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大專院校難以「超前部署」遠距教學的七道陰影

解析大專院校難以「超前部署」遠距教學的七道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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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遠距教學的課程內容和傳統教室的內容完全不同,並非每個老師都懂如何備課或使用最新工具,「在家考試」也是一大難題,但最大的阻隔,還是覺得孩子在教室才放心的家長,與不到教室就覺得「不值錢」的學生。

疫情延燒之下,有的高中因為兩人確診而全校停課,也有的大學因為境外移入的學生確診,有部分課程被迫停課或改為遠距教學。更多大專院校為了「超前部署」,有的發信給教授提交「遠距教學方案」,也有的直接宣布4月要開始「演練」或「全面遠距教學」〔註1〕

其實不管是遠距教學、線上教學都不是什麼新議題,從早期的函授教學,到各大補習班的線上補課,以及美國名校Coursera與國內的磨課師(MOOCs)等,甚至近年來最夯的直播主、知識型網紅都可以算是一種。

在面對疫情這個危機也是轉機的同時,到底「遠距教學」在大專院校的推動到底有多難?

1. 老師不知道該如何「重新」備課

雖然有些老師會「幹話」說台下沒有學生在聽很不習慣(其實在台下在聽的可能也沒幾個)。但事實是,要從線下改為線上教學,不管是預錄(非同步)還是即時(同步),都不是照著原有授課方式在螢幕前講一次就能搞定。

也就是說,一旦改為遠距教學,為了避免學生分心(線下就不用避免?)或一直看螢幕眼睛會酸(追劇就不會?),老師必須要重新備課、設計課程。

例如有的老師錄影完發現一堂40分鐘的課只剩下20分鐘(鐘點時數怎麼算?)、不知道若讓學生先自修或研讀線上資料那老師直播要教什麼(雖然這才是老師的價值),或思考是否應加入更多分組討論或邏輯思辨等活動(畢竟不是每個老師都願意或擅長)。對於老師來說,這些都是憑空多出來的工作量,多做也沒好處。這背後代表的是,大學端長期以來重研究輕教學,教授在教學上該扮演的「角色」到底是唸教科書、要同學記憶知識,還是透過更多的引導思考、鼓勵實作來培養能力?

有些老師進一步回饋,如果是預錄(非同步)可能需要一個後勤團隊,但並非每位教授都有這樣的資源。此外,像是影音長度和鐘點費如何認列、第二年用同一個影音的教學時數如何認列、還有教學積分或升等如何承認等,可能都有待校方和教育部提出配套方式因應。

2. 老師不會使用「最新」工具

除了要花時間和精力重新設計課綱和備課之外,遠距教學不再像過去:抱一本原文書或簡報走進教室就好,而是需要去學習、甚至熟悉各種線上平台,除了少數理工學院教授,對許多(資深)老師來說是才最大的「障礙」。

例如,直播要先操作Zoom、Google Hangout / Meet或MS Teams和Cisco WebEx、還有Facebook私人社團,預錄也要先學會剪輯和上架YouTube,教材的文字或投影片要會放在Google Doc / Google Slide或Canvas、U簡報等,線上提問要玩看看Slido,線上整理或筆記可考慮用OneNote、Google keep或Evernote,隨堂測驗則用Kahoot!、Zuvio⋯⋯光列出來就很嚇人。

有趣的是:大學教授理應是第一時間學會「最新的技術或知識」的人,再將其應用在自己的研究、教學上,以造福社會和學生,只不過,事實往往不見得如此。

針對以上兩點,大學應賦予助理教授或是年輕的TA、RA更多的角色和權限,協助資深教授或系所遠距教學的推動,當然也該提供相對應的報酬,同時應有全校性的專責單位來輔導、幫助老師和學生。

group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in classroom -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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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難以評量,或防止學生作弊

討論完上課的部分,接下來就是「考試」的問題,教學現場一直以來都是「考試引導教學」,如今教學改變了,考試如何因應自然也是關鍵問題。但是,過去close book的考試一旦改成線上、遠距的方式,「防弊」也成了校方和老師最頭痛的問題。

我認為「防弊」有兩個層面,其一能否測驗出學生修業後「能力」的成長,而非只是「暫時」背起來了;其二,則是能否真正測驗出是「該名」學生的能力,也就是如何確定A答案是A學生的,而非B學生提供。

對於前者,老師們不能再出那種課本翻得到、網路上查得到的考題,而是能針對該門課程的「教學目的」拿出有水準的open book exam,而且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才能測驗出學生在知識、技能或觀念上「內化」的程度。因此,老師勢必又要花更多的心力在出題和改考卷。

針對後者,我個人覺得,這永遠會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學作為一個18歲以上的成年教育階段,學校和老師該去思考的是如何讓人有學習動機上課、並透過測驗了解自己的成長或不足,而非消極的防弊。

4. 孩子在教室才「放心」的家長

大學的利害關係人不只有學校、老師和學生,學生或許是使用者,不過消費者往往另有其人,也就是「家長」。

當社會大多數的家長維持著過去的觀念,上學就是應該要在學校、進教室,似乎認為繳學費就像繳保母費一樣,學校最大的功用是把學生留在校園讓家長「放心」,教育和學習反倒成了附加價值而已。

一旦學校開始實施遠距教學,學生可以選擇在家,或是咖啡廳、戶外等任何有網路的環境學習,恐怕第一時間會抗議的就是那些「巨嬰父母」了。

5. 質疑線上教學「價值」的學生

的確有不少大學生覺得採用遠距教學後,時間彈性和主主性高很多,例如早上在床上坐起來就可以上課、預錄(非同步)的課程也能選自己方便的時間來看、可以調快語速或多看幾次都行。

但有趣的是,並非所有的學生覺得遠距教學「比較好」,也有的學生質疑:如果每堂課都改為「線上」,學費是不是應該要少收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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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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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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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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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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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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