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的夢想》:我想要創造更美好的社會,而不是當建築這行的理論家

《建築的夢想》:我想要創造更美好的社會,而不是當建築這行的理論家
圖為建築師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青少年時,我雖然在學校裡掙扎,卻也在艾普森的小村池塘周圍,聚集了一個以我為中心的黨派,從那時開始我就體認到,大家一起工作的效果最棒。彼此依賴才不是軟弱,而是值得歌頌的事。

文: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理察・布朗(Richard Brown)

政治和執業(Politics and Practice)

1977年完成龐畢度之後,露西、盧和我離開美麗浪漫的巴黎,返回倫敦,當年的倫敦是個單調乏味的城市,和今天活力四射且動見觀瞻的景況有天壤之別。二次大戰時,英國一直是勝利那方,但在戰後卻沒看到推動歐陸經濟發展的投資。

數十年來為倫敦提供活血命脈的大英帝國幾乎瓦解,而這座城市尚未感受到國際移民或身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的好處。全城唯一喝得到濃縮咖啡的地方,是在蘇活區的義大利小吧(Bar Italia),義大利麵差不多都是用罐頭番茄醬做的,橄欖油則是在藥房裡販售,讓你清耳朵用的。除了少數的印度和中國餐館,大多數餐廳的食物都令人失望。英國被視為「歐洲病夫」,倫敦感覺像是一個過氣的帝國首都,一邊惴惴不安地看著紐約這類城市,一邊擔心法蘭克福和巴黎會搶了它的生意。

集合住宅和行動主義

一開始,我們決定找個離巴黎更遠的地方,包括文化上和地理上的遠,於是我們在加州待了幾個月,和露西的哥哥麥可(電視劇和電視電影的編劇暨製片)一起住,我則在UCLA教書。我們喜歡峽谷、海灘和棕櫚樹,但我發現加州太偏向汽車文化而且太漫無邊際,缺乏緊密城市的人文主義。

班、札德和艾柏正值青少年,勞氏大樓的競圖看起來很有希望;該是搬回倫敦的時候了。在1970年代邁入1980年代這段時間,柴契爾主義這帖猛藥開始發揮效果,露西和我也越來越介入家鄉城市的政治和公共生活。

我對政治和社會的興趣,勝過在建築這行裡往上爬,1960年代末,我曾在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RIBA)做過一次煽動性演講,要求他們把位於波特蘭廣場(Portland Place)的美麗總部賣掉,搬到倫敦的碼頭區,親近倫敦市民。而我在UCLA的短暫工作,也讓我確信,教學是社會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我不能割捨它。我喜歡在論證與爭辯時唇槍舌劍;我想要實際參與,創造更美好的社會,而不是當建築這行的理論家或代言人。

我開始出席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的會議,肯・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和他的工黨同志正在那裡為不受歡迎的少數族群爭取權利,包括女性主義、反種族歧視和同志權利等,並因此被嘲笑為「瘋狂的左派」(the loony left)。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我在東倫敦的一場晚宴上遇見安妮・鮑爾(Anne Power),她是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社會政策教授,該校是英國左派的核心腹地。她表示,想帶我去看看那個地區的一些集合住宅,指出哪些地方做對了,但大多數都走錯方向。

我滿懷熱忱地接受安妮的提議。麥可・楊(Michael Young)和彼得・威默特(Peter Willmott)合著的《東倫敦的家庭和親屬關係》(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 ),深深影響了我和一整代的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師。這本以東倫敦社區為主題的大師研究,檢視了貝斯納綠地(Bethnal Green)這個公寓住宅區緊密連結又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這裡的日子是在街頭上共同度過(因為居住環境實在太過狹窄骯髒)——以及許多東倫敦人從熟悉的街道遷往戰後位於倫敦周邊的新城鎮後,在社會和實體層面上經歷過怎樣的崩解。

我和安妮造訪了犬之島(Isle of Dogs),後來在1985年布羅德沃特農場(Broadwater Farm)暴亂之後,也參觀過托騰漢(Tottenham),這兩次經歷讓我看出,勇敢新世界所許下的承諾,已經搖搖欲墜。布羅德沃特農場看起來就是被設計成隔離的聚居區,四周都是開闊的田野,跟所謂的城市感徹底斷絕。二次大戰結束後,興建住宅的需求迫在眉睫,在那個緊急時刻,規劃者忽視民眾真正的生活方式,把他們孤立在一個得不到任何熟悉的社會支持結構的地方。這種情況加上高失業率和高壓的管制政策,就混成了一帖毒藥。

