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爲什麼認爲「新冠肺炎」的叫法比「武漢肺炎」更有害?

我爲什麼認爲「新冠肺炎」的叫法比「武漢肺炎」更有害?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武漢的事件本身是需要一個命名,並且被單獨拿出來討論,就如溫州動車事件、汶川地震、南京大屠殺、福島核電站爆炸,正是因爲這些獨立的事件命名,這些事件才擁有它們的社會記憶。

文:岳理(華文獨立媒體人)

關於現行的肺炎疾病(Covid-19,台灣正式名稱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俗名為「武漢肺炎」)命名的問題,在網上已經爭論多時。我此前也與一些自由世界的華文媒體朋友討論過,這些媒體和個人當然都是獨立選擇,並不服務於哪一個官方,但他們常常在很快批評「武漢肺炎」一詞涉及歧視的同時,也迅速地開始使用中國官方給出的「新冠肺炎」一詞。我認爲這兩種做法都有點忽視了這次疫情中的不少脈絡。

與其說是歧視,毋寧是控訴究責⋯⋯

首先是關於「武漢肺炎」這一名字的問題。

疾病的命名、或者其名稱產生的文化過程是一門學問,涉及到地緣、流傳路徑等問題,但在去脈絡化的直覺中,我們很容易得出以某地名作爲疾病名稱是歧視的結論。持這種觀點者通常有兩個立論:第一個是,說「武漢肺炎」的就是故意歧視;第二個是,使用「武漢肺炎」一詞儘管主觀上未必是故意歧視,但實際上帶來了歧視的效果。

對於第一種立論,我認爲其首先忽略了這個命名最開始形成的過程。從去年年底,未知病毒初步引起社會討論開始,中國大陸處於隱而不報狀態,而歐美世界對此着墨不多,真正給了這個疫情高關注度的,實際上就是自由世界的華文媒體,更確切地說,是香港、台灣媒體。

正是因爲文化上同源、地域上接近、接觸的頻密和對於這個體制的高度瞭解,再加上SARS時的切膚之痛,使得香港和台灣對此格外警覺,在疫情關注上走在全球之先。而當時中方甚至不承認病毒的傳染性,更勿論爲之命名。因而「源於武漢的肺炎」就成了這個疾病我們能擁有的幾乎唯一信息,也構成了這個名字自然形成的基礎。

而到瘟疫被公諸於衆,疾病肆虐至今爲禍全球,當中發生了太多情況。在病毒有了公開的身份、名稱後,華文民間世界依然糾結在以「武漢」命名的固執,與其說是更多出於對當地平民的歧視,不如說更多是於相關責任者、執政者的控訴、追責和懲罰。

逆反:與大國敘事對抗的心理

疫情蔓延至今,造成包括武漢在內的大量中國家庭家破人亡,無數人生活遭遇窘境,甚至發展成全球災難,其原因與病毒發源地官方的消息封鎖、掌控,和草菅人命密不可分。甚至是在疫情公開後的,依然能看到大量的病人得不到救治,大量中國紅十字會的物資處理不明、對醫護人員的訓誡與控制的被曝光等令人憤怒的情況。

與此同時,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輿論,中國官方都試圖淡化其責任,並隨着疫情的國際蔓延,試圖改寫歷史。面對網上有人認爲中國應當就疫情道歉的說法,新華社發表評論稱「理直氣壯,世界應當感謝中國」;中國外交部高官公開指懷疑病毒是由美軍投放;中國民間大量文章諷刺他國防疫不力,以反襯中國的優越,指他國連抄作業都不會抄⋯⋯。

這種宣傳環境,可能未必是國際輿論關注的主流,但同文同源的自由華文世界最能體察,因而希望記住、追責武漢乃至中國整個大型瘟疫事件這種情緒也最爲強烈。比起歧視和仇恨中國平民,這種心情可能更是民間堅持使用「武漢肺炎」的情緒來源。有論者認爲,香港人和台灣人使用武漢肺炎出於一種「逆反心理」:你叫我不要用,我偏要用,一種硬要對着幹的情感。這確實是其中一個表現形式,而這種逆反心理,本質上是一種與大國敘事對抗的心理。

但這一點,似乎每一次在要求「反污名化」的國際論述中通常都被忽略,這種情緒得不到回應和討論、哪怕反駁。

作者截圖自新華網

如果無法證實,那它同時也無法證僞

而批評的立論之二,認爲這客觀上會加劇國際歧視的結果。

觀念支持者以蘇珊・桑坦格Susan Sontag)的著作爲例,認爲「對疾病的想象與對異邦的想象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non-us)、異族等同起來」,以此論證這樣的命名是將他者陌生化和妖魔化。

但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其本身的論證其實缺位了數個環節,除了這種詩意的直覺聯想之外,種族歧視與疾病名的關聯度如何?很難被量化或者實驗證明:畢竟當國際歧視在發生的時候,名稱也已經同時存在了,你很難通過安排一個對照組來看到,以國際資訊的流通程度,疾病換一個名稱之後,國際的種族仇恨者是否就不再歧視華裔。

這種觀點的立足點通常基於WHO在2015年給出的相關指引。醫生林韋地在其文章中曾經寫道,相關指引在當時就引來醫學界不少批評:「在當時就被批評過度政治正確,而且不切實際,因為很快取的名字就會重複,而且不夠specific,人們無法很快第一時間就知道指的是什麼病,而疾病名稱的使用,也要實用而且為大眾所接受才行。⋯⋯其實有違醫學的人文傳統。很多疾病,因為用人名,或地名,所以醫學生在學習該疾病的時候,可以學到一些相關的歷史,比如誰發現這個病,如何發現,或記念這個病的首位患者,或記得曾經在歷史上的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大規模的不好的事情,那我們要記得。」

他並且以「B型血友病」(Chrismas Disease)爲例,說明疾病的命名與污名化之間,常常未必是我們這麼直觀的聯想。

然而,要反駁這個觀點的問題在於:如果無法證實,那它同時也無法證僞。而在反對歧視這一議題上採取「疑罪從有」的態度,符合自由主義左翼的傾向,因而一些個人或單位出於對其可能帶來歧視的擔憂,選擇不使用這個詞彙,我認爲可以理解。

從「非典」到「新冠」,命名思路的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