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回不去的「韜光養晦」

中國外交:回不去的「韜光養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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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韜光養晦」到「戰狼外交」,中國是否已經拋棄了鄧小平的外交路線?習近平的新時代外交要向何處去?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一如外界預料,美中角力在關於新冠病毒的命名以及病毒來源上爆發出來,當美國高官特別是川普(Donald Trump)堅稱新冠病毒為「中國」或「武漢」病毒時,他們理應料到,這會遭到中國方面的激烈反擊。

孰是孰非或者誰的責任大誰的責任小,已經不再重要,對中國政府來說,捍衛中國榮譽,不讓美國借疫情污名化中國,是國家利益所在,在中國政府急於向全球推廣中國抗疫經驗時刻,「中國」或「武漢」病毒的稱呼不但抹殺中國的抗疫努力,而且暗示著中國的責任,要中國為這場全球大流行病背負沉重的道義責任,這當然使中國政府憤怒不已。

只是外交部幾個新聞發言人的反擊方式多少有些讓人錯愕,用民間的話說,這種「戰狼式」的外交風格已經見證了中國外交的好勇狠鬥。

比起老輩外交官來,新時代的中國外交官確實在國際媒體和社群網站上越來越活躍,他們對新技術的嫻熟運用一點不亞於其西方同行,但動不動就動粗的方式也讓人們對他們頗有微詞,他們的目的或許是爭取外國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但這樣一來,弄巧成拙,事與願違,反使外國民眾對中國心生厭惡。

因此,很多中國人包括一些已退休的外交官和外交學者呼籲中國外交回歸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守住鄧的這一外交遺產,不要在國際上四面出擊,不要和美國搞對抗。

這個呼籲其實非從現在始,十多年來學界和民間就一直在爭論,但外交實踐越來越「戰狼化」,此固然有外部的刺激因素,然而,當政者的內部需要更起決定性。雖然隨著中國崛起,外交在國家的發展大局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份量,但中國的外交從來不是單獨的一翼,更多服務於內政,受內政制約。呼籲回歸「韜光養晦」看到了這一點,可也正是這點,讓中國外交再難回到鄧的「韜光養晦」。

關於「韜光養晦」,自鄧去世後爭議不斷,它究竟是鄧在國力不濟時的權宜之計,還是一個長期的外交戰略?前者認為,此不過是鄧在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倒塌後,審時度勢,渡過難關的一種策略和謀略,既是權宜之計,在國際環境改變,中國自身已經壯大的情況下,就不宜衡守。後者認為,雖然「韜光養晦」詞義有隱藏收斂鋒芒,不使其外露之意,但鄧不是把它作為一個短期策略來使用,從鄧說過不扛旗、不當頭、不稱霸、不說過頭話、不做過頭事、不鋒芒畢露、不引火燒身、不搞對抗等等看,它實際是被當作外交方針和戰略來指導中國外交的。

鄧已作古,無法知道他提出「韜光養晦」的初衷,後來者從鄧的言語中,抓住有利於自己的話做出不同解讀。從「韜光養晦」提出的歷史背景,即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所處的真實國際環境以及該外交路線的完整表述——「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來看,完全否定鄧不是從策略出發,恐怕也不對,別忘了,鄧是有名的實用主義者。但隨著鄧更多的看清大勢,他後來把它變成外交戰略使用。畢竟在鄧去世之時,論國力,中國還只是二流國家,中國的加速崛起,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後,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料到,中國僅用十多年時間,就迅速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有超越後者之勢,很多人原先認為,這會是一個更長的過程。所以鄧在去世前,完全有可能把它當作外交戰略。

問題其實不在「韜光養晦」到底是策略抑或戰略,借用清末變法者愛說的話,世界變了,道亦要變,不變就要被時代的巨輪碾壓。好比鄧要拋棄毛「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一樣,後鄧時代,特別是習的新時代,隨著中國國力的急速膨脹,想墨守鄧的「韜光養晦」也難,很大程度上,這不是某個人的意志能夠阻擋的。