安妮在「社宅優先計畫」(Priority Estates Project)的工作經驗,變成全國社區資源中心(National Communities Resource Centre, NCRC)的基石,那是安妮和我共同成立的慈善組織。NCRC提供一些技能給低收入背景的民眾,讓他們可以創造和抓住機會─這類協助也曾幫助我度過艱難的求學階段。大都會精釀啤酒(Grand Metropolitan Breweries)為NCRC買下特拉福德宮(Traord Hall),那是一棟十八世紀的鄉村大宅,位於卻爾西區的漂亮公園地,在那裡提供各項訓練給來自全英國的民眾。大多數受訓者都住在沃特西格爾街(Walter Segal)四十號的自建之家,以木架構興建,用舊報紙當絕緣材料。NCRC做的是至關緊要的工作,但得費盡心力才能籌到資金。

安妮投注心力協助社會上最窮困的民眾,並利用她的知識和研究為變革提供充分的理由。我在1970年代中葉結識的布萊恩・安森(Brian Anson),甚至比安妮更激進。我們是在AA的畢業評圖上認識的,我到那裡為他任教的一組學生提供建議。這些學生的專案內容不是設計建築物,而是提出一項都市屋頂的分配案(想當然爾,他們得到了「甘藍菜圃小組」的暱稱)。AA不知道拿這案子怎麼辦。布萊恩和我設法讓這個專案完成,學生也拿到學位。

布萊恩是支持邊緣人的偉大倡議者,他曾在貝爾發斯特(Belfast)的狄維斯集合公寓(Divis Flats)以及沒落的煤礦小村和舊鋼鐵城鎮工作過,他也是個傑出的作家和無望者的好朋友。當他失業時,這情況常常發生,他就會跟著建築師革命委員會(Architects’ Revolutionary Council)和規劃援助團(Planning Aid)去各地巡迴,滿腔熱情地談論窮人該如何重新掌控營造環境和政治系統。他大大改變了我對英國長期積累的社會問題的想法和理解。對於倫敦的公共領域,他也是位有遠見的鬥士,奮力保護柯芬園和霍克斯頓廣場(Hoxton Square),不讓它們受到再開發計畫的無情摧殘,抹除掉一切個性。

文化和市民生活

就在我越來越介入政治的同時,我也可感覺到自己對市民生活的涉入越來越深,甚至受到體制歡迎。我們不再是1971年抵達巴黎時的「建築嬉皮」,而是勞氏大樓的指定建築師——那將是倫敦市最高的一棟新建築,由一個位於體制核心的機構所指派。露西和我獲邀前往溫莎古堡,和女王共進晚餐並「留宿一晚」(這個階段的威爾斯親王,還沒跟世界分享他對建築的意見),1980年,我成了BBC Arena一部紀錄片的主角,片子是由艾倫・楊圖(Alan Yentob)製作,他是我現在最親近的朋友之一。隔年,泰特藝廊館長亞蘭・鮑尼斯(Alan Bowness,我是因為他和康瓦爾藝術界的連結而認識他,他是班・尼柯爾森和芭芭拉・赫普沃斯的女婿)邀我加入董事會。

一開始,我不覺得自己有資格,雖然藝術在我的人生中從未缺席,小時候我就去過威尼斯和佛羅倫斯的多個藝廊,在聖艾夫斯和紐約也跟布倫維爾家的藝術圈朋友有聯繫,我跟菲利普・加斯頓(Philip Guston)是朋友,也介入過龐畢度中心的文化政治。不過加入泰特董事會的那些年頭,確實是一種教育。董事會成員包括托尼・卡羅(Tony Caro)和派屈克・赫倫(Patrick Heron),這兩位是英國戰後最重要的藝術家和最偉大的藝術鬥士,傑出評論家大衛・希爾維斯特(David Sylvester)是我們的顧問,後來還成了我的好友和導師——我常在週六早上去他家拜訪,討論藝術。每次會議的亮點,就是對準備收購的新收藏品進行審評,這種內行又熱情的討論,真是充滿啟發。

我在泰特董事會結識彼得・帕倫博(Peter Palumbo),幾年後,我將為他的官邸廣場(Mansion House Square)開發案奮戰。彼得後來變成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也是我么兒的教父),外界原本預期他將接下哈奇森爵士(Lord Hutchinson)的董事長職位。可惜,他犯了一個錯誤,在一篇報紙訪談中批評了亞蘭・鮑尼斯,犯了英國體制裡的一條鐵律:絕不攻擊公僕,因為他們無法為自己辯護。彼得把自己排除在名單之外,我則受邀在1984年接任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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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原點出版提供
1984年受命擔任泰特董事長後,和我的董事們一起拍照。

