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傳教士大戰奴隸獵人,畫出了巴拉圭與巴西間的國界

耶穌會傳教士大戰奴隸獵人,畫出了巴拉圭與巴西間的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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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姆博雷雷(Mbororé)戰役以瓜拉尼印地安人的完勝告終,耶穌會歸化區和聖保羅奴隸獵人間的關係就此反轉;這之後保羅人不僅不敢再對歸化區動手,西班牙與葡萄牙間的疆界也趨於穩固,成為日後巴拉圭與巴西間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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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1510年左右,一個名喚若昂・拉瑪略(Joao Ramalho)的葡萄牙人因為船難失事,漂流到今天巴西的聖文生特(São Vicente)一帶海岸;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同當地土著酋長的女兒結婚生子,生了個兒孫滿堂瓜瓞綿綿。

20年後,1532年,聖文生特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稍微內陸一些的地方便是現在的聖保羅(São Paulo);而拉瑪略的後裔則成為葡萄牙人殖民的先驅與後盾,所謂的「保羅人」(Paulistas)自發地向西探索擴張,尋找黃金、鑽石、翡翠等等各種寶藏礦藏。

保羅人的探險活動構成了當時踏遍巴西洪荒歷險大背景的一部分──在巴西史上,這些探路先鋒、寶藏獵人被稱為「領旗人」(bandeirante),他們組成的探險隊以「旗」(bandeira, flag)為單位,而這些個旗從殖民伊始便不斷地向西部尋路拓荒的壯闊景象,堪比美國人的西部開發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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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odolfo Amoedo @ public domain
跋山涉水的領旗人

實際上,猶如美國人的西部冒險型塑了美國人的國民性格、鑄就了美國認同,19世紀以來的巴西史家也把這些領旗人的冒險犯難視為巴西人特有的民族性格,領旗人的精神作為巴西的象徵,成為巴西認同的投射標的。

這些冒險家的精神面貌確實離葡萄牙人有些距離;雖然有葡萄牙人血統,保羅人其實很不葡萄牙人──不愛穿衣服,像印地安人一樣赤身裸體,過得是印地安人的生活印地安人的節日,與印地安人並肩作戰,即使到了百年後母語還是當地印地安人說的圖皮語(Tupi),小孩子上學才說葡萄牙話。

保羅人和其他領旗人不同之處還在於運氣不好──從聖保羅出發的探險隊並未找到稱得上是可觀財富的大發現。但不要多久,保羅人就能明白並不是只有真金白銀才有利可圖。

聖保羅的人口不多,就是到了1600年白人居民也不上兩千人,而西方傳來的疾病又大幅削減了原住民人口;據說在1585年之前的六年內,因為患病而死亡的奴隸就多達六千人。

人力短缺使得奴隸成為俏貨,也成為保羅人深入內陸雨林搜尋的首要目標。在1590年代開始的遠征中,保羅人以六年的時間橫掃鐵特(Tieté)河,摧毀了300個土著部落,三萬印地安人不是死亡就是淪為奴隸。巴拉那(Paraná)河上游的其他支流都未能免於浩劫。1602年向北方維利亞斯(Velhas)河的遠征歷時兩年,僅僅300人的遠征隊就俘獲了3,000名奴隸。

豐厚的獲利驅使保羅人艱苦長征;一路上他們只靠一點烤木薯搭配捕獵的魚獸果腹,襲擊印地安人不單是為了抓奴隸,同時也是為了蒐尋食物。為了抵擋暴雨和烈日,保羅人個個蓄起了大鬍子,頭帶寬邊帽、身穿厚棉衣、足履高腳靴以防曝曬蟲咬。火器刀劍之外綁人的繩子不可少,還得帶上挖礦的工具以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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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enedito Calixto @ public domain
描繪領旗人的繪畫

理想上應該如此準備萬全,實際上保羅人往往僅憑一股勁悍出征。與保羅人打過照面的耶穌會傳教士對他們忍飢挨餓千里掠襲的能力深感驚異,評論道:

「他們去時沒有上帝的保護,沒有食物,赤裸裸如同野人,遭受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不幸。人們大著膽子走進乾旱的腹地,深入200或300里格(約1242-1863公里。1league 約等於3.858 英里)之遙,以那樣令人驚異的犧牲去為魔鬼獻祭,為的是買賣或巧取奴隸。」

「我為了使印地安人靈魂進入天國所做的工作,同這些葡萄牙人為佔有他們的身體供其驅使所做的和遭受的苦難是無法比擬的。」

耶穌會教士之所以對保羅人的遠征印象深刻,其實是因為這些遠征恰恰是以耶穌會的傳教事業為代價。1588 年,最早一批耶穌會士(三人)來到今天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開始傳教工作;初期工作頗為順利,當地的瓜拉尼(Guaranì)印地安人對於一個獨一無二至上存在的信仰向來虔誠,令教士們大感振奮,初來乍到幾個月內就預估說二十萬印地安人將來要入教。

