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鄭麗君推薦序：西螺大橋、濁水溪與台灣精神

文：鄭麗君（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部部長）

西螺大橋、濁水溪與台灣精神

二○一九年夏天，我到美國華府訪問，和多年未見的胡兌昀女士再度相會，她向我提及，她的外祖父李應鏜先生曾是西螺鎮長，也是西螺大橋在一九五○年代續建的推手；而她的母親，也就是李先生的么女李雅容女士，撰寫了父親的傳記，邀我為序。我非歷史專業，本來不敢妄言，但李應鏜先生的故事，觸動了我心中諸多情感，也就不揣淺陋，試著從個人角度，分享這本《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帶給我的感動。

第一次聽到李應鏜先生推動續建西螺大橋的故事，意外解答了心裡長期的一個疑惑：西螺大橋明明連結了雲林西螺與彰化溪州，為何當初命名為「西螺大橋」，而非以彰顯兩地地名的「西溪大橋」之類名稱為名？原來，西螺大橋，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完成橋墩，卻因為戰爭而停工，後經西螺鎮最後一任官派鎮長李應鏜先生的奔走呼籲，在美援資助下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完工。因此，命名為西螺大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矗立在橋頭的西螺大橋碑記中，卻沒有記載這段歷史。從這本書，我們才知道，碑文原稿中其實曾經書寫了李應鏜鎮長及其後繼者李其雄鎮長的大力奔走，但兩位前後任鎮長皆堅持不掛名才予以刪除。建橋碑文中未記載李應鏜的故事，卻更無形地記載了李應鏜的無私人格。

西螺大橋所跨越的濁水溪，在我的人生中，一直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我出生於台北，從小所讀教科書，講述的都是長江、黃河，年少時無法說出幾條台灣的河流，直到高中靠著許多當年教育體制並不鼓勵的讀物，才知道原來台灣最長的河流是濁水溪，但仍然對她的歷史、水文都很陌生。因此，關於「濁水溪」的新發現，便猶如人生中重要「啟蒙」，讓我意識到，被戒嚴體制所禁錮的「楚門的世界」之外，有著「台灣」的真實歷史、地理、文化、政治及社會等等一切，需要自己去探索、去認識。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卻不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與歷史，像是「故鄉的異鄉人」，這是好幾個世代台灣人共同的宿命。在本書中，我們也會讀到，在日治時期，像李應鏜先生這樣的知識菁英，如何去到殖民者的國度求學，又如何因為見證了時代風潮下的社會運動，啟發一己的政治意識，進而在返台後投身公共事務。我相信，每一位走出「楚門的世界」，歷經自我啟蒙的朋友，都能在李應鏜先生的故事中心有所感。

濁水溪在人生中帶來第二次震撼，是在二○○八年我和一群年輕人發起「逆風行腳」活動的旅程中。那一次從屏東鵝鑾鼻徒步走回台北的行動，雖然源於選舉訴求，留下的卻是腳踏土地帶給我一生難忘的感動。尤其，當我們徒步走過西螺大橋，那是我第一次用步行的速度，跨越餵養無數台灣人的母親之河濁水溪。循著宏偉壯觀的大橋，穿越遼闊卻乾涸的溪水河床，那一瞬間，我突然懂了畫家林惺嶽為何要畫台灣的溪水，也彷彿進入台灣山河的生命境地。

因為台灣地形豐富多變，林惺嶽老師畫的河川，可以清澈如鏡，可以潺潺暢流，可以波濤洶湧，也可以「水落石出」。在一張張以濁水溪巨石為題的畫作裡，我們看到因為高度落差，溪水從山谷快速向中下游的巨石沖刷而過，乾涸的河床暴露出密密麻麻的鵝卵石，雖然不見水，卻讓我們得見河川的生命本體，她那一股強悍的生命力，以及她和土地共同構成的歲月積累，就是獨一無二的台灣。

林惺嶽讓我們用不同視角觀看台灣土地的生命史，展現了台灣旱溪的環境特質，也隱喻了台灣人在困厄的命運中仍然不屈的頑強性格。這樣的性格，我們也會在這本書中讀到：就像許多同時代的台灣士紳，李應鏜先生的生命歷經兩個政權的傾軋，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又為了尋求同胞更大的生存空間，而必須不斷與當權者協商。書中李應鏜先生營救白色恐怖中被牽連友人的段落，不僅展現了他生命的韌性，也帶領我們觀看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如何在威權統治下奮力生存。

不讀這本書，我也不會知道，沒有西螺大橋的歲月裡，因為濁水溪的遼闊，雖然僅僅一溪之隔，卻讓出嫁到西螺的彰化女兒無法在初二回娘家。因此，作者的阿嬤會在過年期間舉辦「彰化查某囝會」，藉以彌補彰化外嫁女兒的缺憾。大橋通車的那一年，大家終於可以高高興興回娘家了，阿嬤說「今年閣請一遍，明年遮閣講」。遺憾的是，阿嬤就在那次聚會的數月後離世了。一九五三年完工的西螺大橋，曾經是遠東第一大橋，世界第二大橋，自然成為觀光熱門景點，改變了西螺的交通與經濟。或許，也曾經改變了大橋兩端許多人的人生故事。

小說家艾略特（George Eliot）曾說：「在這世界上增長的善，相當一部分仰賴那些歷史沒有記載的行動；而你我之所以不致遭遇災厄，也有一半是得力於那些勤懇地度過隱蔽一生，而後安息在無人憑弔的墓中的人們。」展讀史冊，我們總是記得許多大人物的名號，卻忘記，今日的生活其實是奠基在無數前人的共同奮鬥之上。重探李應鏜先生與西螺大橋的故事，能讓我們理解今日所擁有的一切並非理所當然，更加珍視先輩所留下有形與無形的遺產。

《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一書，不僅展現李雅容女士，以一個女兒對父親的孺慕之情，乃至對其生平功業的翔實記述，更因為李應鏜先生對社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讓書中許多章節都閃現了近代台灣史的重要側面。李雅容女士雖非學者，卻在完整保留父親資料的基礎上，成功寫出細緻而流暢的記述，更在其中觀照了父親所身處的時代，我至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