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希望》:網絡社會運動像是一種病毒,散布了「同在感」,將人們的憤怒轉變成希望

《憤怒與希望》:網絡社會運動像是一種病毒,散布了「同在感」,將人們的憤怒轉變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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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這些網絡中,新行動者將自己視為正在形成的新歷史主體。如同所有的科技,網際網絡體現了物質文化,特別適合作為建設自治社會的平臺。

文: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網絡社會運動:一種新興的模式

本書所研究的社會運動,以及近年來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社會運動,有一些共通特點。

這些運動都以多種形式串聯起網絡。網際網絡和行動通訊網絡是必要關鍵,但網絡形式卻相當多元,包含線上和線下的社交網絡,以及已存在的社交網絡,與在運動中形成的網絡。網絡存在於運動之內,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其他運動之間,也存在於與部落格、媒體和整個社會的關係之間。網絡科技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為這種持續的、不斷擴展的網絡實踐提供了平臺,這種實踐會隨著運動的變化而發展。雖然運動通常藉著占領行動和街頭示威扎根於都市空間,但得在網際網絡的自由空間中才能繼續發揮影響力。因為它們都是多重網絡串成的網絡(a network of networks),所以有辦法不靠一個特定的中心,而是透過多個節點間的交互作用,確保協調以及審議的空間。

因此,他們不需要正式的領導、指揮和控制中心,或一個垂直式的組織來分發資訊或指令。這種去中心化的結構,讓人們參與運動的機會最大化,因為沒有明確邊界的開放網絡,所以會隨著人數、參與程度重新自我調整。這也讓運動不易受到鎮壓威脅,因為除了占領地區之外,沒有什麼具體目標可以下手。只要有足夠的參與者加入運動,將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價值觀鬆散地聯繫在一起,這個網絡就可以不斷自我改造。網絡是運動存續的方式,它將保護整個運動免於對手的威脅,也讓自己免於內部官僚化以及被操縱的危險。

這些運動通常始於線上社交網絡,然後再藉由占領都市空間進而形成一場運動,例如,在公共廣場的長期占領或是持續上街頭示威。在網際網絡與無線通訊網絡上的空間,我稱為「流動空間」;抗議活動占領的地區以及刻意選擇的象徵性建築物,我稱為「地方空間」。運動的空間,永遠是這兩種類型空間的互動所構成。這種由網絡空間和城市空間混合構成的第三個空間,我稱之為「自治空間」(space of autonomy)(Castells 2014);因為通訊網絡撐出一個自由的空間,讓人們可以自由地組織,決定自己的事務,但在同一時間,人們也必須挑戰來自體制的懲罰威脅,以及重新開闢出屬於人民的城市空間,自治才能發揮變革的力量。缺乏勇於挑戰秩序的自治,讓運動變得事半功倍。有了反抗,卻沒有在流動空間中為自治立下長遠基礎,運動只會淪為斷斷續續的動員行動。「自治空間」是網絡社會運動一種新的空間態。

運動既是在地的,同時又是全球性的。它們從各自的背景脈絡出發,擁有各自的動機,建立各自的網絡,透過占領都市空間並連結網際網絡構建各自的公共空間。它們同時又具有全球性,因為這個運動在世界各地串聯,彼此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學習。事實上,很多時候就是受到其他經驗的啟發,進而組織起自己的動員行動。此外,運動在網際網絡上持續不斷地進行全球性的辯論,有時也會呼籲共同行動,在當地的網絡空間發起全球性的示威活動。從這些活動可以看出,它們非常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議題和問題的錯綜複雜,展示出一種全球性文化,同時又保有個體的在地認同。這些運動也在某種程度上告訴我們,當下的在地認同與全球個人網絡之間的分裂,未來有一天將會消失。

如同歷史上其他許多社會運動,透過結合兩種不同的經驗,創造了自己的時間形式:超越時間的時光,超越歷史邊界的時間形式。一方面,他們在占領下來的地方定居,日復一日地生活,不知何時會被驅逐,他們的日常時間不再受限,不再需要遵循從前的生活規律,而是把當下的時刻過得像是夢想中的另一種社會。另一方面,他們在辯論和行動計畫之中,以及從運動的實踐中,長出新的生活方式及新社區形式,創造無限可能。他們以自己的經驗活在當下,又以自己的期待規劃想要創造的未來。在這兩種關乎時間的實踐之間,他們拒絕從屬任何現實的時間。因為人類只有在實踐行動的時候,時間才有意義。這種雙重的「超越時間的時光」,比生產線工人的工作時間,或是財務主管的加班時間更為真實。這是一種新興的、另一種形式的時間,由現在與未來的每一個當下揉合而成。

這些運動的源起基本上都是自發的通常是被憤怒的火花所引爆,可能跟某一具體事件有關,或是對統治者的行為極度厭惡。所有的行動都是由流動空間發出的呼籲所策動的,這些呼籲目的是在各個固定空間建立一個反叛行動的即時社群。呼籲究竟是誰先發起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訊息在多位不特定的人之間流轉造成的影響,他們的情緒會隨著訊息的內容和形式牽連。最具煽動力的訊息形式就屬影像。初期的運動, YouTube是最有力的動員工具之一,其中又以警察的暴力鎮壓或暴民的畫面特別有用。

社會運動像是一種病毒,散播的方式就像網際網絡散播其他資訊的方式一樣(Nahon and Hemsley 2013)。不僅是訊息本身就帶有病毒的特徵,特別是具煽動性的影像,也因為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運動本身就具有示範效果。我們觀察到運動宛如病毒般,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機構傳到另一個機構(Toret, coordinator, 2014)。即使距離遙遠、文化脈絡大不相同的地方,在看到或聽到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後,也能激發出行動,因為它讓人們感受到有改變可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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