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蔣介石認為五四運動所主張的民主與科學「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口號」

《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蔣介石認為五四運動所主張的民主與科學「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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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檢討失去大陸的各種原因,指出奸匪教師與職業學生煽動、破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他說五四的民主與科學與反傳統的觀念「結果適以促成我們被打出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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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克武

【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

(前略)

四、蔣介石的五四論述及其轉折

蔣介石對五四的看法分成幾個階段。首先,他在年青時曾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是《新青年》、《新潮》與《東方雜誌》等刊物的讀者。1919年至1920年,他多次記載閱讀《新青年》,讀了「易卜生專號」。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他受到強烈的震動,稱讚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認為中國人民表現出的鬥爭精神與愛國熱情是中華民國復興的希望,1919年9月24日的日記記載:

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總統府門前,要求力爭山東各權利。各處排日風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吾於是卜吾國民氣未餒,民心不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這種對五四愛國精神的肯定一直延續到北伐成功。

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他對青年運動開始有不同的看法,由正面轉向負面。他指出這主要因為革命的階段不同、對象不同(以往是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北洋軍閥的時代)。1930年10月中央大學學潮,「校務延弛,學風囂張」,以致貽害青年。學生「受共黨之搧惑及奸人之利用」,「罷課遊行,以肆要挾」。蔣開始主張限制青年運動,希望青年努力求知,不要造成社會的動盪。這種態度至抗戰開始之後,變得更為强烈。他說「現在抗戰尚未勝利,敵人尚待驅除,如果有誰在政府對外抗戰的時期起來擾亂社會的治安,破壞政府的威信,那就是阻撓革命,破壞抗戰,就是漢奸,就是出賣國家的罪人!政府對於漢奸和罪人,當然要依法制裁,毫不姑息!這種極簡單而明顯的道理, 一經說出,一般學生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一定可以明瞭,不致為共產黨所迷惑!」。

1938年5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學生不准許參加任何政治團體,頒行禁律,無論任何團體,如有此學生運動,應作內亂罪處置」,同時他也着手組織青年團,希望更有效地管控、動員青年。

抗戰時蔣介石不但反對學生運動,也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1941年,他批評五四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只有五分鐘熱度,缺乏哲學基礎,以致除了白話文之外,其他如民主、科學方面均成效不彰:

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青年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實在,不徹底,大家都是僅憑一時的熱情,動一下子就算了事!所謂「只有五分鐘的熱度」,中國過去一切事情,都是如此,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中心的思想與理論來領導,更沒有根本哲學作基礎,所以不能持久一貫的努力!結果,在時效方面,不過是曇花一現,而流弊所及,反而使一般青年彷徨無主,害了國家,也害了自己!可知無論我們從事何種運動,如果沒有一貫的哲學思想作中心,就必不能有正確的方向,必不能夠持久貫徹,發生偉大的功效。

他更質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顧國家社會,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險了!老實說: 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

抗戰期間他對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不曾改變。1943年,他在接替顧孟餘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之後,看到中大校園內匪諜滲透、校園內紀律不佳,對五四運動更為不滿,稱之為「亡國的五四運動」:

委員長對現行教育深為不滿,尤不滿於「五四運動」,嘗稱之為「亡國的五四運動」,並謂「五四運動」較之軍閥尤甚,每談及教育現狀,莫不痛惜。

抗戰勝利後出現國共內戰,他又看到「共匪」鼓動學潮,反對內戰, 因而對青年運動更加防範。

蔣介石對五四的態度也影響國民黨人對五四的看法。1949年之前,在國共鬥爭的背景下,國共對於五四話語權有不同的態度。共產黨積極掌握五四話語,並將之納入自身思想體系,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之前肯定五四的愛國精神,然而其後出於對青年運動的負面觀感,則一直想要放棄五四話語權。簡單地說,國民黨人對五四並無一致之觀點。1943年王世杰的日記有一段話可以反映,不少的國民黨人認為五四並非由國民黨所領導的一個運動,王世杰對此有所感慨,他提到:

晚間北大同學約請在渝北大舊教師假中央黨部客廳聚餐, 到者如顧孟餘、沈尹默、馬衡、王撫五、蔣夢麟諸人,均于二十餘年或三十年前開始在北大教課。青年團代表大會日前開會,有人主張以「五四」為青年節日;有人反對, 謂「五四」運動非本黨所領導。予戲謂在會之羅志希、周枚蓀、段書貽諸人曰:「五四運動,實際上出自本黨總理中山先生之策動,本黨老黨員蔡孑民先生之領導。君等今日或為中央委員,或為中央團部幹事監察,在五四當時固皆運動中之急先鋒也」。