泰特有些超棒的收藏,但也有很多東西需要調整。館方的收購政策有時讓人覺得只是為了把牆壁填滿,而不是要挑選最好的傑作。這機構一直很保守:1930年代錯過一次很棒的機會,當時館方派了兩名董事(其中一位是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拿了三千英鎊的預算前往法國。他們帶了幾幅畫回來,但錢只花了一半。董事會為此感到高興,但其實他們錯失掉可以用合理價格建立印象派重要館藏的機會。在我加入董事會時,現代藝術依然飽受忽視,藝廊本身的狀況也很糟。

在美國時,我見識過慈善團體和籌款活動如何推動美術館的發展,他們還會任命重要藝廊的董事會成員,取代英國的榮譽體系。在法國,文化則是被視為國家級的優先事項。泰特似乎擁有這兩個世界最糟糕的一面:它給人的感覺和實際的作為都像個公家單位,而非企業機構,而且被視為一攤死水,而非國家文化生活的命脈。

我們開始做改變。彼得・帕倫博設立了一個新基金會負責私人捐獻;鮑尼斯退休後,藝術部長格雷・高里(Grey Gowrie,他後來任命我在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擔任他的副主席)和我打算物色一個更有活力的替代人選。經過精采的面談之後,我們選擇了尼克・塞洛塔(Nick Serota),他曾讓白教堂藝廊(Whitechapel Gallery)改頭換面,後來也改造了泰特藝廊,並在倫敦藝術界的文藝復興裡扮演重要角色。這可能是我參與過最好也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文化保守主義在英國是由上而下。柴契爾夫人鼓勵我們的募款活動,但對其他都沒興趣。赫倫、鮑尼斯和我曾在冷戰尾聲前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希望對方答應借展幾件馬諦斯的作品,沒想到在最後一秒被紐約現代美術館捷足先登,因為該館得到白宮出手相助,但唐寧街完全沒有要插手的意思。公務員清楚反映了這種心態。露西常提到我們交手過的一位資深公務員,說他有一種第六感。可以在你甚至還沒開口之前,就搖頭說「不」。

1989年我從泰特退下,幾年後,我和剛選出來的工黨領袖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談到,等他掌權之後,應該將國家遺產部改名為文化部。他看起來顯然有點退縮,不過最後還是改了名字(但只改了一部分,變成文化、媒體和運動部─只有英國人會把這三者視為自然的組合)。

從RRP到RSHP:合作、信念與歡樂

RRP(Richard Rogers Partnership,理察・羅傑斯合夥公司)是我們從巴黎回倫敦時建立的。原本我們想採用比較通用的名稱,例如四人組之類,但當時身為全球最大廣告公司老闆和我的好友的查理・薩奇(Charles Saatchi)表示,我的名字好不容易才開始有些知名度,公司名稱不用我的名字簡直是瘋了。原始董事包括約翰・楊、馬可・哥須米德和我,幾年後又加入麥克・戴維斯。我們也給羅瑞・阿博特董事的職位。「我他媽的為什麼要當董事?」他如此回應,不過最後還是變成我們的合夥人。一開始我們只有兩個案子:勞氏大樓和可茵街(Coin Street),全公司人數不到二十個,只要有新工作進來,就一起投入支援,一星期工作六十小時可說司空見慣。

我們的名字是新的,但信念卻是扎根在舊日的四人組,依然秉持著平等的合夥原則,同甘共苦,並深信我們能創造更好的社會。約翰、馬可和我起草的章程,是以公平為基礎─包括營收的分配、福利和生活品質、我們要承接的工作,以及一視同仁。我們同意所有員工共享利潤和慈善,並將報酬最高建築師的薪資限定為最低薪資的一定倍數(目前是九倍)。至今我們依然為自己提供的福利感到自豪,包括慷慨的產假和陪產假(我們是陪產假的開路先鋒),語言課程和私人健康保險。在三十年前我們成立這家合夥公司時,這類福利安排幾乎聽都沒聽過。

我們在泰晤士碼頭(Thames Wharf)辦公室有一家公司補貼的食堂,讓我們可以像大家庭般一塊兒吃飯(有好幾年的時間,那裡的主廚是蘇菲・布蘭布里吉〔Sophie Braimbridge〕,當主廚之前,她已經嫁給我兒子艾柏),我們正打算在新辦公室裡規劃類似的食堂。夏天時,每週三我們會和其他建築師打壘球;冬天則舉辦派對和踢足球。我們有年度旅遊,一起去造訪一棟我們新完成的建築,還會花上一個週末的時間吃吃喝喝,思考我們的未來。公司的每位成員都可使用我們的度假屋(冬青粉靈豆〔Holly Frindle〕,由俄國建築師萊柏金〔Lubetkin〕設計的一棟平房,位於北倫敦的惠普斯奈德動物園〔Whipsnad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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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P位於荷蘭公園的工作室,1983年7月,差不多是我五十歲生日前後─當時我們所有人依然圍著一張大桌吃飯。

