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乎人身自由的三種顏色:健康碼如何讓中國「數字極權」如虎添翼?

關乎人身自由的三種顏色:健康碼如何讓中國「數字極權」如虎添翼?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將中國政府比做在花果山逍遙自在的齊天大聖的話,那麼西方民主政府就是跟隨唐僧西天取經的孫悟空。他們雖然都是同一只猴子,有著同樣的天性,但是孫悟空顯然受到緊箍咒的約束,不敢恣意妄為。

「除了你腦殼裡的幾個立方釐米以外,沒有東西是屬於你自己的。」

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反烏托邦小說《1984》裡的這段話,生動詮釋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當下,中國人的現實生存狀態。

近些年,中國政府通過高解析度攝像頭、人臉識別技術、間諜軟件,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分析等數字極權手段監控自己的人民,真實還原了那個電幕下的大洋國。

「原以為我們人類被機器和演算法統治的日子,應該至少在50年以後才發生,沒想到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它提前到來並讓人深刻體驗了——一個由大數據和機器發放的健康紅碼,就讓我回不了杭州。」一位互聯網法律博主在中國問答網站知乎上這樣寫道。

去(2019)年,中國人還糾結於垃圾分類不同顏色的垃圾桶該怎樣投,今(2020)年令中國人困惑地是關乎其人身自由的三種顏色。

健康碼的前世、今生和原理

健康碼的前身是由阿里巴巴旗下為企業員工管理提供支持的叮叮平臺開發的企業員工健康碼,後因杭州市政府面臨推進復工復產和防疫的雙重壓力,決定與釘釘、支付寶等數字企業合作開發杭州健康碼。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局長鄭榮新曾對外表示:「杭州健康碼就是企業員工健康碼的簡化版。」

隨後,這一健康碼的概念被推廣到全國各地。而中國另一網路巨頭騰訊也不甘示弱,幾乎同一時間投入到對健康碼的研發。據騰訊公司旗下的騰訊新聞報導:「騰訊『防疫健康碼』於2月9日率先落地深圳,深圳成為全國首個推出『健康碼』的城市。截止3月10日,覆蓋近九億人口,累計訪問量破60億,是服務用戶最多的健康碼。」另據支付寶官方網站披露的消息:「上線首日訪問量即達到1000萬,上線2周全國已經有超過200座城市使用健康碼作為電子通行證。」

兩家公司和地方政府合作推出的健康碼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出示都有相同的效力。打開支付寶App裡的健康碼模組,在地區選擇裡有34個省級選項和一個國家政務平臺選項,甚至包括了港澳臺地區。另微信的防疫健康碼模組打開之後,有31個省級選項,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兩個平臺在點開省級選項後還有市級選項,在支付寶平臺點開後出現授權頁面,提示授權國家政務平臺獲取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和位置資訊,微信平臺也有同樣的授權需要。

以杭州健康碼為例,授權之後,需要填報當前健康狀況、近14天是否接觸過新冠確診或疑似病人等資訊, 完成後就能拿到一張顯示為綠、紅或黃色的二維碼。

  • 綠碼:可在杭州進出、通行;
  • 紅碼:實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連續申報健康打卡14天正常後,將轉為綠碼;
  • 黃碼:進行7天以內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連續申報健康打卡不超過7天正常後,將轉為綠碼。

其他地區關於紅碼和黃碼的規定會有所不同,有些地區並沒有規定連續申報健康打卡。

兩個平臺的健康碼也存在一些不同,支付寶是在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指導下,建立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碼系統。而微信主要是與國家資訊中心聯合推出健康碼的標準,並非建立全國統一的健康碼系統,它主要為數據採集員(社區網格員、一線交警、公司/學校管理者)提供便利,掃碼就能上報資訊,這些資訊將即時匯總到數據管理員側(如政府省、市、區、街道居委會分級管理人員)進行監控管理。