王世杰的話主要是因為193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昌成立後不久曾將「五四」定為青年節。1943年三月,三青團在重慶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每年陽曆3月29日為「青年節」,以紀念黃花崗起義殉難的七十二烈士。這樣「五四」作為青年節就被廢除掉了。1944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六屆年會又將5月4日定為「文藝節」,並於1945年5月4日舉行慶祝活動,此舉得到國民黨的認可。由此可見國民黨只承認五四在文藝上的意義,而要切斷它與青年之關係。相對來說,中共一直抓緊五四與青年的聯繫,從1939年,五四運動二十週年時,即將五四定為「青年節」。國共兩黨對五四態度明顯不同,一消極、一積極;一重文藝、一重青年。

1949年之後,國民黨人大致維持上述的立場。蔣介石也基本上延續前期對青年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負面觀感。然而1949年國府遷台,蔣對此深切反省。遷台之後,他密切地觀察海內外知識分子的政治言論。筆者認為,蔣一方面在政治上必須聯合海內外的反共勢力,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他必須同時接納胡適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理念,與新儒家所肯定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在此一情勢之下,蔣的「五四論述」結合了上述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的部分觀點,而有一番新的面貌。

在這方面我們不容易在蔣的史料中找到直接的證據,然而有兩點思想上的因素很值得注意,首先,他和新儒家與部分自由主義者一樣,強調五四導致中共的坐大,並成為1949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挫敗的一個原因。其次,他同意新儒家對五四的批評,指出民主、科學是不足夠的,應加上倫理,而其重要性在民主、科學之上。蔣介石因此將倫理、民主與科學三者與三民主義配合,使之成為「三民主義的本質」,而完成三民主義理論的建構。此一理論是台灣在兩蔣統治時代文化、教育政策的理論基礎。1966年開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主旨即在實踐「倫理、民主與科學」。以下詳述蔣氏在這兩方面的看法。

蔣檢討失去大陸的各種原因,指出奸匪教師與職業學生煽動、破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他說五四的民主與科學與反傳統的觀念「結果適以促成我們被打出大陸」。1958年4月10日,蔣介石與胡適兩人在中研院院長就職典禮上的一個爭執可以反映出蔣的看法。這一件事情的經過在《中央日報》或《胡適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長編》)之中都看不出來(胡適日記則未記載)。《中央日報》的標題是:「總統期勉中研院同仁發揚民族倫理道德,復興中華歷史文化,提高人性尊嚴與發展學術研究,建立以科學倫理民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擔負起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根據該報,當天胡適院長致詞畢,即恭請總統訓示,「總統致訓約五十分鐘,以恢復我國固有倫理道德,發展科學及學術研究,期勉全體院士及學術界人士。總統訓示後,胡適院長曾致詞答謝,表示將向著反共復國的目標而努力」。雙方互動似乎十分和諧。

然而在蔣介石的日記之中呈現的情景卻不然。他於4月9日晚上就在構思隔日的致詞要點,他在日記中規劃「對中央研究院胡適院長就職時講詞要旨」、「說明西學為用、中學為體之張之洞思想,應作哲學(文化)為體、科學為用的解釋」。不過10日當天蔣並沒有談到原先想說的「體用」問題。他說了其他的一些話,導致胡適當面的反駁,而讓蔣十分不快。4月10日的日記記載: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辭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個妄人,就又增我一次交友不義之經驗,而我之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余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

當天究竟發生什麼事情讓蔣回家之後勃然大怒,甚至無法入眠?蔣在日記裡記載:

朝課後,手擬講稿要旨,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詞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以禮遇不予計較,惟參加安陽文物之出品甚為欣慰。午課後閱報……入浴晚課,膳後車遊回寢,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安眠。

兩天之後,蔣又更詳細地記載當天發生的事情:

胡適就職典禮中,余無意中提起其民國八、九年間彼所參加領導之新文化運動,特別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點,又將民國卅八、九年以後,共匪清算胡適之相比較,余實有尊重之意,而反促觸其怒(殊為可嘆),甚至在典禮中特提余為錯誤者二次,余並不介意,但事後甚覺奇怪。

對照《長編》之中有關胡適的答辭,只看到胡適表示他並非要對總統的話加以「答辯」,但他覺得「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然後他花了很長的時間說明共產黨為何要清算胡適。從胡適答辭之記錄,仍然看不出來胡適與蔣介石的爭執為何。

我們對照其他幾個史料可以發現爭執點在於蔣在致詞時提到五四打倒孔家店,以及五四運動與中共的關係。第一個史料是中研院民族所李亦園的回憶:

在歷任院長中,李亦園說他最佩服胡適,胡適在四十七年四月十日接任院長當天,蔣故總統中正說:「五四運動造成共產黨坐大,最後政府只好退來台灣」。胡適竟當場指正說:「總統,你錯了,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共產黨坐大,是十幾年後的事,跟五四運動無關」。胡適這番話讓當時在場所有人「臉色發白」。老總統當場沒有說什麼,只是直到逝世,都未再到中研院。

