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明鏘教授(下):寵物沒辦法投票,但飼主可以對政策形成很有影響力

專訪林明鏘教授(下):寵物沒辦法投票,但飼主可以對政策形成很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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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林明鏘教授說政府機關會考慮到產業、選票,還有政治的一些負面作用,比較不會考慮到動物福利,因為動物本身沒辦法投票。但是動物的飼主是可以投票的,所以寵物飼主很有影響力,對動物保護法影響很快,這是一個關鍵。

文:汪盈利(專案研究員)

編按:林明鏘教授是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對動物與法律方面有長期的專業研究,除了於2016年出版了台灣第一本動物法的專書論著《台灣動物法》,也開設了如「動物與法律」之課程。此外,林明鏘教授過去付出了許多心力照顧台大社科院的院犬們,相關內容可見〈校園的守護天使──院犬的故事〉。

關懷生命協會訪問林明鏘教授,以法律人立場切入,從動保法立法時空背景差異、過往修法特色、法規限制、行政監督模式、全球趨勢,再到此次修法,分享為何需要再修法,以及預期成效,節錄編輯為此篇專訪。

動保團體持續監督執法效果評估,對動物處境改變更大

林:(續)然後執行過程當中,NGO、NPO就出現了,監督公部門有沒有好好執行法律。通常講NGO、NPO在這三個階段都會出現,提供不同的功能,第一階段政策草擬,幫助政策形成;第二階段法律制定,提供諮詢;第三段執行法律,有檢討法律的功能,回饋法律修改意見。

第一個階段政策草擬的時候,NGO、NPO會參與討論國內或是國際政策討論。所以我猜時代雜誌2019年的新聞人物,瑞典的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她也是NGO、NPO的代表,她就會影響到一些環境政策。這階段我覺得是台灣動保團體最可能普遍運作的,台灣動保團體應該可以在政策裡面,形成一種非常棒的平台。政府機關會考慮到產業、選票,還有政治的一些負面作用,比較不會考慮到動物福利,因為動物本身沒辦法投票。但是動物的飼主是可以投票的,所以寵物飼主很有影響力,對動物保護法影響很快,這是一個關鍵。

第二個階段在法律形成過程中,通常NGO或是NPO會在旁邊提供一些意見,就像我們這次的討論,就是我們形成自己一套的修改草案,在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子。這些人都不是純粹學法律的,也有學政策的、動物福祉的、獸醫的、公共政策的,很多很多的人集在一起,這時候對我們政府的草案就會有影響。

最重要我覺得是最後一個階段,有關於制定法律的功效跟效果評估。今天因為我們的NGO、NPO做得很好,我們有很多志工,其實我們有機會可以去看、可以去做評估。假如我們每年都去看收容所,而且是把台灣每個角落的收容所都走過一遍,那這種NGO的力量是夠的,你就把收容所打星等,然後對外公開。

那這個壓力對公立收容所來說大不大?全台灣的動物園走一趟看看、全台灣的畜牧場走一遍看看,然後都給它打評分出來!只是怕被告而已,因為這些是當烈士,一定會被告說你憑什麼標準這樣評估?因為制度內是有做一些評估,但那些評估比較有人情壓力,有些不公開的,像畜牧場也有去檢查,但有沒有公開?不敢公開啊!對不對?畜牧場檢查有沒有紀錄呢?當然有紀錄啊!有沒有標準呢?當然有標準啊!都有啊,那為什麼不公開呢?因為制度面不夠。執行法律的後果,我們行政機關是不評估的。立法要怎麼弄好一點?就必須要回去評估,看執行過程當中產生副作用與正面作用,然後再反饋。所以立法者應該要固定每隔幾年,檢討這個法律施行後的結果是怎樣。舉個例子說,像我們刪除十二夜安樂死規定時,立法者應該馬上就要檢討,這是立法者檢討的義務,我們現在台灣呢?沒有。

動保團體可以從執法結果,回饋到法規裡的需求表,這方面其實台灣的動保團體在這20、30年可以做這件事情。至少我們可以follow up它的變動,我們就像是一個監督司而已,我們就自命為民間的監督司,沒有領錢的監督司,就跟著它、跟著它,這樣或許它就不敢亂做、也不敢亂改,這可以是民間的NGO裡最大的功能。

借用政治人物的影響力,給公部門與政治人物鼓勵以及舞台

林:(續)當然這三階段功能在台灣好像都有做,在動保政策、動保法令跟動保執行都有,但是台灣動保團體良莠不齊。那怎麼樣導回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跟人民的教育有關係,剛好跟目前的市場混亂也有關係。這是一個長期努力的工作,動保團體對台灣動物法案的前進,有發動機的功能,但是不能期待全面的功能,因為台灣不像英國有幾百年歷史的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那誰是可以影響的?政治人物影響力最大。

所以你看,我們以前總統都沒有人說養狗的,馬英九養馬小九,蔡英文養蔡想想,兩隻貓,這在30年前根本想像不到的。蔣經國有沒有養狗養貓,可能有但不敢講。蔣中正有沒有養狗養貓?當然有啊,不敢講。但是我們就是馬英九有馬小九,蔡英文有蔡想想。英國首相Johnson就抱一隻狗去投票,人家馬上得絕對多數,所以那個多可愛!抱一隻狗去看一下。工黨就不會帶狗、帶貓去投票,那不是很棒嗎?很溫馨。

政治人物有很大的引導力,一舉一動都會影響,但是這要社會達到一個程度。比如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為什麼可以這樣?因為皇室的人都參加,那皇室很愛狗,譬如英國女王她有兩隻還三隻的樣子,最近有一隻狗去世了,全國哀悼,真的。因為皇家作為典範的人,大家的表率。這個時候我們的政治人物假如有點愛心,多關懷這一塊,跟我們的NGO合作,或許他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好的效應。

這些東西都是無形的力量,慢慢多起來,慢慢讓行政機關覺得我們做事情會有掌聲,會有選票,他們就願意做。那當然有些時候不是很高興的、對他們傷害很大的,譬如對農委會攻擊得體無完膚「你根本不做事情!」農委會對動保團體就非常的戒慎恐懼,不會建立夥伴關係,是監督者的話,他跟你就不是個朋友了,因為朋友跟監督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

動保團體拋出議題,且有內容,公部門才可能建立討論平台,正式回應訴求

汪:就老師剛剛講到的,如果真的要修一個動保法,可能也同時需要公共行政、政策、法律、動物福祉等,各方經驗討論的話,我們現在的修法是不是還可以有更多的準備?老師認為或期待此次修法,對台灣未來的動物保護運動造成甚麼改變?

林:沒錯,我覺得這是一個草案,但是沒有這個草案的話,就沒有往前push的力量。一個法案不可能一步到位,絕對是半成品,半成品大家要有一個平台,這個平台我覺得不是動保團體能夠建立起來的,是要公部門建立的,建立起來有個討論的平台討論議題後,就有討論組織,這個組織會慢慢生出來。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希望你們趕快先生出來,這個生出來的東西不用太好,或是糟糕透頂也沒有關係,有議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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