我們的章程是奠基在分攤工作和共享報酬之上,也是建立在合作和歡樂之上。青少年時,我雖然在學校裡掙扎,卻也在艾普森的小村池塘周圍,聚集了一個以我為中心的黨派,從那時開始我就體認到,大家一起工作的效果最棒。彼此依賴才不是軟弱,而是值得歌頌的事。

建築的範圍非常廣泛。這行結合了各方專才,有專精結構又了解生意的人,有不斷接觸最新科學思維的技術人員,有了解材料和營造過程的人,有經濟學家、詩人、社會學家、律師、藝術家和工程師。我們辦公室讓各方大德齊聚一堂,加上客戶那邊的代表,一起發展構想。

建築師通常會在事務所待上很長一段時間,有些甚至是一輩子。如果某人在某個小組裡工作得不太順利,我們會試著找出更適合他們的不同案子或角色。通常只要調整個兩三次,就能找到適合的位置:當你招募到傑出的人員之後,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善用他們的最佳方式,接納每個人的習性和怪癖,讓每個人都能將優勢發揮出來。

我們的合夥公司是由建築師主導,但合夥人具有堅實的商業和管理知識。我們目前的董事長安德魯・莫里斯(Andrew Morris)是在1980年代初加入;他的第一個角色是擔任我們皇家大道(Royal Avenue)住宅的專案建築師。現在則是帶領事務所的組織發展,至於事務所的傳達、商業和法律小組,則是由雷納・格魯特和財務合夥人伊恩・柏透斯(Ian Birtles)負責。我在巴黎時就認識雷納,他和妻子住在我們公寓附近,當時就是由他領導龐畢度的奧雅納團隊。他在1986 年加入我們,負責我們的海外工作。

班・沃納(Ben Warner)跟我們工作了三十年;他在東京設立了我們的辦公室,現在負責我們的遠東業務。阿福塔・洛泰(Avtar Lotay)領導我們的澳洲業務;西蒙・史密森(Simon Smithson)是我最精妙的思想家,在馬德里巴拉哈斯機場第四航廈(Barajas Airport T4)的設計和營造期間,他是專案建築師,目前負責南美各地的企劃案。理察・保羅(Richard Paul)為複雜的國際專案注入知識、專業和活力,例如紐約世貿中心三號大樓(3World Trade Centre)。

2007年,我贏得普立茲克獎(Pritzker Prize),大變革也在那年到來。當時我七十幾歲了,其他兩位創立夥伴約翰・楊和馬可・哥須米德都離開了。該是時候思考一下,萬一我退隱了,事務所該如何進展下去。經過幾番討論,合夥人決定啟動工程,以分階段和漸進方式交棒給下一代。我們在事務所的名稱裡加入葛蘭・史特克(Graham Stirk)和伊凡・哈伯(Ivan Harbour),這兩位是我們最有才華的年輕合夥人,從勞氏大樓案就開始跟我們合作,於是事務所的名稱從Richard Rogers Partnership 變成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RSHP),安德魯和雷納變成資深合夥人。

在那前一年,我陷入一場可能摧毀事務所的爭議事件。有人要求我們,在辦公室舉辦一項活動,促進中東和平。那場會議我提早離開,但後來有些發言者呼籲對以色列進行抵制。這消息很快就登上倫敦和紐約報紙,當時我們正在紐約進行賈維茨會議中心(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re)的改建案。有些呼聲要求該項專案解雇我們,並禁止我們未來在紐約接案。露西和我飛了過去,做了為期一週、可怕如鬼的協商和溝通。我們成功穩住情勢,但也嚇壞了,我們見識到不實的謠言和影射可以多快摧毀一家信譽卓著的公司。

2015年,我們從泰晤士碼頭搬到利德賀大樓(Leadenhall Building)時,又發生另一次大變革。我們是因為泰晤士碼頭的新地主(易手的時間就發生在2004年馬可・哥須米德離開事務所後)想要都更才搬走的。但這項搬遷也很合理,畢竟那是我們最棒的現代大樓之一,位於倫敦市中心,而不是偏遠的住宅區。新建築讓整個事務所可以在同一樓層一起工作,不用分散在泰晤士碼頭的各棟建築裡。

