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超前部署:如何透過「人口結構安全基金」解決少子化危機?

另類超前部署:如何透過「人口結構安全基金」解決少子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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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若全民能夠同意少子化問題是對全體國民的共同威脅,那麼,是否可能仿效健保的財務結構,由政府預算、雇主、與民眾各負擔1/3,成立每年收入3000億的人口結構安全基金?

文:西涼寺

台灣在「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以下簡稱武漢肺炎)上半場的防疫表現,讓許多國人感到信任甚至驕傲,也吸引了一定的國際關注。而在某種程度上,台灣這次的防疫表現,是集結老中青不同世代的總體國力一次性展示。

有趣的是,如果將本次防疫大家朗朗上口的超前部署概念,套用在「如何讓台灣總體國力能在未來20年持續穩定成長」的問題上,那麼少子化這個議題就算不是最大的威脅、至少也是中華民國台灣未來20年最主要的幾個挑戰之一。

少子化帶來的人口結構倒錯,將會對所有世代帶來影響。除了勞動力來源縮減將造成經濟動能的停滯外,佔人口比例日益縮減的年輕世代,未來也將會因肩負不成比例的稅賦責任,而產生社會安全網整體崩解的風險。其結果,年長世代即便坐擁財富,也很可能找不到足夠的新生代來提供所需的各種社會服務,而無法安度晚年。

換言之,若往後的世代無法銜接,台灣目前所展現令人驚艷的總體國力,長此以往將無以為繼。如何穩定台灣日益惡化的人口結構,也因此是台灣社會整體目前就必須超前部署的問題。台灣不同黨派當然都有注意到這個結構性的挑戰,而蔡政府過去幾年主要的政策手段,則主要集中在加薪減稅,並針對年輕父母的育兒成本進行針對性的補貼,這些政策在大方向並無錯誤,但在成效上一直並不明顯。

個別補助不容易有明顯成效的主要原因,一定程度在於生育決定往往涉及多重的影響因素。很多人有錢沒錢都會生,也很多人有錢沒錢都不會生,除了經濟因素以外,個人觀念、職場環境與社會支持,也都對個人的生育決定存在一定的影響。也因此,一個完整的少子化政策必然需要是多面向的,尤其需要鎖定許多處在想生不生邊緣的年輕夫妻或情侶,同時從以下面向提升他們的生育動機:

  • 提升年輕人結婚的意願
  • 減輕年輕人的住居負擔
  • 減輕年輕人(0~6歲)的育兒負擔
  • 增加對年輕父母的職場友善
  • 改善整體社會環境對年輕父母的友善與支持

為了能夠同時處理上述的政策面向,筆者利用疫情追劇的空檔,透過與身邊友人的討論,構思出以下的政策提案,希望能激發對少子化議題的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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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單純透過補助就想刺激生育的成效固然有限,但降低年輕人的住居與育兒成本,仍然是少子化政策不可或缺的出發點。因此,若全民能夠同意少子化問題是對全體國民的共同威脅,那麼,是否可能仿效健保的財務結構,由政府預算、雇主、與民眾各負擔1/3,成立每年收入3000億的人口結構安全基金?

人口結構安全基金主要運用在兩個部分,一是讓每位小孩從0~6歲都可以在現有補助外,再增加每個月10000元的育兒津貼(不限用途,設定到6歲是因為大多數家長的育兒負擔,會在銜接國民教育後大幅減輕),二是讓有小孩的家庭在現有的租屋補助外增加每月10000元的住居津貼(限制使用,這部分為獲取民意支持,可考慮同時適用買屋和租屋的家庭,租屋補貼部分又會進一步處理房東因為房客申請補助可能衍生的稅務問題)。

如果以每年20萬新生兒作為短期政策目標,並排富10%,那麼人口結構安全基金初期的年度成本將是「24萬(全年育兒加住居津貼)x 18萬(每年新生兒)x 6年(0~6歲)= 2592億」。若短期政策目標能順利達成,補助額度與範圍後續也可依人口政策作彈性調整,甚至可考慮限制每家庭最多只能請領兩次。另外,這些補貼本質上會有類似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刺激實體經濟的效果,而可能透過稅賦的增加,進一步降低整體的政策成本。

而如前所述,一個完整的少子化政策不能僅停在經濟面的補助,而需要進一步觸及職場環境的改善與社會支持的強化。為了擴及這些面向,人口結構安全基金剩餘的400餘億(3000 - 2592億),或許可進一步區分為三個部分使用:

  • 成立類似醫療品質策進會的組織,設計並執行針對職場生育友善(甚至整體勞動環境)的評鑑、檢查、或獎勵制度;
  • 成立類似小文化部的組織(或甚至直接由文化部負責管理),尋找對年輕父母來說可能構成障礙與壓力的社會文化面因素,透過文化或媒體活動,進行社會教育與溝通;
  • 最後,亦可思考成立針對少子化問題的研究機構,對少子化問題進行研究與政策研議,甚至對某些政策想法進行小規模試行(例如奧地利最長可請到兩個小孩連續四年的育嬰連假制度,就是實證上少數有助生育率提升的政策)。

簡單來說,上述人口結構安全基金在直接補助以外的三項任務,目的在透過廣泛政策研議與文化對話,持續尋求改善職場環境與強化社會支持的政策或文化面可行方案,進而透過評鑑制度或文化活動這些較軟性的政策手段來予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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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這些金錢補助以外的政策任務,因為涉及勞動環境與社會文化等根本性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各自必然都會面臨一些阻力或窒礙難行的地方,筆者也並非認為這些提案就是解決少子化問題的萬靈丹(例如很多人聽到評鑑可能就會開始反感,這部分筆者完全可以理解)。

甚至,人口結構安全基金的成立本身,必須社會整體能夠先對「少子化是全民共同的威脅」達成共識,但這部分在社會不同族群之間,必然會存在不同意見,尤其已離開生育市場的年長者,或完全沒生育規劃的年輕人,是否願意支持此一政策,必然是很大的挑戰。

然而毫無疑問的是,過往針對性的補助政策,因為額度有限且缺乏配套,因此效果有限。同時,過往對少子化問題的討論,也很少敢直接碰觸職場環境與社會文化的結構因素,但這些因素對個人生育決定的影響常不亞於經濟因素。

在上述背景下,並考量少子化問題對台灣未來國家發展的關鍵角色,筆者認為台灣下一階段的少子化政策討論,有必要跳脫過往的既有框架,進行大膽且超越過往規模的超前部署。筆者因此提出3000億的人口結構安全基金方案,希望拋磚引玉,吸引更多關於少子化問題的討論(臧否不拘),共同思考這個影響台灣下一個20、或甚至40年是否能長治久安的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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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