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滄桑》引言:一件關鍵性文物的吸引力,就跟一位「偉人」一樣重要

《絲路滄桑》引言:一件關鍵性文物的吸引力,就跟一位「偉人」一樣重要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研究絲路上的物件已有三十年之久,但我至今還是不免驚訝的發現,一旦對這些物品進行更深入的探詢,我就發現它們的物質性仍然欠缺理解也乏人問津。

文:蘇珊.惠特菲德(Susan Whitfield)

引言

我們被許多物品圍繞,也圍繞於歷史當中。不過,我們卻極少利用構成我們周遭環境的文物去理解過往。我們極少像讀書一樣試著閱讀物品——藉此理解那些創造、使用並且丟棄了這些物品的那些人。

——盧巴(Steven Lubar)與金格里(W. David Kingery),《由物論史:物質文化文集》(History from Things: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本書旨在探討絲路上的物品。東西或物品會對我們說話,也促使我們創造敘事。即便像「這是一個為了盛裝我的茶而製作的容器」這樣一個簡單的敘事——不僅取決於物品的性質與環境脈絡,也取決於人的性質與環境脈絡。這是一種對話。最初的敘事可能只是一個人被那件物品引發的眾多敘事之一,更遑論那件物品還可能涉及許多不同的個人,他們各有不一樣的經驗、知識、信念與文化背景。一個容器可能讓不同人一致認知為是飲用的器具,但有些人可能視之為喝酒的杯子,有些人則視之為喝水的杯子。一件物品一旦脫離其原始情境——也就是在物品當初被創造的空間與時間之外——可能就不會再引發其創造者原本屬意的那種敘事。為了宗教或儀式目的而創造的物品經常就是如此。

史學家與考古學家致力於對環境脈絡獲得更多了解,以試圖重建物品的敘事,以及其傳記或者歷史:這件物品是怎麼製作的?為了什麼?什麼時候?什麼人製作的?這件物品在什麼地方被誰怎麼樣使用?又是為了什麼目的?這件物品有沒有被運送到別的地方過?有沒有經過改變用途?有沒有修改?有沒有損壞過?有沒有修補過?在無法直接得知原始情境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接受這項事實:有時候,我們對這些問題提出的答案,有可能錯得一塌糊塗。

透過物品而非人物或事件講述歷史,並不是一種新的角度,過去二十年來,這種研究在世界史的教導與推廣中已獲致比較中心的地位。尤其成功的是商品史。學術機構越來越認可這種作法,尤其是在現代史中。不過,為歷史尋求其他不同來源的角度不僅限於商品,這個領域的新教科書也橫跨世俗物品、裝飾物品、實用物品以及建構而成的物品。

本書聚焦於製作成品而不是粗糙的原料,同時對於物品或東西採取廣泛的觀點——包括商品;還有活生生的「自然」物體,例如人、馬匹與駱駝;以及複雜的創作物品,例如珠寶、玻璃、繪畫與建築。我不排除文書。與其主張文書和其他物品不同——聲稱文書「不是中立的文本……和人類創意的其他產物不同」,而是「在社會關係的建構、協商與轉變中扮演積極角色」——我認為人類創作的非文字物品也在這類關係的建構、協商與轉變中扮演積極角色。因此,本書採取歷史考古學的作法,亦即如摩爾蘭(John Moreland)所言,體認「身在過往的人,藉著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物體、聲音與文字,實踐他們的社會慣例並且建構他們的身分認同」。

在部分史料編纂者眼中,一件關鍵性物品的吸引力就跟一位「偉人」一樣重要,而其他人則是藉著檢視樸實但為數眾多的陶瓷破片以理解過去。本書試圖採取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作法,大部分的章節都聚焦於單一物品,但也藉著檢視其他相關物品——包括人在內——以思索那件物品的情境。此處挑選的物品背後都有複雜的故事,而本書的目標即是在於對此提出「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將每一件物品放在其所屬的時間與地點做出仔細分析。

包括人在內的物品移動,在絲路的概念中占有關鍵性的地位,而本書中挑選的大多數物品也都曾經在絲路上遷移過。不過,絕大多數的這類物品——不管是日常用品還是奢侈品,也不管是否經歷過交易——都早已消失無蹤:食物、酒與藥物都已遭受吞食;奴隸、大象、與馬匹已經死亡;紡織物、木材與象牙已經腐朽;玻璃與陶器已經破碎。只有在極少數的案例裡,物品才會在刻意安排或意外狀況中保存下來,例如大量的金屬或玻璃,還有因為具有相當程度的貴重性而跟著屍體一同埋葬的物品,例如本書探討的其中三件物品(第一、二、五章)。至於其他物品曾經存在過的事實,則是經常只留有文獻紀錄,但考古學與文獻證據都極為零碎殘缺。

