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選區重劃出爐,考驗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人的全國選舉即將舉行?

新加坡選區重劃出爐,考驗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人的全國選舉即將舉行?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近新加坡選區重劃分報告出爐,部分原對反對黨有利的單選區被劃入對執政黨有利的集選區,成為當地輿論焦點;同時新一屆選舉,將考驗以王瑞傑、陳振聲為首的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班子。

新加坡選區邊界檢討委員會(The Electoral Boundaries Review Committee)於2020年3月13日公佈來屆大選的選區劃分圖。回顧歷次大選的歷程,選區邊界檢討委員會報告之所以至關重要,除了因來屆大選的戰場大致底定外,另一個主要因素便是該報告的公佈是國會即將解散的前兆。

以2011年和2015年為例,選區邊界檢討委員會分別在2月24日和7月24日公佈了選舉的選區劃分,而總理李顯龍則是在4月19日和8月25日向總統建議解散國會。換言之,兩次選舉年選區報告公佈和解散國會僅相隔54天和32天。

2020年的選區邊界檢討委員會建議將議員人數從現有的89人增至93人(不包括不經由選舉產生的不超過9名非選區議員和6名官委議員)。而這93名議員將從14個單選區(Single Member Constituency)和17個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選出。與上屆大選的13個單選區和16個集選區相比,兩者數字皆有增長。

編按:新加坡選區劃分為14個單選區、6個4人集選區、11個5人集選區,最终將選出93席民選國會議員,以及誕生9名官委議員,和人數上限為9名的非選區議員。按法律規定,新一屆大選最遲得在2021年4月舉行。

什麼是集選區?

承襲自英國的選舉制度,新加坡從1959年的第一次自治邦議會選舉以來,便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first-past-the-post electoral system),即從每個小選區中選出一名議員。然而,國會在1988年6月1日修改共和國憲法和國會選舉法令,規定未來國會的組成中,集選區議員不得少於議員總數的四分之一。至於單選區則至少須有8席。雖集選區也被視為複數選區(即一個選區選出超過一位代表),然而這與台灣縣、市議會的單記不可讓渡制度(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ing system)稍有不同。後者是選民只須選出一名候選人,而最終該選區可能會有來自不同政黨的候選人當選。新加坡的集選區選舉制度則是選民僅能選擇整組候選人,即得票最多的該組候選人全數當選。

之所以有集選區選舉制度的誕生,這與新加坡於1960年代曾有種族暴亂的經驗有關。1965年新馬分家後,馬來西亞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曾在新加坡獨立初期透過種族煽動的方式來挑起新加坡馬來人對人民行動黨(People Action Party)的不滿。另外,華裔佔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若選民在投票時以候選人的種族身份作為考量,非華裔可能沒有辦法在任何選區當選。因此,在集選區制度下,各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須至少有一名少數民族代表(馬來裔、印度裔或歐亞裔)。這使得少數族裔得以在國會具有名額上的保障。

換言之,來屆大選共有17個集選區,所以下屆國會將至少會產生17名非華裔的國會議員。無論如何,由於集選區的幅員較為遼闊,加上競選的經營上成本也高(以競選保證金為例,每名候選人的金額為13,500新幣或約29萬新台幣,若某政黨擬在五人集選區競選,則須要先繳納67,500新幣或約145萬新台幣),因此這類選區通常都對在野黨較為不利。自1988年大選首次採納集選區制度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連續五屆大選皆在集選區展現全壘打的姿態,直至2011年大選,在野的工人黨才首次攻下應選5個國會議員席次的阿裕尼(Aljunied)集選區。

星國因應大選 啟動選區檢討委員會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圖為新加坡選舉局。

集選區制度還有個對執政黨較為有利的因素,即這類複數選區具有「母雞帶小雞」的功能。由於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因此在更替政府的可能性極小的情況下,該黨候選人最終有很大的機率都會當選國會議員,甚至是內閣成員。其所挑選的候選人背景,通常是曾在公務機關、軍隊體系或私人界服務的菁英人士。不過,由於他們可能完全並沒有在該選區服務的經驗,因此在競選時可能就較趨於弱勢。人民行動黨在集選區對候選人進行排陣時,通常會以老、中、青三代的組合為準則,即每區會由一名部長作為領頭羊,再者則是具有政務部長(Minister of State)或有經驗的後座議員(他們通常較有熟悉選民服務的經驗),最後則是該黨欲提拔的新鮮人。

由於新加坡面積頗小,因此並沒有如同台灣般具有縣市和鄉鎮市的地方分權設計。所以,該國的國會選區劃分,對大選後市鎮理事會(town councils)的成員組成具有絕對的影響。以最近一次的2015年大選後為例,87名議員由16個集選區和13個單選區選出。在選後,16個市鎮理事會便是以16個集選區的選區邊界為框架,而另13個單選區則以隔鄰最接近的集選區組成一個市鎮理事會。至於理事會的組成,一般上都由該區的當選議員擔任主席或副主席,至於市政的實際操作理事會則會委任市政經理負責管理。

不利在野黨的選區重劃

有關本次的選區重劃,選區的數量雖從13席增至14席,但因為議席總數的上升(89席至93席),使得單選區的比例不增反降。在這14個選區中,有4個是由原集選區所獨立出來的新增單選區:哥本巴魯(Kebun Bahru,自義順集選區)、瑪麗蒙(Marymount,自碧山—大巴窯集選區)、楊厝港(Yio Chu Kang,自宏茂橋集選區)和榜鵝西(Punggol West,自白沙—榜鵝集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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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李泰德

