名」是否可以遏止明知故犯的行為?臨床心理師林俊成認為,就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的確可以提升自主管理的防疫意識。心理學有一個現象是,匿名性會造成責任分散。」 因此在匿名的況下,人較容易違反社會規範。

不過,也有心理師和醫師認為,「公布姓名」不僅無助於防疫,還可能造成防疫漏洞。

《中央社》報導,一名不願具名的醫師就表示,從旅遊疫情建議第三級國家回國者,本來就要居家檢疫、本來就會跟民眾隔離,公布姓名,恐怕只是嚇阻作用,未必有助防疫。如果現在會公布確診病人姓名,也可能導致有症狀者除非重症,否則不敢講、不敢就醫,防疫可能就漏掉輕症的病人,反而不利。

報導也引述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意見,認為國內現在有些人也對出國者不友善,這樣的狀況令人憂心,可能有相關旅遊史的人就會隱瞞、有症狀也不去就醫,因為擔心被知道的下場,寧願躲在家裡吃藥,反而造成防疫漏洞。

《關鍵評論網》詢問台灣應用心理學會理事長蔡宇哲,他也說這次「公布姓名」的措施,有點像是古時候的遊街示眾,它會間接鼓勵鄉民正義,讓大家攻擊這個人。「那他可能會用其他地下的管道去就診,我們就沒辦法實際掌控這些人的流向。」

蔡宇哲特別表示,尤其在疫情如此嚴峻的時期,每個人都缺乏「控制感」,更容易引發非理性的行為。「平常沒有疫情,好好的過生活就可以活下去,但現在不曉得誰會帶病菌,大家失去本來應該要有的控制感,就會做些行為補充控制感」。蔡宇哲說,在網路上攻擊犯規者、指責犯規者就是補充控制感的一種方式,可以降低焦慮感。因此,在疫情嚴重的狀況下,攻擊確診者的狀況可能更常見。

公布姓名的法源依據在哪?

「公布姓名」可能引發網路肉搜、造成確診者被攻擊。也讓外界質疑,是否有明確的法源依據?

指揮官陳時中解釋,公布姓名分成2種,違反檢疫規定,所適用的法條是《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簡稱「武漢肺炎特別條例」)第8條【註】。而這次引起爭議的「明知故犯的確診者」,所依循的法條是「武漢肺炎特別條例」第7條。

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特別條例第7條「包山包海」,不具有明確性

不過,有澤法律事務所律師廖國翔告訴《關鍵評論網》,「(特別條例)第7條是包山包海的條文」,雖然法律已經明文授權指揮官可以「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但在法律上,還是有個授權「明確性」的要求,就是授權的內容,必須具體、明確、可得確定。

廖國翔解釋,依照不同法律,會有不同授權明確性的要求,如果法律對基本權造成影響越大,對授權明確性就必須越高,法條必須越明確、嚴謹。

曾擔任律師的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也於臉書表示,第7條所說的「應變處置或措施」,不具有法的「明確性」,「也就是說,人民不知道『應變處置或措施』包含什麼?政府可以依照這個對我做什麼?最後,如果有爭議的話,司法也不知道要依循什麼來解決?」

不夠明確的法條,可以存在嗎?要怎麼補強才好?

但關於第7條的是否適宜,不同的法律專家有不同見解。

邱顯智就主張,第7條不夠明確,必須透過「訂定子法」或修法,把它變得更明確,這條的「應變處置或措施」的類型、手段、範圍,以及相應的補償措施甚至救濟途徑等具體化,這樣才有可預測性,人民才有依循的可能。

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孫迺翊也在臉書上提醒:「行政與立法部門應該正視防疫期間越來越多侵害權利干預手段,⋯⋯,盤點相關法律依據,好好修法或立法把漏補起來,把採取這些手段的要件、期間程序,法律救濟途徑都補起來。」他也提醒:「台灣社會不要耽溺於暫時性的防疫成果,法律制度也要超前部屬,才不會輕易地把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國原則踩壞。」

廖國翔律師則持不同看法。廖國翔認為,這次的「武漢肺炎特別條例」具有緊急法的性質,本來就無法面面俱到。

「我們在面臨緊急危難時,會頒布這樣特別的法律,過往也有類似的,比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有這樣緊急法的性質,必須做立即的處理,沒有辦法事前太具體的列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這種情行下會訂出第7條,其實可以想見。」

此外,廖國翔指出,特別條例的性質確實存在專業性,沒有辦法透過事前的法律的規定,就把所有可以想見的態樣,直接列在法條上,「因為我們不知道在面對這樣的傳染病時,到底專家們會想到什麼樣的措施,所以才會給一個比較空泛的授權。⋯⋯否則可能會太僵固,把行政機關的選擇性都堵死。」

不過,廖國翔也強調,這樣的授權方式,因為法律明確性較低、行政機關受到的事前約束較小,但正因如此,行政機關在使用這個法條時,應該更謹慎的思考,怎麼樣在合憲的範圍內,使用這個授權,考量比例原則等基本原則,不能濫用,否則將構成濫權。

無黨籍立委林昶佐則表示,這次全球疫情變化快速,立法程序可能趕不上病毒的傳播與即時實際情況的發展,因此他認為,台灣不宜繼續在現行法律位階的範圍內尋求授權,需要緊急且彈性的相對應作為以便「超前部署」。因此,林昶佐建議,總統考慮由行政院會議決議發佈「緊急命令」,再請立法院追認,這樣能讓指揮中心也能獲得更充分的授權,進行嚴密的防疫工作。

【註】《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8條:於防疫期間,受隔離或檢疫而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虞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得指示對其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
為避免疫情擴散,對確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亦同。
前二項個人資料,於疫情結束應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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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黃筱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