在這些故事當中,物品並非中立而且毫無變化:它們不但會改變,也會引發改變。在這方面,物質文化觀點尤其與絲路密切相關。在物品和它們接觸到的文化——包括製作物品、運送物品、接收物品、使用物品、販賣物品以及丟棄物品的文化——所進行的互動中,我們可以對於那些時期的那些文化獲得新觀點。本書除了採取一般探究物質文化的常見作法,亦即藉由近代對於「東西」的討論而納入東西與人類(人類本身也是「東西」)的互動之外,也探討東西與人類之間的互賴——也就是這兩者之間的糾葛。


本書探究的時代與地點就存在著這樣的糾葛。此處挑選的大多數物品都擁有不只一種文化情境,並且和不同文化與時代的東西——包括人在內——都有所糾葛。我不把本書中的討論侷限於物品的原始環境,而是在許多案例中都會把那些物品的故事帶到當下,檢視各種非常不一樣的關係——包括物品與修護員、策展者、學者、收藏者、掠奪者以及其他人物的糾葛。

我探討的其中幾件物品是奢侈品或紀念性的物品——例如耳環、銀壺、絲綢、可蘭經與佛塔。書中談到的那對耳環(第一章)發現於匈奴帝國領域裡的一座墳墓內,其中呈現的特質以及使用的材料,則是來自許多被歸入「匈奴」與「中國」這兩種標籤下的文化。講述那對耳環的故事經常趨向於二分化——草原式與定居式的生活、遊牧與農耕、野蠻與文明——但我在本書中非常希望能夠避免這種觀點,因為我認為這樣的區別既粗陋又缺乏效益。本書的討論意在質疑二元性標籤或者其他這類硬性區別的使用,包括有時對於貿易與進貢以及政府貿易與私人貿易所做出的區別。本書的其中一個用意,就是要證明這些議題比有些時候呈現出來的更加複雜,藉此播下懷疑的種子,並且為進一步閱讀提出參考。

在本書討論的所有東西的故事裡,環境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環境提供了材料、條件與驅動力,而促成科技的發展、物件的利用與生產,以及民族的移動。舉例而言,環境變遷在耳環的故事裡是一項催化劑:有些學者認為匈奴人源自阿爾泰地區(Altai),但在西元前四世紀因為氣候改變被迫外移,於是南遷至中亞以及中國邊界,也就是我們在第一章看到他們的地方。接下來,也有人主張這樣的移動迫使月氏民族這群既有的人口西移,而建立了嚈噠帝國,可能就是第五章探討的那個巴克特里亞銀壺的製作者。

第一章提出的另一個同樣複雜的議題,則是東西在何處製作,由什麼人製作,又是為了誰而製作的問題。科技、材料、潮流與工匠都會移動——我會主張這是絲路的一項重要性質——而我們對於這些耳環的製作地點頂多只能提出試探性的假設。我們必須接受這些假設可能會被未來的新發現推翻。換句話說,在許多案例當中,面對絲路的物質文化,我們的理解都缺乏穩固的根基。

那對耳環因為被埋入墳墓中而保存下來,而本書探討的另外兩件物品也是如此:希臘化風格的玻璃碗(第二章)與巴克特里亞銀壺(第五章)。這些物品都是發現於菁英階級人士的墳墓裡,所以這類物品有可能被視為「外來」或者「異國」物品,放進墳墓裡乃是為了強化死者的地位與廣泛見識。而這樣的推斷自然也是假設了廣泛的見識在死者的社會裡被視為一種正面特質。

探討巴克特里亞銀壺的那一章,指出無形文化遺產的傳播在絲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只是這種角色經常遭到忽略。那件實質物品雖有前例,也就是羅馬帝國與薩桑王朝的容器,卻發展出自己的特質;容器表面上描繪的故事也是如此,雖然極有可能取材自特洛伊戰爭,卻發展出自己的特性,例如帕里斯(Paris)拿著兩個水果,看起來卻一點都不像是蘋果。當然,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對於羅馬的水壺或特洛伊戰爭的史詩懷有任何直接知識,而且製作這件物品的工匠與這件物品原本的主人也很可能是將其視為一件全然屬於當地的產物,描繪的也是當地的故事。不過,這件物品東移進入中國之後,必定會被視為外來的產物——來自於「西方」,儘管那個西方是中亞而不是歐洲的邊界。