健康碼自誕生後,並不是完美無缺,經常出現誤判的案例,而它的演算法規則至今不明確。據支付寶健康碼團隊介紹,健康碼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演算法及規則由各級政府來制定,支付寶則會根據政府的需求,提供相應的技術及產品層面的解決方案。

杭州市委副書記張仲燦在接受央視《新聞1+1》 採訪時,暫時給出了一個官方解釋,他提及演算法涉及的三個維度:一是空間維度,根據疫情風險程度,杭州市的大數據公司按照有關數據已經可以精確到鄉鎮(街道);第二個是時間維度,即去過疫區的次數以及時間的長短;第三個則是人際關係維度,即與密切接人員接觸狀態。這些維度量化賦分,最終生成相應的三色碼。

也有線民表示支付寶和微信都有GPS定位和錢包支付功能,它們可以通過採集大家日常出行、消費或者其他活動的相關數據,然後通過大數據分析得到大家出行的軌跡。

另外,據中國經濟之聲的報導〈發短信查詢「個人軌跡」,人群流動資訊助力疫情研判〉,文章提到:「我國有16億手機用戶,利用電信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能夠為疫情防控提供強有力的決策支撐。疫情發生以來,工信部每天向中央和有關地方政府推送流動人員態勢分析、預警情報,為疫情擴散趨勢研判、提前防範提供重要參考。個人聯通用戶:編輯短信『CXMYD#身份證後四位』發送到10010,即可收到該手機號碼近30天之內的全國漫遊資訊;移動用戶:編輯短信『CXMYD』發送到10086,隨後根據資訊提示回復身份證後四位,即可查詢過去一個自然月之內去過的省和直轄市。」

在健康碼問世之前,北京等地的社區正是通過發短信查詢「個人軌跡」的方式來防控疫情。手機裡的SIM卡在工作狀態下,通過微基臺來定位是一個常識。中國的電信部門收集到這些資訊後,不會吝嗇和政府共用,根據中國的相關法律,這也是他們的義務。以筆者的親身經驗為例,有一次到安徽黃山旅遊,剛進入景區的地界,就收到當地警方發來的提示注意人身和財物安全的資訊。有時候從一個省進入另外一個省,也會收到「歡迎光臨」的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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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健康碼能否擺脫歷史的宿命?

比起政府權力向下滲透遇到的天然阻力,支付寶和微信早已無孔不入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 2019年1月30日,阿里集團公佈了2019財年Q3財報數據,截至2018年12月31日,支付寶及其附屬公司的全球活躍用戶數超10個億,中國用戶占7億。另據騰訊控股發佈的數據,截至2019年6月30日,微信及WeChat的合併月活躍帳戶數達11.327億,微信的前身QQ的智能終端月活躍帳戶數為7.067億。

支付寶早期是作為一種類似於PayPal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微信是基於QQ的聊天工具。它們在後來的發展中都實現了多角化,基本涵蓋了社交、金融支付、理財、娛樂、健康、在地化服務等功能。支付寶甚至利用掌握的海量個資和數據建立起了企業版的個人信用評級,得分高的用戶可以享受到其旗下花唄更高的小額信貸額度,以及線下租車免押金等福利,有些政府部門也會參考這一數據。

兩大網絡巨頭在開疆拓土的同時,與公權力的關係大概是從競爭、合作到收編、瓦解的過程。以支付寶為例,當其在2013年推出有儲蓄性質的餘額寶以後,中國銀行業躺著賺錢的日子就宣告結束了,雙方開始一段競爭關係。中國五大國有銀行背靠銀聯、銀監會,聯合對支付寶、財付通等網路支付平臺祭出限制措施,比如設置轉賬的每日限額、收取手續費,各大銀行和銀聯也相繼成立了自己的網路支付平臺。經過一段時間廝殺後 ,在老大央行的調停下,成立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清算平臺」(簡稱「網聯」)。按規定,支付機構的線上支付通道今後將直接通過網聯平臺與各家銀行對接。