實際上傳教遠不如預料般容易,宣說教義、舉行儀式的努力往往受到天災人禍扯肘。1589年亞松森就爆發了持續九個月的瘟疫,每個月要死上一千人;洪水、毒蛇之外,教士們甚至還面臨已皈依者的反叛陰謀。西班牙人也討厭這些耶穌會士;教士們反對奴役印地安人,而勞動力缺乏的西班牙殖民地沒有放過這些「奴隸」的理由。

1609年,西班牙國王下了御旨,馴服瓜拉尼印地安人只能使用「福音之劍」;耶穌會士不但傳教,而且獲得了保護印地安人的權利,由教士們建立的「歸化區」禁止奴隸制等奴役印地安人的制度。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則大感失望,不顧禁令襲擊這些歸化區,最終在1618年迫使耶穌會士將建立的「殖民地」往東遷徙,擺脫是非之地。

於是耶穌會士的遷徙正撞在保羅人的掠奴矛頭上;早在1616年,保羅人就已經發現歸化區且發動了劫掠,1619年進行了第二次遠征,而 1623-1624 年的侵攻一次就帶走了千名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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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ean-Baptiste Debret @ public domain
被抓去販賣的瓜拉尼人

耶穌會士氣急敗壞,給西班牙國王的投訴信上痛斥「葡萄牙海盜⋯⋯簡直不是有理性的人而更像野獸⋯⋯沒有靈魂的人,他們殺害印地安人就好像印地安人是牲口,不分男女老幼概不手軟」。而這些不過是前菜。1628年,保羅人組織了規模更大的遠征隊,其中有白人69名、900名「瑪穆魯克」(Mameluco)人、2000多名印地安人。

「瑪穆魯克」是給當地那些白人、印地安人混血後裔的稱呼,借鑑自統治埃及的瑪穆魯克(Mamluk)人──這些人被擄掠來作奴隸,卻憑藉著奴隸身份充當士兵甚至晉身支配者,而整個統治階級就靠著源源不斷的奴隸新陳代謝。

在當地印地安人狩獵採集的傳統中男人就該捕魚打獵,種地是婦女的事;儘管被俘為奴的印地安人有不少分到大莊園或者糖廠作苦工,比起艱苦的勞動,印地安人更喜歡在有地位的保羅人麾下作戰,充作馬前卒,參加追捕奴隸的遠征或者主子家族間的械鬥。

確實,這次侵攻不乏聖保羅統治階級的身影,至少兩名聖保羅的法官、兩名市議會議員、一名檢察官以及高等法官的兄弟、兒子和女婿都參與到奴隸狩獵當中。

遠征隊初到,保羅人先是同耶穌會士就印地安人的「所有權」展開激辯,教士以上帝懲罰相威脅,而「瑪穆魯克」則頂嘴說要是上帝膽敢把他們趕出天國,他們就強行進入天國。

被拖延了四個月以後按耐不住,保羅人將村落全圍起來,一口氣抓獲了四千名奴隸外加一番放火搶掠。附近其他歸化區跟著遭殃,隨後的洗劫又帶走了1500名男女老幼。帶著大批「戰利品」的遠征隊足足走了40天才回到聖保羅。

在跟隨的耶穌會士眼下,印地安人像豬一樣被賣掉,被奴隸販子送給市鎮當局行賄。畢竟這種劫掠是不合法的;自1570年以來,照葡萄牙的法律,只有戰爭中被俘獲或者食人惡名昭彰的印地安人才可以強逼其為奴。

接著在1630年、1631年又有幾個村子被保羅人摧毀,耶穌會士不得不帶著兩千五百戶、將近三萬印地安人沿著巴拉那河順流而下逃離兵燹;住在旁近的西班牙人試圖阻止廉價勞動力遷走,但保羅人的入侵連殖民者的村落都不放過,西班牙人根本待不住,不要多久村鎮便接連荒廢。

據說巴拉那河上游的瓜依拉(Guairá)傳教區原有的十萬印地安土著,到了1632年就銳減到只剩12000人;光是 1628-1630 年間被帶走的印地安人就不下六萬八。然而重新安頓在烏拉圭河、雅庫依(Jacui)河上游的耶穌會歸化區還是沒逃出魔掌。

1635年,保羅人沿著海岸開進帕圖斯(Patos)潟湖;儘管當地的印地安人與葡萄牙當局和平共處多年,有些還信了基督教,這回卻被葡萄牙人船艦上的鎖鏈鐐銬帶回奴隸市場賣掉。帕圖斯潟湖的上游就是雅庫依河,接下來誰要跟著倒楣可想而知。

預料到了保羅人的下一波劫掠,耶穌會士除了逃跑之外,還試圖組織印地安人進行反擊。土著的兵器窳劣,不外乎弓箭、石斧、投石袋;傳教士已經引進了火器,但剛開始數量太少,在1636年反擊千餘名保羅人(白人150名,圖皮印地安人1500名)的作戰中雖然一度打成平手,終究沒守住村落。