我們可以參考美國。美國建國後,長期奉行孤立主義的路線,美式孤立主義,不單是一種外交戰略,更深入多數美國人的骨髓。這當然是美國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那時的國際環境所致。從開國到經濟總量超越英國,差不多用了整整一世紀,在此基礎上,再徹底放棄孤立主義,干預全球事務,又用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但這不是說,美國在這150年裡,包括國力相對弱小的前100年,只知埋頭進行國內建設,對外部世界不關心不關注更不捲入。若這樣來看待美國的孤立主義,是不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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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歷史是,美國在奉行孤立主義的同時,時刻不忘擴張國家利益。美國的國家發展歷史,實際是一部領土擴張史。在美國初步發展起來,還不很強盛的1820年代,它就把整個美洲特別是中南美洲視為自己的後花園,防止當時的歐洲列強染指,甚至不惜為此擺出一付要和前宗主國英國大打一場的架勢。此乃門羅主義的由來。到19世紀後30年,美國逐漸羽翼豐滿,為古巴等正式同西班牙開打,還不遠萬里,跑到亞洲的菲律賓,將西班牙趕走,把菲國當作自己的殖民地。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就任美國總統後,一戰爆發,他第一次拋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介入歐洲事務,參加了一戰,而且主導凡爾賽會議,還提出成立國聯,只是此時美國社會的孤立主義仍然濃厚,不願過多捲入歐洲,沒有加入國聯,但由一戰開始,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事實被打破,想對世界置身事外,做不到,一方面,國家的實力已經把它推到世界舞台,即使美國不想參與世界事務,其他國家也要它介入;另一方面,為爭得最大國家利益,美國也有意識地「有所作為」。

從美國案例看,當一個國家的實力發展到它該在國際上出頭,想推辭可能都不行,用一句大白話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人會說,中國的國力目前是否到了可以挑戰美國的地步,如果沒有,就老老實實地按照鄧的「韜光養晦」遺訓去做。習的新時代外交是否以挑戰美國為目標,對此看法不一,但如果拿美國提出「門羅主義」的1820年代比,則中國的國力無疑比它要強得多。此外,還要看到兩個差別:一是歷史傳統,美國的孤立主義是美國特殊地理環境以及殖民地傳統的產物,至今美國社會還有著孤立主義的回音;中國則是千年的中央王國,中央王朝不得不處理和外部世界的關係,所以也養成了中國民眾這方面的心理。二是現如今的全球化遠超19世紀和20世紀初,已把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作為大國,想置身事外,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很多利益,你不去爭,就只能給別人。

這決定了中國事實上無法完全做到用鄧的「韜光養晦」來指導當今的外交實踐。

其實,事情不在於放棄「韜光養晦」外交,而在於放棄了應有的謙卑姿態和廣交朋友的外交原則,將積極進取理解成展示「肌肉」,以為國家有實力別人就得聽自己的,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不能站在對方角度思考問題,外交手法和方式太粗糙與武斷,讓外界看起來不舒服。畢竟現在不是「門羅主義」提出的殖民時代,可用一種毫不遮掩的赤裸裸方式去追求或維護國家利益。在這方面,美國做得比中國好,儘管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自私也抱怨頗多。周恩來的「外交是廣交朋友」的做法仍值得中國的外交官和決策者牢記。

目前中國的「戰狼式外交」是自信心膨脹和民族主義混合的產物。自恃力強勢大,對來自外界對中國的「污衊」可以用粗鄙語言去反擊,動輒發出威脅,而絲毫不顧及別人感受。但與其說中國外交官們在維護國家尊嚴,給國際社會展示中國不好欺負的形象,不如說他們是要表演給國內看,因為這些訊息都會通過報導反饋國內,從而使處於高亢中的民眾對外交官們的「戰狼」姿態更加喝彩。

以前中國外交總被民眾罵做軟弱外交,外交部被稱作抗議部,現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很好地吻合了民眾對「國強外交也強」或者「強國外交」的期待,故外交官們的「戰狼外交」深受民眾歡迎,並進而使他們有意識地去迎合民眾的口味。國家的外交就這樣被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裹挾。

當然,說到底,這也是習近平所需,在喪失了共產主義的合法性以及內部矛盾日益尖銳,民意不滿加強的當下,習越來越抓住民族主義這跟救命稻草,不斷給民眾灌輸強國意識,因此,儘管中國政府聲稱不會走「國強必霸」老路,但無論從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情形看,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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