網路支付業務最後還能有一個善終,企業的個人徵信業務就沒能如此幸運。2015年1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批准芝麻信用等八家機構進行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支付寶旗下的芝麻信用在一個月內便迅速推出了芝麻信用分。這裡的業務準備工作並不意味著獲得正式執照,等於說讓他們先試水。之後,芝麻信用與中國政府存在一些領域的緊密合作。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不再允許各公司單獨開展個人徵信業務,並且要求所有個人徵信由其名下的百行徵信提供,實質上結束了芝麻信用等企業的信用評級業務。

這次官方認證的健康碼最早出現在杭州和深圳,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兩家網路公司都是在當地起家,早已與當地政府形成了密切的合作關係。當健康碼有了成功推廣的經驗後,其他地方的政府也相繼與兩家公司合作,同時根據地方治理的差異,推出了有所區隔的健康碼,單從名稱就能看出差異。北京叫健康寶、天津叫津心辦、上海叫隨申碼、江蘇叫蘇康碼、安徽叫安康碼、江西叫贛通碼,不一而足。

江蘇因為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被外界稱為「散裝江蘇」、「聯邦蘇」。具體表現在江蘇13個地市似乎不聽省裡統一指揮,每地市分別發了一級應急回應通知,支援武漢的醫療隊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幟。健康碼也是十三金釵爭奇鬥豔,蘇州叫蘇城碼、無錫叫錫康碼、南通叫易來通、泰州叫祥泰碼、徐州叫彭城彭城碼……充滿了濃濃的地域特色。

由於各地健康碼自成系統,造成了一些健康碼只在本地有效,一旦跨地區就不靈,有些地方要求外省綠碼人員,仍須實施14天居家或集中隔離。因此關於健康碼互通互認和建立全國統一健康碼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而圍繞健康碼能否互通的問題是各地的風險程度、資料的共用、防疫措施等內容。

目前,長三角的江蘇、浙江、上海、安徽實現了互通,山東省表示要加快開展「電子健康通行碼」省際互認,首批互認省份為北京、天津、河北、黑龍江、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廣東、重慶、四川、貴州、青海、新疆等14個省(區、市),為目前全國最大規模互認。

支付寶平臺的國家政務平臺健康碼有發展為未來全國統一健康碼的趨勢,不過申請頁面還是溫馨提醒:「省內及跨省通行,公共場所出入等具體適用場景以當地政府部門規定為準。」

一個地區如果有了可以省內通行的健康碼,地市級的健康碼也不會作廢,通常的做法是兩碼都認可,但地市的健康碼到其他地區就不一定認可了,其實中國的電信、社保和醫保都有類似的地域壁壘。這種壁壘的形成對地方政府來說是有利的,如果不是這次疫情,地方政府很難在平時建立起這樣一個精細到每個人的監控網路。疫情過後,地方政府依然可以用這一套系統進行社會管理。近期,杭州市政府主管的「杭州發佈」表示:「此前,杭州健康碼上線了交通出行、看病就醫、景區預約等公共服務功能,逐漸融入市民生活,開啟了杭州健康碼的後疫情時代的場景應用。杭州健康碼下一步目標,是實現生命全週期、健康全過程、應用全場景的覆蓋,成為數字賦能『健康杭州』建設的綜合性平臺。」

更令人擔憂的是,地方政府會利用這一健康碼系統打壓上訪戶、政治犯、維權律師等異議人士,只要給他們一張紅碼,就可以讓他們寸步難行,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公共服務之外。

中國人對隱私權讓渡的反應

2018年3月26日,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表示,「中國人對隱私問題的態度更開放,也相對來說沒那麼敏感。如果他們可以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就願意這麼做。」

沒想到這一說法,遭遇了央視的反駁。央視評論稱,在使用權面前,中國用戶「不得不」讓渡隱私權。即使國內用戶的習慣,恰如李彥宏所講,為效率可以放棄隱私,但那並非他們「願意」,而是「不得不」。