第二章探討希臘化風格玻璃碗,所討論的玻璃與玻璃科技,與第八章對於絲路上的蠶絲業的討論構成一項值得注意的比較與對比。玻璃原料在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都輕易可得,而且技術也同樣存在,至少是對原料高溫加熱而使其發生轉變,並且利用助熔劑降低加熱溫度的技術。這種科技至少從西元前第一千年間,就已經發明或是傳播於歐亞大陸各地。不過,不像絲綢是始自東方,玻璃科技則是在西亞的歐洲邊緣發展完善——然後再往東傳播到薩桑王朝統治下的波斯以及中國與朝鮮。南亞傳統也許是獨立發展而成,但絕對受到來自西亞的物品所影響。

此外,絲綢科技及其產品雖然在絲路上的所有主要文化中都頗精通與重視,玻璃科技在中國的進展卻是時斷時續。也許這是因為其他的材料——諸如玉以及越來越精緻的陶瓷——早就滿足對於堅硬的半透明材料的需求,而不像陶瓷科技發展程度遠低於中國的其他地方必須靠玻璃填補這種需求。不過,玻璃顯然受到部分人重視,這點可由以下幾種情形看得出來,例如菁英階級人士墳墓裡的玻璃器物、玻璃在佛教當中的重要性,以及玻璃科技在中國不同時期中的採用與實驗。

絲綢是這個故事中一個持續存在的中心部分,而我在第八章挑選一塊出現在八至十世紀這段晚近時期的絲綢進行討論,以便探究絲綢科技——包括桑樹的栽種、蠶的養殖,以及紡織——從中國這個源頭向外傳播的情形。絲綢雖然不總是這整個時期中的主要貿易商品,甚至也不是部分貿易網絡的主要商品,卻無疑保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絲綢的原料與加工成品在這段時期中持續受到重視與交易。隨著這些材料與科技傳播到中國以外,我們也看到新式織法的發展。

絲綢——以及玻璃——在佛教的故事裡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佛教信仰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四章對於阿姆路克達拉佛塔(Amluk Dara Stupa)的主塔所進行的討論當中,我還會再進一步探究佛教。這座佛塔雖是一座建築物,不會在絲路上移動,但是卻反映了佛教的傳播以及斯瓦特谷(Swat valley)這個地方在環境、文化、宗教與政治等方面的樣貌變遷。此外,這座佛塔也引人討論建築形式的傳播所涉及的複雜物流問題。

第六章討論的于闐木畫也屬於佛教故事的一部分,但我挑選那塊木畫是因為其中呈現的其他敘事,尤其是關於馬匹的重要性以及經常遭遺忘的小型絲路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在這個例子中是指于闐文化。這一章也顯示學者距離真正了解絲路還有多麼遙遠:這一章描寫在于闐各地經常可見的圖像,但我們對這些圖像至今仍然難以解讀。

本書中探討的三件文書物品之所以會被挑選,原因是這三件物品的文字內容各有不同的背景環境。第三章檢視一大批來自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的金幣。錢幣落在文書與物品的分界線上,所以錢幣學這門學問橫跨歷史與考古學的情形也許不令人意外。在許多文化裡,錢幣都能夠證明其他文獻記載的統治者時序與名稱,有時也能夠填補記載中的空缺。就貴霜帝國而言,錢幣是重建其帝王年表的主要來源。那些錢幣上銘刻的文字讓史學家能夠重新建構歷代統治者的時間軸,儘管這條時間軸的起點究竟該定在什麼時候仍有不少爭議。除了錢幣以外,並沒有發現多少來自貴霜人本身的文字紀錄,而鄰近的帝國——例如中國的後漢——在其史書中記載的統治者名稱,則是難以比對。

因此,在我們對於貴霜歷史的理解中,考古學扮演的角色遠比在其他文字發達的文化裡大了許多。除此之外,那批錢幣還有進一步的故事要告訴我們,原因是那批錢幣不是發現於貴霜帝國或者鄰近的貿易夥伴國當中,而是在數千英里之外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裡,位於現在的衣索比亞境內。我們雖然能夠推測,卻無法確知這些錢幣遷移如此之遠的原因。不過,單從這項事實即可得知那個時期已經存在橫越海洋與陸地的長程路線。

本書檢視的第二件文書(第九章)所來自的文化(中國),不論文書證據還是考古證據都相當豐富,而且有時也能夠互相支持——最引人注意的一個例子就是商朝的歷代統治者。中國有許許多多的文書,包括記載詳盡的政治史書。此外,中國歷史對於文字記載的重視向來都高於考古發現及其他證據,但如同何肯(Charles Holcombe)指出的:「有三項主題主流傳統中國史學家極少受碰觸,也就是貿易、佛教與外國人。」這些廣為傳遞的文書所表達的都是識字階級與正統菁英的觀點。不過,此處的這些斷簡殘篇來自於考古情境,不是同一套挑選標準之下的產物,因此呈現出了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部分。這件文書是一本印刷曆書,是當時相當熱門但遭到禁止的一種文書。本章探討文書在大多數人口皆屬文盲或半文盲的社會裡所扮演的角色,主張文書也能夠對這些群體「傳達訊息」。

