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1》:文字是商朝人重要的權力來源,更是神權統治的工具

《不一樣的中國史1》:文字是商朝人重要的權力來源,更是神權統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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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青銅器、龜甲、文字都一樣,都指向商人具備祕密管道,擁有祕密權力,可以和另外一個世界超越的、巨大的力量直接溝通。在這種狀況下,商人當然不會希望他們寫的卜辭,以及記錄卜辭的這套文字輕易被理解。那是與巫術有關的一套祕密系統。

文:楊照

記錄神祕經驗,與巫術有關的文字系統

我們稍微對照讀兩本古書,然後回頭看,可能會看得更清楚。

一是《尚書》,一是《詩經》。尤其是《尚書》中的〈盤庚〉,《詩經》中的〈商頌〉,還有《詩經.國風》裡的〈豳風〉。傳統六經的排列是《詩》、《書》、《易》、《禮》、《樂》、《春秋》,其中《詩》、《書》、《易》、《禮》、《樂》都是從西周傳下來的,是西周貴族教育最重要的教材。對這些西周「王官學」內容,中國傳統讀書人討論過一些奇怪且讓人不解的地方,例如《尚書》內部篇章有頗大的差別,部分篇章詰屈聱牙到不可思議,即使你將《論語》以降的中國古籍都讀懂了,《尚書》裡還是有很多篇章讀起來像天書一樣。

又如《周易》顯然用了兩套很不一樣的文辭系統。〈卦爻辭〉和〈易.繫辭〉讀起來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易.繫辭〉的文辭絕對是春秋之後的產物,那麼卦辭、爻辭是什麼?怎麼來的?

其實最大的差別存在於《尚書》與《詩經》兩者使用的文字。今天你翻開《詩經》,立刻能感受到那是一種和語言、聲音關係密切的藝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文字、語言上聲音的對偶、流盪,清清楚楚。而且大部分《詩經》中的篇章,只要對古文有些基本認識,很容易就能讀、能理解。《尚書》就截然不同了。像〈盤庚〉中那樣的文字,怎麼讀都覺得困難,感覺與後來的文字不是那麼親近。

以《尚書》與《詩經》作為對照的文本,我們可以合理推論:《詩經》應該是中國文字和語言系統一次大膽、突破性的結合試驗。換句話說,一直到《詩經》成書的年代,大概在西周的早、中期,透過周人的努力,想盡辦法將已有的文字符號一一賦予明確的聲音與音值,然後用這些字去記錄流傳下來的語言。或許是民間的語言,也可能是錢穆先生主張的貴族士人的語言。

從這個角度看,《詩經》在中國文化與歷史上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它是律定中國文字聲音基礎最早的文本。也就是說,從《詩經》以降,中國文字符號才開始有了確定的聲音,才和語言發生確定的關係,才能和語言配對。相對地,《周易》的〈卦爻辭〉或《尚書》中年代最古遠的篇章,其文字和語言的關係就要疏遠得多。

並不是說那些字一定不能讀,一定沒有連帶的讀音,而是那些字的存在目的,不在於要讓人能夠一讀出來就知道是什麼意思。它不是語言的記錄,更不是語言的翻版。文字模仿、記錄語言的作用,要到《詩經》之後才有的。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從《尚書》到《詩經》,古代中國的語言會發生那麼巨大的改變,從語氣到語法全都變得不一樣?

最有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字是在商人的手裡成形的,所以沒有走上表音的路。從一開始,文字就有一種神祕兮兮的姿態,主要是為了記錄神祕經驗而創造出的符號。文字是刻意被保持其神祕性的,因為這牽涉到商人統治的基礎。

別人占卜都用骨,商人就刻意不用骨或少用骨,而選擇了其他民族無法用、不會用的龜甲來占卜。這清楚宣示著:我的勢力及於遠方,而且我控有你們沒有的東西。用龜甲占卜,然後在龜甲上面刻字,這同樣是為了宣示商人的獨特性。

青銅器、龜甲、文字都一樣,都指向商人具備祕密管道,擁有祕密權力,可以和另外一個世界超越的、巨大的力量直接溝通。在這種狀況下,商人當然不會希望他們寫的卜辭,以及記錄卜辭的這套文字輕易被理解。那是與巫術有關的一套祕密系統。

舉個現實的例子,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現在還有道教的「符仔」,道士鬼畫符畫了半天,那些線條圖形唸得出來嗎?或是被「三太子」附身的乩童,他在沙盤上東畫西畫,會剛好畫出我們都看得懂的文字嗎?當然不會,如果那樣就不需有旁邊負責解讀的人,也就失去了其神祕說服力。就因為他畫的不會有任何人看得懂,旁邊那個人說什麼,才格外讓人相信。

文字:商人神權統治的工具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中國文字的起源,以及中國文字最早的用途,很多奇怪的現象會變得比較不那麼奇怪,像是文字與語言的分離。畢竟一直到今天的道士符咒,雖然看起來很像文字的某種變形,它就是不能唸的,和語言無關的,就算有道士唸符,唸出來的也一定不會是我們日常聽得懂的語言。別人不懂,是符咒存在的根本前提。

這是商人重要的權力來源,基本上他們建立的是神權統治,這就一定需要這些別人無法輕易破解的東西。文字是少數統治階級所掌管的神祕物件,握在商人手裡,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了解,周人什麼時候開始對商人產生威脅?其中的一項關鍵就在於周人不曉得透過什麼管道,學會了這套文字系統,可能也學會了商人運用這套文字系統與祖先溝通的方式。當起於周原的這一股新興勢力逐步向東侵逼商人,與商人進行長期拉鋸對抗的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造青銅,學會了如何刻繪青銅器上的種種紋飾,不過周人後來愈來愈不重視紋飾,因為他們發現商人其實更在意的是文字。所以當周人學會了文字,就將文字刻蝕在自己的青銅器底下並展示出來。

那是周人對商人最大的威脅。「看!你會的我也會了,你說靠著這個可以和你神力強大的祖先溝通,祖先的神力因而可以為你所用,現在我也可以靠這套神祕系統和你的祖先溝通了!」

照此解釋,我們就能進一步理解周人與周文化的基本個性,以及這套文字系統到了周人手中,產生了怎樣的變化。最大的變化出現在西周早、中期,翦商成功後,周人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文化,同時也發展了自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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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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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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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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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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