同理,近些年,中國政府推廣雪亮工程、天眼系統監控人民,也並不意味著中國人願意讓渡隱私權來保證安全,而是不得不。在疫情的當下,中國人更沒有選擇。

有微博用戶無奈地表示:「二十年或者十幾年前,我還是憤青的時候,一定覺得健康碼不好,因為使用時候,會允許查詢手機定位軌跡,可能侵犯隱私。現在,我覺得不是這樣。和健康,貧窮,生命比起來,讓渡一點隱私是不得已的事。」

一位自媒體人居高臨下地評論道:「有一些吃飽了沒有事幹的人又開始起哄,說這是侵犯人權什麼的。這樣的問題,我也解答不了,跟我申訴也沒有用,只能鄙視的說,你有權利可以選擇不辦,但沒有『祥泰碼』進出不了公共場所,不要怨別人。」

也有微博用戶對健康碼的濫用隱私表示了擔憂:「疫情中使用了大量的通訊和數字方式來監控隔離人群,健康碼廣泛用於社會痕跡追蹤。這實際上是一次超級規模的包含了14億人口的點到點的追蹤管理,結合基層社區人員的動員能力,表明了雖然上層建築呈現不穩,但實際上整個社會的數位化管理與線下基層官吏、志願者體系的結合達到了空前的成功,固若金湯。因此未來是更加Matrix化,而不是放鬆。我們將會看到一個超級規模的矩陣化數位化管制社會的長期實驗。」

「你有權不辦,但沒有碼進不了公共場所,不要怨別人」的觀點代表了不少人,健康碼在各地推廣的過程中,就遇到不少老人不會操作智能手機,無法獲得健康碼而被拒絕進入公共場所的案例。3月20日,江蘇鎮江一位老人無健康碼乘公車被乘客辱罵並趕下車。

健康碼的推廣進度和覆蓋率也會有地域的差異。城市由於人流量大,防疫的標準也會更嚴格,健康碼的推廣進度快、覆蓋率高。而農村自古以來對公權力有種排斥,加上智能手機普及率低、文化水準偏低、防疫人力不足,推廣起來要比城市慢好幾拍。

據筆者的家人介紹:「他們對市裡推廣的健康碼有所瞭解,目前在鄉裡並沒有普及,依然可以自由進出公共場所,如果要到縣裡就需要健康碼才能通行。」

從他們的言談中,不難發現他們並沒有流露出對健康碼信任,在他們看來,這不過又是上面壓給下面的政治任務。

而根據荷蘭民意調查機構Glocalities對信任和價值觀進行的調查,中國數千萬人在封城期間出現了許多態度轉變,包括對個人主義行為的容忍度降低,以及更清楚意識到他人的貢獻。調查顯示,2月5日前後,人們對公務員的信任度從42%上升到54%、對中國公司的信任度從55%上升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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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人權保衛戰還是公共安全保衛戰

中國「硬核」防疫的本質是通過犧牲人民的基本人權來達到控制疫情的目的,具體表現在用強制手段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用網路審查壓制人民對於政府處理疫情不力的負面言論,肆意收集人民的個資和行蹤來防控疫情傳播。而他們也並不是為了人民的健康權,如果真的如此,他們在疫情爆發初期就不會故意去隱瞞。

如果將中國政府比做在花果山逍遙自在的齊天大聖的話,那麼西方民主政府就是跟隨唐僧西天取經的孫悟空。他們雖然都是同一只猴子,有著同樣的天性,但是孫悟空顯然受到緊箍咒的約束,不敢恣意妄為。

《紐約時報》最近發文〈中國為西方贏得了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澳洲ABC也發文稱〈如果到頭來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都上了一課,那可咋辦?〉。不難發現,西方國家部分人民甚至政府本身都希望採取像中國那樣的犧牲人權的措施,但是他們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為西方民主國家歷來有珍視自由和人權的傳統,如果政府以防疫的名義去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隱私權,會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甚至司法指控。此外,西方民主國家的企業和公民社會,也有自發抵制公權力侵犯公民自由領域的傳統。

