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幼兒園體罰,比裝「天眼系統」更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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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裝設攝影集,政府更該從師資待遇著手,並落實加重罰則的修法禁止犯者再任教,幼兒園體罰事件調查屬實後也要被公告週知,這些都是更有效而且顧及人權的政策。
文:顏嘉辰(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政策研究員)
以降低犯罪率為由,中國建立起天眼系統,據新聞報導「一線大城市已實現100%全覆蓋,透過監視錄影機掌握城市中的人車蹤跡。從監控密度來看,如貴州貴陽、湖南長沙的「天網工程」,近年在全市的公共場所布了兩萬多個高清天眼。據中共官方說法,貴陽的監控系統有90%的準確率,同時將臉部資料與全國資料庫進行比對,很短的時間內就能掌握一個人的年齡、姓名、種族、家庭成員,甚至過去一周的行蹤,比如他經常去的地方、朋友等情報。」
在台灣,有公私立幼兒園約6000所,照顧2至6歲幼兒45萬名左右,近年來屢傳出幼兒受虐事件,往往一起事件透過媒體網路不斷傳播,總能引起社會很高的關注程度。因此,政府在民意代表要求之下,也考慮在全部幼兒園都建立監視器系統,全面監測,以免幼兒在校再度遭受體罰。
在教室及校園各個角落裝上監視器,就等同於幼兒園的天眼系統
政府以為裝了監視器以後,幼兒受虐事件就會降低,起碼體罰後也能有具體証據,能將施虐者定罪,不會讓犯罪者消遙法外。但筆者認為,政府此舉並非想真誠的面對體罰事件、解決問題,政府只想解決民眾投訴事件,並盡快結案而己。
台灣是民主國家,甚至可以說是華人世界,民主人權的標竿,若建立幼兒園類似的天眼系統,對未來影響將大大不利。因為如果幼兒園可以做,那麼將來台灣犯罪率過高時,只要說「每個人都是可能的犯罪者」,所有人民的一舉一動是否也都要比照掌握?如果被攝影機「照顧」的這批幼兒長大成人後,也覺得被監控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此一來,台灣和對岸的極權國家有何兩樣?
先不管經費資源的浪費,筆者以為,政府若想以監視器系統來杜絕幼兒遭受體罰的問題,恐怕是緣木求魚,把體罰一事簡單化了。
幼兒園師生比過高,老師關注到幼兒的時間就會相對減少,發生意外的風險就會提高,沒有時間好好對待每一位幼兒的機會也會增加,但政府有打算改善嗎?幼教師薪資待遇不佳、工時過長、流動率大,新手跟外行師資往往是體罰的主要施虐者,政府有打算改善嗎?私人業者用商業化經營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把教學專業擺一邊,設備、人力、食材都是維持基本開銷,政府有打算改善嗎?
筆者所提以上問題,都是幼兒在學校被體罰的原因,但目前都不見政府拿出具體改善策略,卻只見投入經費裝監視器議題,得到很高的關注。

加重罰則、公告週知,都比裝監視器要有效而且人權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兒童少年保護統計,以2019年第二季的數字來看,在全國共2765人的兒童少年受虐個案中,施虐者為(養)父母、手足、(外)祖父母、其他親屬及同居人之家內案件,共有1642人,佔全部之59.39%;施虐者為教師、同學及保母之案件,僅有83人,佔全部之 3%;另有施虐者為其他及不詳之案件,共有1040人,佔全部之37.61%。
由上可知,施虐行為其實以家內事件為大宗,如要預防兒童少年受虐,應致力於消除施虐者的施虐原因,而非以監視手法對待托育工作者。筆者認為,幼兒園體罰事件容易上新聞,但依數據呈現卻不是最大宗施虐類別,更何況能對症下藥改善的有效策略不少,卻不見政府拿出魄力進行。
重視民主人權正是台灣與極權國家最大不同之處,因此絕對不可在幼兒園全面裝設監視器,這樣的政策等同違背無罪推定原則,一旦裝了,就是假設全體幼兒園教師都是可能的犯罪者,增加了親師之間的緊張關係,家長動不動就要調監視器,不放心幼兒交給學校照顧,如此一來,更不要說未來老師如何在課堂上教導「信任」二字,因為老師已經不被信任在先了。
在改善幼兒園體罰一事上,筆者希望政府能朝向全面提高友善職場方向進行,先從師資待遇著手,有好的待遇才能聘任優秀專業的師資,更要落實加重罰則的修法——若專業幼教師犯的罪是禁止再任教,對教師的約束力是相當明顯的;而一所幼兒園有體罰事件調查屬實後,要被公告週知,對園所經營者而言更是無法緃容體罰事件再次發生。
以上建言,希望社會大眾能一同理解,台灣要杜絕幼兒園體罰,有更有效的策略,而不是只裝監視器這麼簡單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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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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