我們從一個不到三十人的事務所,成長到超過兩百名員工,這個規模跟我們該有的實力約莫相當(但我記得,在我們三十人、五十人、一百人甚至十二人的時候,我好像也說過同樣的話)。隨著規模成長,我們也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剛創立時,我們每個人都深知彼此,可以來來回回交換工作和想法,進行測試、強化、挑戰,在每週一的設計論壇會議上,把圖貼在牆上,一起審視,工作模式有點像是一個頭腦加十二雙手。我們一起吃飯喝酒,發展出親密如家人的工作關係。這種非正式的精神逐漸被比較正式的結構取而代之。

我們將事務所組織成四個小組,其中三個是設計小組,分別由伊凡、葛蘭和我領導,另一個是強大的企業核心小組,由安德魯和雷納指揮。合夥人的數量也增加到十三個,其中五位是在2015年指定的,分別是崔西・梅勒(Tracy Meller)、安德魯・泰利(Andrew Tyley)、約翰・麥寇根(John McElgunn)、史蒂芬・巴雷特(Stephen Barrett)和史蒂芬・賴特(Stephen Light)。合夥人的公眾知名度也日益提高,逐漸跟特定專案連結在一起。

我們一起工作的方式肯定是改變過,以呼應事務所的成長、合夥人的偏好和新科技的衝擊。電腦輔助設計造成一定的差異,刺激了生產量,但也讓設計過程變得更私人,不像把圖稿貼在牆上一起討論的時代。我們的週一設計論壇,目前除了把焦點放在審評設計之外,也納入資源管理,而草創時期曾激發約翰、羅瑞、麥克、馬可、彼得・賴斯和我的波希米亞非正式文化,那種讓想法和辯論自由發展的氣氛,也有了演化。但我們依然維持了建築的品質;我認為,事務所最近完成的建築是我們最棒的作品。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建築的夢想:龐畢度中心建築師理察・羅傑斯自傳》,原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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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理察・布朗(Richard Brown)
譯者:吳莉君

公共空間是一種人權,就像人民有權利得到像樣的健康照護、食物、教育和住所。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從家中窗戶看到路樹。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坐在自家的門廊或附近廣場的長椅上。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在幾分鐘內走到一座公園,在那裡散步,和小孩玩耍,或是享受季節的更迭。無法提供這些權利的城市,就是不夠文明。──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

2007普立茲克獎建築獎得主|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終身成就獎
英國左派建築師Richard Rogers
情感豐沛的自傳&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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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龐畢度中心建築師Richard Rogers的親筆自傳,從小時候的建築啟蒙談起,訴說歷經戰亂、患有讀寫障礙、「天生不是學建築的料」的他,如何從一位穿著牛仔褲、T恤去參加頂級頒獎典禮的小建築師,蛻變為足以撼動城市的世界級大師。這是一部情感豐沛的回憶錄,也是一部當代建築編年史,從柯比意到密斯,對近現代建築史進行了第一手回望與反省;從倫敦、紐約到芝加哥,不只談建築設計理念,也談城市規劃、公共空間、歐美城市比較、建築史、建築教育和未來願景。談如何打造城市,同時也談居住正義,更關心人類未來。當中更詳細記述了Richard Rogers各時期重要建築波瀾壯闊的執業實況,像龐畢度中心,其背後執行規劃的複雜與詭譎,與這棟驚世駭俗的建築相比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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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原點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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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牽起聯繫:Kindness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除了世界展望會,世上仍有許多人以自身力量,志願投入人道救援的服務。就像來賓張雍在羅馬尼亞邊境認識的當地志工,他們在邊境發放三明治、飲水等物資給滿載烏克蘭難民的遊覽車,但因為羅馬尼亞與烏克蘭的語言並不相通,這讓張雍感到十分好奇:「在援助的過程中不會碰上溝通障礙嗎?」男子搖了搖頭,笑著回答道:「Kindness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雖然剛開始並不完全瞭解這句話背後的意義,但經過接著的幾次物資發放,張雍目睹了好幾次相同的畫面──當志工將三明治交到人們手上時,人們的淚水就從眼眶裡泛出。於是我們都懂了,那是某種難以言說的、人與人之間珍貴而無可取代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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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

由《國際大風吹》李漢威、金鐘主持人蔡尚樺聯手主持,每集《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直播節目將邀請重磅來賓,帶大家深入淺出、探討急需人們重視的國際議題,並呼籲各界付出實際行動,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展開即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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