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進民間參與？淺談社會住宅的社區政治與共融挑戰

文：曾稚驊

社會住宅不只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制度上的角力，社區政治帶來的挑戰更實際影響著住民與周遭里民的關係。本篇文章我將從最微觀的公聽會田野討論起，再進入都市之間以及跨層級的關聯，說明社區政治對於社會住宅推行帶來的影響，以及這如何因循各都市產生變異，而未來的共融挑戰又該如何面對。

衝突現場的秩序與協商

2017年9月14日，在台北醫學大學的演講廳，正舉辦台北市信義區三興段及六張犁營區A、B街廓基地（陸保廠）的第三次公共住宅計畫公聽會。搭著電梯到達十六樓，還沒走進會場，抗議的呼喊與大聲公的聲浪就已能聽見，場內民眾多到演講廳的門邊，一旁甚至還架起了同步直播給無法擠入會場的民眾觀看，相較於其他公聽會來講，這場以相當高規格來「備戰」。

場內，民眾拿著寫滿「要公園不要公宅」、「詐騙集團」、「還我綠地」、「惡劣」、「錯誤決策」的布條、雨傘，遮住前方政府機關與專家學者，里長、議員持續在發言台上表示各種反對意見，包括交通、綠地，以及黑箱作業等批評，乃至於教會牧師等地方頭人更發言表示「鴨霸政府看不起信義區居民」，而在我前方的一個中年婦女身上帶了一組擴音喇叭，除了一有反對發言就歡呼應和之外，也不停高聲呼喊「給我森林大公園，給我國際大公園」；場外，則傳出有崔媽媽基金會的員工遭到里長與里民毆打的事件，隔天包括都市改革組織（OURs）、崔媽媽基金會與其他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的團體，就立刻召開記者會抨擊里長與議員，並在幾天後於《民報》上刊出相關的投書聲明。

社會住宅的衝突不只是反映了房地產與發展利益，更應該看成是在社區政治層級上，由基地周邊有產權者發起的、以維護有產權者優勢為目的的反制運動（counter movement），並且伴隨著組織動員與論述構框等策略。這些反對意見有其動員的過程：在公聽會的現場，如果里長有意動員里民參加，透過里辦公室的資源來準備物資、巡守隊的人力來協助廣傳公聽會訊息都是常見的方式。論述上為了塑造周邊鄰里的集體認同，在公聽會現場時常會以里民未受尊重等態度問題，以及透過掌聲和大聲質疑等方式鼓勵反對言論並壓制支持者，稱其為「政府派來滲透的」等方式，形塑受壓迫與敵我身份的認同。

維護有產權者優勢的策略，是潛藏在反制運動之後的基礎。我以台北市至2018年七月公開的40份公聽會彙整回應，將各種被政府認可並給予回應的訴求進行分類，統計各類訴求出現的頻率。結果是，40份彙整回應中，由高至低、以至少10場有出現的訴求為準，依序是交通問題的擔憂（31場）、推動都市發展（20場）、停車空間回饋（17場）、社福資源回饋（12場）、社區環境改善（11場）、治安與管理擔憂（11場）、提供綠地與公園（10場）。換言之，在社會住宅公聽會的場合中，更普遍被看見的訴求是將社會住宅制度的推動，積極轉化為嘉惠里民的談判[1]。

Photo Credit: 曾稚驊

里長往往是這些反制運動的要角。然而，里長乃至於各種反對聲浪卻也不是那麼堅決的，通常會反映出協商過程的變化[2]。里長在現階段的角色特殊，一方面是行政體系的第一線，地方政府將社會住宅的外部性重新內部化的要角；另一方面在里長的民意基礎下，為了選民的利益而必須站出來反映里民偏好，構成了其行動的基礎。

社區政治的都市比較

公聽會的反制運動是台北社會住宅興建的縮影：台北市的社會住宅面對土地取得困難、不少鄰里反對強烈的情況下，社會住宅必須要形塑出一個在原有趨近飽和的建成環境下，推動都市再發展的圖像，並且妥善平衡既有鄰里的意見與民意代表的反制。因此，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環節，反映出生活風格的差異，乃至於租賃之間的緊繃關係[3]。

在我進行觀察的2016至2018年七月之間，台北市呈現出一種較為多邊的合作關係形式：除了地方政府原本就有較為充足的公有住宅推動和管理經驗，也有更充裕的財政與人力資源，加上民間團體的穿針引線，使得政府局處、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與建築師等產生相對綿密的網絡。台北市相對多邊的形式，讓更多樣的行動得以出現，除了保持著動態關係的反制運動以外，異議與推動者較有機會提出更具理念性、修正既有制度潛在問題的策略與實驗方案，例如「分級租金」、「青年創新回饋計畫」等。

另一方面，在我同樣有做田野與訪談的桃園市來說，社會住宅則是都市發展的要角。以桃園市現有的十塊基地為例，幾乎全部坐落在重劃區[4]，附近的建成環境相對較少，社會住宅帶來可觀的居民數量與公共設施能量，反而更如同對這些待發展區域的公共投資，更可以轉化為一般里民所期待的帶動商機、人氣等發展願景。

社區政治的協商過程在桃園市一樣存在，然而協商的過程少了許多反制運動的蹤跡，而是政治頭人對規劃的直接干涉。桃園市在興建社會住宅的過程中，並沒有舉辦公聽會，而是逐一且分別地向建築師、里長諮詢，以及舉辦只有NGO參與的座談會。這些行動者之間難以出現相互的合作關係，里長、民間團體不清楚建築師設計的情況下，也很難提出務實的建議。因此在桃園，協商過程不會消失、而只是失去多方交流的機會並且被隱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