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顧政治而對台灣視而不見的WHO,最終讓全世界付出代價

只顧政治而對台灣視而不見的WHO,最終讓全世界付出代價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對武漢肺炎的準備工作,比大多數的國家做得都好,但是世衛卻以政治為先持續忽略台灣的意見,最後反而造成疾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

文:Wilfred Chan(住在紐約, 從事寫作、編輯的工作。在香港擔任過記者,報導過《雨傘運動》及有關的新聞)

(本文英文版原刊載於「The Nation」雜誌,經原作者授權在此刊載中文版,並經編輯微幅調整內容與加入小標。若欲閲讀原文,連結於此

有個在中國東南海岸外的島國,他們的公共衛生主管機關洞見疫症大流行將至,並在中國開始行動之前著手準備。在該國第一位COVID-19確診患者出現之後的近三個月, 該國報告僅有348位確診病例與5名死者。這個島國是最早被冠狀病毒襲擊但感染率卻最低的國家之一。

但是,如果你只查閲世衛的資訊, 這些訊息你完全看不到。

這個國家就是台灣,而世界衛生組織拒絕認定台灣為主權國。

儘管台灣官員很早就示警,世衛卻把該島從全球的資訊網路中隔絕。現在,世界其他國家可能都得付出代價。

比人命更重要的,就是千萬不能提「台灣」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有效地阻絕台灣參與世衛組織。儘管中共從來沒在這個島上實施過管治權,中共仍官方認定台灣是其領土之一部分,還強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及其所屬的機構,例如世衛,承認這個立場。

上個週末,這個地緣政治悖論的荒謬,在一場迅速爆紅的新聞訪談中徹底暴露。在Skype訪談中,香港電台記者唐若韞問世衛高級官員Bruce Aylward博士,世衛組織是否會重新考慮台灣的會員資格。

在該記者的筆電螢幕上,Aylward的表情開始出現變化,他眨了眼幾秒鐘,然後說:我聽不到這問題。唐若韞把問題重複了一遍,Aylward插話說:「沒關係,就這樣吧,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唐若韞說:『我其實很好奇想再談台灣。』然後Alyward的畫面就消失了,他連線斷了。

當記者再次致電並重複她的問題,Aylward回答說:『嗯,我們已經講過了中國,你看看中國各地(抗疫),事實上都做得不錯。』Alyward致謝,然後再次斷了連線。

上述離奇的交談持續了只有一整分鐘,但是對台灣的人民來說, 卻是一場長期傷害的縮影。在這場疫情爆發期間,世衛組織一再更改對這近2400萬人島國的稱呼,從「中國台灣」、到「台北」,到了最近更荒怪的稱呼「台北與其周邊」。世衛組織也允許中國把台灣的冠狀病毒數據當作中國一部分,而不是單列台灣的病例數。這樣的合併讓這個小國頗為頭痛,因為有些國家對中國頒布了旅遊禁令, 把台灣也混在內,雖然後者的感染率比前者的低得多。

然而,當地緣政治決定衛生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不會只是經濟問題。世衛組織扭曲台灣現實的後果是用人命來算的。

在香港電台的影片播出後,世衛組織的發言人發電郵給記者唐若韞,罕見地使用台灣偏好的國名:「決定台灣在世衛組織會員資格的是會員國作出的,不是世衛職員。然而,世衛正在緊密與所有面對冠狀病毒疫情的衛生當局合作,包括台灣的衛生專家。」台灣表示,合作根本沒發生。

根據台灣的官員, 他們在12月31日發通知給世衛,要求得到更多有關這個病毒傳播可能人傳人的資料;也是在同一天,武漢衛生官員卻公佈,發現的病毒「沒有證據是會人傳人的」。台灣的官員說,世衛承認收到這封信,但是沒有回覆,或是把信息與會員國分享。