而在1637-38年的另一次入侵中保羅人俘獲的奴隸又數以千計。但這回耶穌會士的作戰更主動了,他們所訓練的印地安人有了一定規模,竟開始追擊敵人,最終逼得保羅人挖壕自守。

大約1500名圍攻的瓜拉尼人沒有攻城戰的經驗,久圍不下,而掌握戰機的保羅人傾巢而出,差點擊敗印地安人,要不是有援軍及時抵達的話──在關鍵時刻趕到的西班牙人才11名,但交戰雙方都不明白援軍有多渺小,立刻壯大了印地安人的聲勢打擊了保羅人的士氣;這些「瑪穆魯克」被迫投降,被耶穌會士開除教籍後都放了條生路。

不僅點燃了槍砲,火藥也照亮了傳教士取勝的道路。在1639年的交戰中,耶穌會士便把自製的火砲搬上三條併為一條的三體獨木舟作戰。這其實是違法的,但也就是在 1639 年,儘管遭到強烈反對,西班牙國王終於批准了傳教士們以火器武裝印地安人的請求。

對國王來說這些訓練裝備不花他一毛錢,就能為他組建一支軍隊,何樂而不為;儘管反對者反對耶穌會就此坐大的理由也不為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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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rge Bazila @ CC BY-SA 4.0
姆博雷雷戰役古戰場

於是雙方迎來了決戰。1641年3月,400名「瑪穆魯克」與400名(一說2700名)圖皮印地安人組成的遠征隊再度侵入,但這回耶穌會士訓練的瓜拉尼印地安人不僅多達 2000(一說 4000)人,而且還主動搭乘獨木舟出戰迎擊。

保羅人嚐過前幾次掠襲的甜頭,知道對手出擊以後也激起了他們的征服欲,獨木舟上操槳如飛,爭先恐後迎敵。踴躍出戰卻碰上壞兆頭;傳教士當先的獨木舟上一砲轟沉了保羅人三條船。

雙方在河面上激烈交火,而兩岸埋伏的傳教士、瓜拉尼印地安人中的老弱婦孺夾岸鼓譟,口中不停誦念祈禱,祈禱戰神與印地安人的使徒顯聖破敵,竟逼得保羅人放棄水戰,退到岸邊守險抵禦。

乘勝追擊的印地安人直攻打到次日,保羅人受不了了,派人送信討饒求和;瓜拉尼指揮官將信撕得粉粉碎,揮軍攻入敵壘,把對手給擊殺了大半,剩餘不多的保羅人落荒而逃。

於是所謂的姆博雷雷(Mbororé)戰役以瓜拉尼印地安人的完勝告終,耶穌會歸化區和聖保羅奴隸獵人間的關係就此反轉;這之後保羅人不僅不敢再對歸化區動手,西班牙與葡萄牙間的疆界也趨於穩固,成為日後巴拉圭與巴西間的疆界。

不過這是就亞松森一帶的耶穌會屯墾區而言。在1630年代初耶穌會和瓜拉尼人的逃難潮中,另一個分支不是向南而是往西北逃,遷移到了今天巴西瑪托格羅索(Mato Grosso)州以西之地、巴拉圭河的最上游。這極西之地離聖保羅更遠,但顯然不夠遠,1632、1637、1638年都曾遭到領旗人的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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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OF @ public domain
塔瓦雷斯

最致命的一擊發生在1648年,巴西史上最偉大的領旗人塔瓦雷斯(Antonio Raposo Tavares)帶著巴西史上最偉大的領旗人隊伍60人萬里奔襲,利用西班牙殖民者與傳教士間的矛盾蹂躪歸化區,實際上給予了致命一擊。

這支隊伍偉大之處不在於俘虜多寡(只有數百),而在於「撤退」路線的瘋狂──並非原路返回,而是上溯巴拉圭河走到盡頭、沿著安地斯山東麓北走,直走到亞馬遜叢林中,然後順流東下來到亞馬遜河的出海口;數年後,塔瓦雷斯忽然返回家門,家裡人幾乎認不出這劫後餘生的老人是誰。

這場順時針大迂迴走過了整整12000公里,連耶穌會士都不得不承認,「這是迄今世界上從未有過的一次真正最值得注意的旅程」。不過,就後世而言,這次遠征主要的意義在於限制住了西班牙、以及後來的巴拉圭的北方疆界,儘管這種限制方法──掠賣奴隸──道德上頗成問題。

而對後來的巴拉圭來說,站穩腳跟的耶穌會歸化區也成為形塑後來巴拉圭歷史文化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這些由傳教士進行軍事操演的瓜拉尼民兵不僅多次參與西班牙殖民地的內戰外戰,還逐漸習慣了紀律的束縛、頻繁的繇役、軍事化的生產。

19世紀有一種論調認為,耶穌會士所帶來的神權統治鑄就了瓜拉尼人的性格:對宗教的狂熱、對命令的盲目服從、對統治者壯烈野蠻的獻身。這樣觀點不為更後來的學者苟同,但至少提出了一種解釋,解釋了19世紀巴拉圭戰爭中的巴拉圭士兵敢戰敢死、死也不投降的現象。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