第三件文書是一件神聖物品,是由菁英階級書寫的「藍色可蘭經」的其中一頁(第七章)。這部伊斯蘭經典的抄本採用阿拉伯文,以金色與銀色墨水寫在靛藍色的羊皮紙上。這件物品的出處以及製作的靈感來源都沒有確定的答案,也引起了許多爭論。有人提議這件物品可能和製作於數千英里外的佛教東亞的其他類似文書有所關聯。

我雖然試圖把各式各樣的主題都涵蓋在本書裡,但有些畢竟還是不免被忽略。其實我也想討論音樂、醫藥以及食物,而且我也沒有納入帶有確切軍事用途的物品。不過,我納入奴隸卻完全是一項刻意做出的決定。不論在哪個時代或者文化裡,絲路上都有奴隸的存在,而且他們無疑也構成絲路貿易中很大的一部分。儘管如此,他們在絲路的歷史中卻經常只是被順便提及而已。

我研究絲路上的物件已有三十年之久,但我至今還是不免驚訝的發現,一旦對這些物品進行更深入的探詢,我就發現它們的物質性仍然欠缺理解也乏人問津。在部分的案例中,這種情形是因為我們無法確知它們的製作材料或製作方式:以往的工匠所精通的技術已經失傳,以致我們難以重現那些製作方法,有時也無法找到相同的材料。不過,這種情形看起來經常是缺乏興趣造成的結果,不論是無意找出答案,還是無意對沒有證據的假設提出質疑。

這種情形造成了許許多多對於物品的物質描述有問題的案例,比較好的狀況只是描述不精確,最糟的狀況則是根本不正確。前者的一個例子是許多收藏目錄都把西方中世紀手抄本使用的書寫媒介稱為「皮紙」(vellum),但這個詞語只告訴我們那種紙張經精製而成,卻沒有說明是用什麼動物的皮所製成(見第七章)。以「麻紙」(hemp)或「桑皮紙」(mulberry)等字眼描述東亞的中世紀手抄本也有同樣的問題。這些字眼同樣不精確,通常只是說明紙張的品質,而不是其主要纖維,因此經常引起誤解。數百年來的學者雖然都致力研究以辨識文書,但投注於辨識紙張材料的精力卻是少之又少。

有一個引人注目的錯誤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國挖掘發現的大多數玻璃如何被描述。那些玻璃的時代可以追溯到漢朝左右,並且被視為外來的器物。這類玻璃通常被安上「羅馬」的標籤,儘管其中有些明確帶有希臘化風格,甚至有些還可能生產於中國本土。

在我策劃舉行於二○○九年的一場展覽中,我曾以為收藏機構將第二章探討的那個玻璃碗標示為「羅馬」的描述是正確的。後來我更仔細研究玻璃之後,就明白看出我當時的誤判,因此就像我在學術生涯中的許多時刻一樣,不得不質疑我以為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是否正確。本書就是這種過程的一部分:一面試圖接受絲路歷史與物質文化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同時也藉著聆聽絲路上的許多「東西」,設法找出一些小小的穩固基礎,以便為進一步的研究與知識奠定根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絲路滄桑:從10件物品的流浪看絲路多元文化的互動與傳播》,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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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珊.惠特菲德(Susan Whitfield)
譯者:陳信宏

多種民族透過遺落的物品,在絢爛的絲路歷史中對話

  • 為什麼古中國不流行玻璃,卻在南越王族墓中發現希臘化的玻璃碗?
  • 為什麼衣索比亞無人聞問的修道院中,會發現貴霜帝國的一百多枚金幣?
  • 為什麼北周李賢將軍的陪葬物中,竟有一支描繪特洛伊戰爭的銀質水壺?

繼《絲路歲月》這部暢銷作後,蘇珊.惠特菲德藉由對物品描繪誘人的圖像,進一步拓展我們對這條巨大文化公路的探索。《絲路滄桑》講述的故事聚焦於九件非常不同的物品,以及被當成商品販售、流落各地的奴隸,這些彷彿觸手可及的事物,讓我們得以窺見這條漫長貿易路線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民族、技術、經濟與文化互動。

讓我們透過十件遺世物品,展開一段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滄桑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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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