第二個史料是史語所陳仲玉的回憶,他當時在就職典禮的現場, 並因工作要求,聽了中國廣播公司的全程錄音:

我現在想起來,錄音帶裡有蔣總統講的滿長一段話,而且大家都覺得他是沒有稿子的。我不是記得很清楚談話細節,只記得他提到胡院長提倡五四運動、五四的價值、打倒孔家店等等。蔣總統一開始稱讚胡院長的人格高尚,後來講到自由主義在五四運動要打倒孔家店,他年輕時也滿同意的,但後來中國大陸共產黨的興起,可能跟自由主義有關。

第三個史料是近史所呂實強的回憶,他當時也在場。根據他的記憶,胡適反駁蔣的地方在於:他認為五四運動中的自由主義者要打倒孔家店,是要打倒其中權威性、神秘性之處,這是對傳統的反省,並無不當。

無論如何,上述三人的回憶都顯示,胡適認為五四運動並未受中共操縱,自由主義也不是中共坐大與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的一個原因。他也似乎要表示中共批胡有其思想上的因素,並非蔣所隱含表示為「自作自受」的結果。不過對蔣來說,他認為兩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

其實蔣早在1951年9月3日的訓詞之中就曾談到五四所提倡的民主、科學造成人們精神的空虛,使中共的唯物論乘機而起:

大家都知道,從前五四運動是以民主與科學為口號的…… 當時我們雖以民主與科學推翻了北洋軍閥和封建勢力,但是以後就沒有真實的民主與科學運動繼起,來充實這個民主與科學的內容,以鞏固我們國民革命的基礎。因之,我們所談的民主只是沒有分際的民主,所談的科學亦只是沒有實質的科學,於是民主與科學失其精神的依據,乃至為共匪的唯物論乘機利用,所以後來就越發走了樣,竟以虛假的民主來斲喪國民的民族精神,以偽裝的科學來麻醉青年的思想,戕賊國民的人性,共匪就利用這民主與科學兩個口號來作其出賣我國家、消滅我種族的工具,能不為之警惕戒懼?

對蔣來說五四所主張民主與科學的缺失就在於它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口號」,缺乏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倫理與救國為其精神之依據:

所以我們今後革命,除了這「民主」與「科學」二個口號之外,還需要增加一個「救國」的口號,來替代民族主義,就是「民主」、「科學」與「救國」三個口號,以補充五四運動不足的缺點。所以我們今後教育更要強調民族主義「救國」的口號,來發揮民族獨立的精神,加強國民愛國的道德。我剛才講過,四維八德,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精神和立國的基礎,「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所以我們要復興民族,首先就要確立教育制度,改革教育風氣,更要實踐尊師重道的良法美意。必須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發揚我們傳統的精神,切合於反共抗俄的需要, 而能為大家共同所遵循,然後民主與科學才有所憑藉,而能健全的發展。

至此蔣介石在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三民主義的本質——倫理、民主、科學」的理論架構。其後蔣則致力於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之論述,先後完成了〈三民主義的本質〉(1952)、〈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1953)等作品,訂正《科學的學庸》(1962- 63)。1966 年,因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文化上「批孔」、「破四舊」,摧毀傳統文物。1967年7月28日上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於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發起人大會,並宣告正式成立。大會通過敦請蔣介石擔任會長,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等三人為副會長,錢穆、孔德成等18人為常務委員,嚴家淦等76人為推行委員,並聘請谷鳳翔為秘書長,謝然之、陳裕清、胡一貫為副秘書長,專責推展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主旨為了對抗中共文革, 並同時反省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具體的作法則是實踐倫理、民主、科學,以重建一個修明倫理、伸張民主、發展科學的現代社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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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想史編委會

《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收錄論文13篇,本期的專號是「五四百年」,特稿有陳永發的〈毛澤東如何綁架五四歷史?〉和呂芳上的〈當「五四」成為啟蒙與革命的複合體:百年學運省思〉,以及黃自進的〈日本駐華使領館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觀察〉、李達嘉的〈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潘世聖的〈重估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與日本——以周作人、魯迅及郁達夫為線索〉、黃克武的〈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四篇論文,另有Peter Zarrow的“Adventures of ‘Utopia’ in Republican China: Setting the Stage for May Fourth Idealism”、Pablo Ariel Blitstein的“Between House and Factor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Spatial Metaphors in Late Nineteenth-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Thomas Fröhlich的“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the May Fourth Era: Hu Shi, Chen Duxiu, and Their Struggle with ‘Politics’”等7篇論文;「五四圓桌論壇」有黃克武口述的〈從紀念政治到學術研究的反思〉;「論文」有何威萱的〈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關係考辨〉;「書評及書評論文」有曾怡嘉的〈美國革命的啟蒙政治理想〉;「研究討論」有傅揚的“How to Write about Economic Ideas in Early China”等精彩內容。

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_-_ISBN978957085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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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