台灣仍然採取行動。

在全世界還沒反應過來時,台灣已經採取行動

在12月31日的黃昏前,台灣決定開始對所有從武漢搭機抵台的旅客進行健康篩檢。兩週之後,中國與世衛官員繼續對外說不用擔心,台灣派出兩名衛生專家到湖北武漢,他們在那裏找到冠狀病毒可以人傳人的顯著可能性。這兩名專家在1月16日的報告中寫到,這個病毒可能比原先想象的更危險,武漢當地的醫生對這亦認真面對。

這是1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承認這個病毒可以人傳人四天之前的事情。在這期間,武漢舉辦了一個40000個家庭參加的春節宴會,還有數百萬人離開武漢返鄉度假,在最糟糕的時間,把這疾病傳到全國。

在此時,1月21日台灣出現了第一名COVID-19確診的病患,該國可以說是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準備得更好的地方。台灣啟動中央疫情防治指揮中心,這是一個經歷過2003年SARS疫情爆發後成立的快速反應機構,以執行檢疫與帶領醫院準備工作。政府要求國民保持冷靜,並加速口罩生產到每天數百萬個,以確保國民可以買得到外科口罩。不久之後,台灣又暫時禁止口罩出口。

相比之下,湖北在第二天才開始實行緊急措施,當天天中國衛生當局才公佈,中國有440個病例與9人死亡。

即便如此,台灣還是被1月22日的世衛組織緊急會議擋在門外。會議有16個國家的代表,包含中國、日本、南韓與美國。會議選擇延遲宣告冠狀病毒為全球公衛警急事件。

當台灣的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在台北開記者會時,一名當地記者問他台灣是否正在與世衛組織合作,「我們不像其他國家」莊副署長苦笑說:「我們沒有被邀請與會。我們拿不到第一手資訊。」

在1月30日,世衛組織終於宣告全球健康進入緊急狀態的時候,中國官方確認近8000名病例,數百人死亡,還有病毒在中國外18個國家浮現。世衛組織依然採取一個恭順的論調,世衛秘書長譚德賽表示「這個宣告不是對中國投不信任票,相反,世衛組織對中國控制疫情的能力是有信心的。」

台灣、義大利、美國都在後來幾天確認了各自首例COVID-19病例。但台灣到目前為止,和美國與義大利不同,仍未有大量病患身亡,以致到4月1日,蔡英文總統宣布台灣會捐出1000萬的剩餘口罩,捐贈對象就包括義大利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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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單純的利他行為。自從疫情爆發開始,對其他國家援助,如同對國內和全球的人投射國力形象,甚至是俄羅斯、澳洲那些疫情還未得到控制的國家,也都嘗試用這個機會來為自己加分。

對台灣來說,這則是個獲得更大國際認可的機會。

台灣的正式名稱,中華民國,是1945年聯合國的創始會員。但是在1971年,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將中華民國的席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這個中國的「內戰」還沒在法理上終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在尋求有一天能完全掌控台灣,這也是北京為何持續進行外交施壓,強迫其他國家否認台灣的主權,但又給台灣廠商,如世界最大的電子製造商富士康舖路,讓其在中國營商。

怎麼應對這個難題是台灣政治的核心議題,不同的立場可以從急統、到急獨,在這其中,每種立場光譜都有其代表的政客與積極分子。

2009年,前總統馬英九為台灣與北京當局達成一個閉門協議,以獲得世界衛生大會(WHA,管理世衛組織的成員國委員會)觀察員的身份,作爲支持統一的國民黨成員,馬英九同意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使用「中華台北」的名稱參與該會。事實上,台灣在世衛的參與相當有限:一份2010年流出的世衛組織的備忘錄揭露,嚴格指示該機構在其刊物上使用「台灣,中國一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名稱,且明確從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中排除台灣——這是讓世衛組織成員國在全球健康緊急事件中,能快速分享資訊與資源的平台。

任何和解的跡象都在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消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這獨立傾向的立場所激怒,命令世衛大會逐出「中華台北」。此後的每一年,台灣均未曾成功交涉得以再次參與會議。

不過,爭辯世衛組織是否應該包括台灣可能不是關鍵所在。假如這裡討論的合法性問題不是台灣,而是世衛組織成員制度的合法性問題呢?