不過,也有三個單選區在本次選區重劃被納入集選區,即:鳳山(Fengshan)、榜鵝東(Punggol East)和盛港西(Sengkang West)。這三個選區都有兩個共同點:地點皆位於中部偏東地區(正是眾反對黨間勢力較為凝聚的工人黨選區)和2015年皆由工人黨代表反對黨陣線與人民行動黨較量的議席。其中,榜鵝東更曾在2013年補選時由工人黨候選人李麗蓮(Lee Li lian)以54.5%的得票爆冷奪下。不過人民行動黨在2015年大選時重奪該議席,但得票差距僅3.6%,為該屆大選兩黨得票最接近的單選區。至於鳳山和盛港西,工人黨表現也不俗,上屆大選時分別獲得42.5%和37.9%的得票。

這或許並非偶然的案例。1981年,人民行動黨政府推舉安順區(Anson)國會議員蒂凡納(Devan Nair)取代較早前逝世的薛爾斯(Benjamin Sheares,新加坡史上唯一的歐亞裔總統)成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統。安順議席懸空後的補選,由工人黨秘書長惹耶勒南(J.B. Jeyaretnam)以51.9%的得票贏得該議席,為新加坡獨立以來的首位反對黨議員。儘管惹耶勒南在1984年大選時以更高的得票(56.8%)蟬聯該區國會議員,但是隨著1988年大選前夕的選區重劃,該選區被劃入隔鄰的丹絨巴葛選區(Tanjong Pagar),該區正是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自1959年大選以來便盤踞多年的選區,直至2015年去世為止。最終,這個自獨立以來首次被反對黨議員贏下的選區就不曾再出現在選區地圖上。

2015年大選的選區重劃,被納入前總理吳作棟(Goh Chok Tong)已老樹盤根多年的馬林百列集選區(Marine Parade)的如切單選區(Joo Chiat SMC),是工人黨最寄予厚望能攻下的議席。工人黨對選區邊界檢討委員會的這個決定深表不滿,這是因為在該黨大有斬獲的2011年大選時,其候選人余振忠僅以388票的差距敗給人民行動黨的張有福。

實際上,在1988年大選首次採納集選區制度時,集選區和單選區的議席數各佔一半,即分別有42席和39席。不過,在1991年大選時單選區的議席數則劇降至21席,直到1997年大選,則僅剩9席。這也使得反對黨在接下來的幾屆大選都陷入苦戰。除民主聯盟和工人黨連續數屆大選在波東巴西(Potong Pasir)和後港(Hougang),直至2011年大選前,反對黨不曾取得任何的議席。

在1990年大選首次納入集選區制度以來,直至2011年大選前,反對黨僅有機會在單選區取勝。也因此單選區的所在地也是反對黨之間較為關注之議題。2015年大選,反對黨之間在分配16個集選區時並無大礙,全數以一對一的形勢單挑人民行動黨。不過在13個單選區中,麥波申(Macpherson)就因為工人黨和國民團結黨無法達成共識而與人民行動黨展開三角戰。目前有意在來屆大選競逐的反對黨有超過10個,其要如何有效地不分散反對黨得票的情況下分配議席,看來是一大難題。新增的四個單選區,就頗有可能讓各黨在選舉前把關係鬧僵。工人黨在上屆大選競逐的五個單選區中,就有三個因併入集選區而不復存在。作為組織動員和政治資源最充沛的反對黨,工人黨必定會搶奪絕大多數的新單選區。不過這當中只有哥本巴魯單選區是分割自工人黨在上屆大選所競逐的集選區(義順集選區),該黨若要取得另三席的出戰權,必定會遇到其他反對黨的攔路。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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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5年新加坡大選時,工人黨的群眾大會
選區重劃的權力遊戲

選區重新劃分是一次掌權者能透過集中或分散不同政黨支持者的方式,來極大化執政黨在議會所取得的席次。

從以上的說明,可綜合出1988年的修憲所新增的集選區制度,讓人民行動黨在歷次選舉的競選模式上更佔上風。另外,歷次的選區劃分,我們能看出選區邊界檢討委員會可將反對黨有機會取勝的單選區併入集選區,使得執政黨在選戰為開打前就能在邊緣選區(marginal seat)的戰況化險為夷。無論如何,新加坡歷次選舉所進行的選區重劃,扭曲程度與鄰國馬來西亞的選區劃分可謂小巫見大巫。有關馬來西亞的選區重劃狀況,作者會另外探討。

2015年大選後,人民行動黨已經啟動領導交接的程序。為了確保黨內第四代領導人(fourth generation, 4G)能從以李顯龍為首的第三代領導人手上順利交接治國大權,若干潛在的未來總理人選已經被分別點名。

最終,財政部長王瑞傑(Heng Swee Keat)和貿工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在2018年的黨大會分別被推舉為第一和第二助理秘書長,兩人更在2019年4月的內閣改組升任第一和第二副總理,取代已擔任副總理多年的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和張志賢(Teo Chee Hean)。

因故,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接班計劃已呼之欲出,王瑞傑極有可能在本次選舉後取代自2004年出任總理,且今年已68歲的李顯龍。有趣的是,現任榮譽國務資政(Emeritus Senior Minister)吳作棟(Goh Chok Tong)在2004年卸任時僅63歲。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舉行的全國大選,將是對人民行動黨一場重要的戰役。這場選舉不僅是新加坡選民對於執政黨在過去五年施政表現的打分,更是其對第四代領導人的信任投票。選舉的最終結果,將奠定未來領導班底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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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