2015年12月,兩名襲擊者在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殺害了14人,其中一個襲擊者曾使用過iPhone手機。加州法官下令要求蘋果公司解鎖加州槍案襲擊者使用過的手機,但是當時的CEO庫克(Tim Cook)宣佈拒絕遵行這道命令。2019年,美國佛羅里達州海軍基地發生了沙烏地軍官阿爾沙姆拉尼(Mohammed Saeed Alshamrani)槍殺3名美國軍人的事件,嫌犯使用的也是受密碼保護的iPhone手機,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要求蘋果公司解鎖這部手機密碼,依然遭到了拒絕。

再以澳洲為例,2018年澳洲數字衛生局推出了「我的健康記錄」(My Health Record)服務,旨在幫助澳洲人管理自己的醫療保健。但是這一服務也遭遇資料洩漏和侵犯隱私的質疑,最後聯邦衛生局採用了一個折衷的辦法,開放了一個為期三個月的選擇退出窗口期,對於那些不想為自己創建電子醫療記錄的人們,可以在截止日期前選擇退出。

像澳洲這樣的民主國家,出於對隱私權的保護,很難去監控新冠病毒感染者或接觸者的行蹤。而這次迅速控制疫情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他們都有專制的傳統,他們的人民對於政府在抗疫時期政府干涉隱私有著很大的寬容度。以韓國為例,今年3月初,韓國內政部推出一款智能手機應用,可以追蹤感染者和被隔離者。政府還通過手機向民眾發送緊急災難警報短信,以示提醒。通過監控居家隔離者的App,一旦監控對象擅自離開隔離點,應用就會發出警報。患者行蹤路線也在網路公開,只要打開地圖、輸入位置,便會出現標明附近確診患者的路線,具體到咖啡廳、酒店等資訊。韓國比中國好的地方在於沒有採取像中國那樣的封城封路、停工停產等極端措施,人民日常生活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在武漢肺炎疫情已經使全球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淪陷的當下,各國政府都應該思考如何做好公共安全和保護個人隱私之間的平衡。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美國,技術公司一直在與白宮討論使用位置數據進行公共衛生監視,也許用來預測哪裡會可能發生嚴重疫情。」

《紐約時報》也報導了:「英國的衛生官員和科學家希望儘快開始測試第一個能夠向接觸了冠狀病毒感染者的人發出提醒的智慧型手機應用,並將它定位為『民主版的健康碼』,與中國政府使用的智慧型手機跟蹤系統不同,英國的項目將完全憑靠人們自願參與,指望人們出於公民義務分享資訊。」

德國之聲還報導了:「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和海因里希・赫茲通信技術研究所(HHI)展開合作,共同牽頭開發一款手機應用程式。這款App並不會像韓國那樣記錄或上傳用戶的位置資訊,而是通過藍牙不斷探測附近同樣安裝了該App的手機。由於藍牙的有效通信距離通常只有十餘米,因此只要兩臺手機之間建立起藍牙連接並保持一定時間,就可以粗略地判定手機持有者之間有了密切接觸。」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題為《危機時刻的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的文章提到:「達成公共利於與個人隱私平衡的三原則,首先,將公共利益視為隱私的例外;其次,如果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而確有必要對隱私進行處理,那麼在處理過程中,必須為基本的公民權利和個人利益確立適當的保障;第三,堅持公平的資訊應用,加強對個人隱私的立法保護。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980年所頒佈的關於保護隱私和私人數據跨國界流動的準則依然適用。這些準則共有8條,包括:收集限制準則、數據品質準則、說明目的準則、利用限制準則、安全保護準則、開放性準則、個人參與準則以及負責任準則。」

有不少學者擔心,這次疫情過後會導致西方自由民主的式微。從以往的實踐看,在特殊時期通過的那些擴張政府權利、限制人民權利的法律,事後很難再去撤銷。有人呼籲:為了重蹈覆轍,各國在通過類似法律的時候,需要設置一個「日落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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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