曾經是美國主導的WHO,為何被中國如此影響?

世衛組織表面上是個嚴肅公正的仲裁者,在自謀自利的會員國之間進行衡量仲裁。中國在2003年SARS疫情初期掩飾疫情,導致20多個國家出現死亡案例,包括台灣的73名死者。這是世衛組織理本應避免的典型例子,但是在這次疫情來看,這個機構再次默許中國的政策,引出這個系統是否還能有效運作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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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世衛組織的運作,從未擺脫個別成員國利益的影響。

如同其他聯合國在二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世衛組織是源自於20世紀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所產生的工具。1954年美國共和黨的代表Frances P. Bolton在該機構週年紀念日的演說中,明白表示美國對世衛組織的利益是:「在全球對抗共產主義的時候,其中要竭力以赴的是要保持自由世界強健。疾病會飼養貧窮,而貧窮產生更多疾病。國際共產主義卻從這二者中茁壯。」保障人民健康是達成地緣政治目的的手段。

今天,世衛還是聽從美國的政客與企業。2018年,川普政府對世衛施壓,拒絕提倡母乳哺育的運動,且阻斷世衛對含糖飲料抽稅,這兩個例子都為了滿足美國的說客和製造商。美國政府對世衛的預算支出是會員國之冠。但是其年費(今年美國國會批准了1.23億美金)在全球健康計劃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世衛組織最大的非國家贊助者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已經承諾投入1億美元到世衛和其他組織,以對抗COVID-19。世衛不斷認爲組織本身資金不足,其44億美金的預算比一些美國的醫院還少,而川普自從上任後,每年都威脅要削減美國對全球健康的捐獻,讓世衛的財政危機感彷如雪上加霜。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世衛組織巴望著中國。

這種角力在世衛大會上特別明顯,每5年世衛大會要選出組織的秘書長。這個位子的競逐相當激烈,有較多槓桿操作的國家會遊說其他國家形成投票聯盟,以一個秘密的過程進行投票,其中涉及不少「猖獗」的賄選指控。其中北京特別擅長這個遊戲:2006年,北京成功推出香港官僚陳馮富珍醫生為其人選,還有在2017年支持現任秘書長衣索比亞的譚得賽博士上台,他以讚賞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增長向中國共產黨示好了幾個月(並重申在當選後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種國際間的討價還價風氣,令世衛組織不敢與會員國直接對抗,間接影響到一條條性命。例如世衛組織對2013年伊波拉疫情爆發時的緩慢反應就受到專家批評,外洩文件顯示世衛官方晚了兩個月才宣告緊急狀態,原因是擔心會被幾內亞比索、象牙海岸和馬里會認爲緊急宣告是「敵對行為」,損害這些國家的採礦利益。

誠然,世衛過往有可觀的成就,例如在1980年代驅動全球消滅天花。儘管如此,由於世衛執行上總是要依靠刻板的主權概念,形成其跨國境的核心任務的矛盾, 正顯示出世衛的極限。譚得賽博士可能會說這個冠狀病毒「不分國界」,而當冷戰後的全球化破裂,右翼民族主義者變得更強硬時,世衛對個別國家利益的順從,只會令分裂更加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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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主權問題的重新思考,其重要性不可低估。以台灣為例,主權的爭議對我們如何理解與應付疫情,會有多有力且扭曲的效果;在美國與中國這兩個被冠狀病毒威脅激怒而滋生矛盾的國家領頭民族主義,更帶我們一頭栽入新冷戰。

這樣想想,台灣與香港這兩個完全不被世衛組織當作擁有主權的地方,偏偏是對病毒反應最快的地方,這只是個巧合嗎?

這一場全球冠狀病毒疫情已是巨大的悲劇,如果全球的健康系統, 不再以互相爭奪利益的國家主權爲基礎,我們就可以避免加深悲痛。我們需要專注在由醫務人員、研究人員與社區之間,建立起的由下而上跨國共生關係。

在此刻,主權救不了我們,但是團結或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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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