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

文：吳叡人

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

[如果可以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的話]…我會追求一個幸福而寧靜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如此古老，以至於起源已被忘卻在久遠時間的晦暗不明之中，它只經驗過那些適合於展現與強化住民的勇氣與對祖國之熱愛的攻擊，而在共和國之中，古來早已習於賢明之獨立的公民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獻給日內瓦共和國〉（一七五四）

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賴和（1894-1943），〈讀台灣通史之七〉（一九三○年代間）

鄉愁何需辯護？
然而時代使真理蒙塵，
道德現象受到遮掩，
於是我們拂卻塵埃，
使事物的自然秩序顯露。

一、基本前提：台灣獨立國家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發展的歸趨與事實，除非未來被中國武力兼併，此一過程不會逆轉，此一事實不會消失。這是一切的前提。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台灣，三個宏觀的長期歷史過程——移民土著化與社會整合、外來政權國家制度的繼承與積累，以及民主化——之匯聚，導致了成熟的國家形成。隨著國家的形成，一個以台灣為範圍的國民經濟 （national economy）也隨之形成，成為支撐台灣人民與國家生存的物質基礎（Wu 2020）。這個過程是數百年來許多巨大的結構性力量與無數個人行動交錯形成的不預期後果。對多數台灣人而言，出生在台灣國家是一個偶然，因為這不是我們選擇的結果，但這個偶然卻成為我們的必然和命運，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台灣安身立命。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現階段名稱是中華民國。這是台灣特殊的國家形成模式——歷史制度的積累與繼承，以及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制約的後果與客觀事實，但可視為朝向完整的台灣民族國家的中間過渡型態。

二、人間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人做為「人」存在的基本條件。此處的「人」有三重意義，彼此環環相扣——個人、公民與群體。

作為「個人」的層面：台灣國家認同已經成熟，台灣認同如今已與我們的個人認同血肉相連，無法分割。德國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說：「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Gardels 1991: 19-23），沒有人能代為決定我們鄉愁的方向。我們已經成為台灣人，我們就是台灣人，台灣是孕生我們生命意義之網的母體與脈絡，沒有人能強迫我們不作台灣人。

作為「公民」的層面：「公民」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自決之道德主體的政治形式，台灣人必須經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台灣政治共同體參與公共生活，以公民——自決的道德主體身分連結世界；剝奪了台灣獨立，就剝奪了台灣人參與政治，成為公民——道德主體的權利，也剝奪台灣人與世界的連結，如此台灣人將「人間失格」——喪失作為自決道德主體的資格，成為被客體化與被宰制的奴隸。如漢娜．鄂蘭所說；「人即使喪失一切所謂的人權也不會喪失他做為人的本質，他的人性尊嚴。唯有失去了一個[能提供政治參與場域，確保與執行人權的]國家這件事，才會將他驅逐於人性之外。（Arendt 1958: 297）」

作為「群體」的層面：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台灣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自由與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獨特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而台灣獨立是維護我們台灣人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以色列哲學家與和平運動者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說，所謂「民族自決」的意義，在於有權建構與保有一個可以充分表現自己文化價值的公共空間（Tamir 1995）。這個公共空間，就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三、民主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民主的前提，台灣民主的邏輯後果，也是維護台灣民主的必要條件。

概念上，民主（democracy）預設一個有地理邊界，有名字同時具備穩定集體認同的「民」（demos），亦即一個nation∕people （民族∕人民）之存在，而這個民族∕人民是經由特定歷史過程而形成。換言之，所謂「民主」必然意味著一個有邊界之民族∕人民的自我決定。民主就是民族∕人民的自決（Canovan 1996: ch3）。

歷史上，民主化構成多數民族國家形成的後期階段，民主制就是在中下層民眾被整合到特定國家統治權之過程中形成，democracy與 nation共生。 所謂「民主」因此必然指涉一個特定國家的民主 （national democracy），以全世界∕全人類為範圍的民主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生於蘇聯的以色列歷史學家莉雅．葛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所說，民主最初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降生於世，「民主被包裹在民族的理念之中，宛如蝴蝶被包裹在蝶蛹之中」（Greenfeld 1992: 10）。

邏輯上，完整徹底的民主自決，必然導致獨立自主，不受外部指令的結果。

經驗現實之中，若沒有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架構之保護，完整徹底的民主自決之實現，將遭遇不可跨越的障礙。

偉大的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堤立（Charles Tilly）如此總結獨立的主權國家與民主的關係：獨立國家是民主制度一個「同義反覆的必要條件 （a tautological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democracy）」。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民主必然獨立，獨立才有民主，而這原本是不證自明的廢話。（Tilly 1995: 375）

四、正義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達成分配正義的前提，因為弱勢階級的保護必須經由擁有獨立主權，並且具有良好治理能力之民主國家體制落實。

首先，人的情感認同有其限制，無法無限延伸。如同盧梭所言，「人民對於從未見過面的領袖，對於他們眼中像整個世界一樣的祖國，對於宛如外國人一般的同胞」，無法產生強烈的情感（Rousseau 1978: 72）。當代政治哲學家也同意，一個預先存在的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友愛、互信與相互獻身的情誼，是推動分配正義的心理條件（Miller 1995: Ch4. Canovan 1996: Ch4, Taylor 1996: 120）。分配正義不是階級鬥爭的果實，而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情感認同與道德意識的終極展現。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再三致意的「最弱勢者的最大利益」原則（Maximin strategy），只會發生在一個有邊界、有歷史、有名字，而且成員有著共同認同的國度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