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病毒時代」的中國面臨三大挑戰,還沒有領導全球抗疫的地位

「後病毒時代」的中國面臨三大挑戰,還沒有領導全球抗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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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德國之聲客座評論員張俊華認為,作為第一個進入「後病毒時代」的大國,中國確實有些資本美化自己的形象,但戰狼外交可能把這盤好棋走成臭棋,而這必將加速中國與西方大國脫鉤的過程,其國家的可信度和大國形象也將蕩然無存。

文:張俊華(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上個(3)月22日起,中國官方宣佈疫情零增長。4月7日,中國經歷了沒有因新冠病毒而死亡案例的第一天。應該說,這個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病毒時代」。可以欣慰地預料,在這個月下旬或月末,歐洲不少國家,諸如德國、奧地利也很有可能進入這個階段。

當中國宣佈疫情零增長時,國內外很多人持有懷疑態度。這種懷疑完全有其根據的:我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在疫情初期地方與中央層面在對外(即對國內百姓和國際社會)數據上作假的「習慣動作」,而正是這些有意的造假或漏報以及與其配套的違反常識甚至是毫無人性的壓制,才造成了後來釀成的病毒大面積高速度的擴散。即便在公佈零增長消息不久,官方沒過幾天就承認了在統計中沒有把無症狀的病例算入其中。這樣,零增長之說很快被擊破了。對於零死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也會得知到底如何。然而,不管咋樣,這個大趨勢已定:即中國醫務人員和各級政府與民眾在封城之後所作的努力甚至是犧牲,獲得了巨大的成果。

但是,中國遠沒有處在一個可以坦然和信心備足地稱自己為「全球抗疫領導」的境地。習近平主席現在面臨的挑戰,雖然在緊迫性方面比抗疫時期的要好多了,但是,一大堆令人頭疼的挑戰還等著他呢。

三大挑戰

挑戰之一就是如何保持並擴大抗疫的成果。首先,國內病毒復發的危險依然到處存在,復工之後則更增加了防控的難度。與此同時,國外輸入中國的病毒人員也會不斷出現,況且,疫情的波峰在西方國家尚未結束,而在發展中國家剛剛才起步。

當然,筆者以為,中國在應付這個挑戰的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儘管它會走的非常謹慎小心。經過了武漢的苦戰,各界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中國有這個實力和技術應對零星出現的復燃現象。況且,正是這次武漢事件,更強化了政府對媒體包括網路的控制,強化了居委會的對自己領地的管控,同時也提升了數據化在監控中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便出現部分地區的復燃,通過掌控的媒體也能將其以大化小,或者乾脆不報導。從政治層面看,威權統治形式在這場危機後,並沒有出現自我改革的跡象,而是變得更精微老練甚至臉厚。

挑戰之二是國內的經濟。中國自己的經濟需要一個康復過程。但這個康復過程又是與中國之外的整個世界經濟環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上所說,很多正處在和面臨疫情高峰的國家目前都還不知什麼時候能結束這個噩夢呢。如果沒有他們,特別是如果沒有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正常化,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所以,整體來說,經濟的發展無法太樂觀。數據已表明,中國的對外投資以及習近平力推的一帶一路項目,已因新冠疫情大大受阻,並且將進一步走下坡路。一大批倒閉的企業以及隨之增長的失業率也成了棘手的問題。中國政府意識到,唯一的出路就是擴大內需,提高國內消費能力。儘管這不能彌補病毒災難造成的所有的損失,但憑中國地大人多的優勢,多少也能應付一些。

挑戰第三方面是中國從抗疫時期開始的外交政策。中國的對外政策處在十字路口。如果中國領導精英不能對其現有的政策作根本調整,那麼,他們將在世界上樹敵眾多。

中國媒體從自己一開始提出並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詞,到要求世界衛生組織把該病毒改變其稱呼,改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反映了中國領導精英對病毒的追根溯源問題的處理方法和導向性措施。這在病毒擴散範圍比較小的前提下,也許不是太大的問題(儘管對中國人民特別武漢人本身還欠著一個如何說清楚的問題)。但是,在目前世界上如此多無辜民眾都在遭受這場全球性災難的時候,這自然使人會對中國原先對病毒各種敘述以及有關數據提出很多疑問。迄今為止,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美國政府以及一些律師團體、印度的媒體甚至是伊朗的衛生部發言人Kianoush Jahanpour,都在質疑中國原先公佈的數據以及對病毒實際擴散範圍的描述,並認為中國當初在誤導世界。同時,上述國家中不少機構已提出和醞釀在災難結束後控告中國有關方面的計劃。可以想像,這個群體將隨著病疫受害者數量增加而更有擴大。不管這些訴訟是否成功,這些事本身不會使習近平主席愉快,更不利於中國的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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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覺良好

而中國外交界對此不但沒有預感,相反似乎自我感覺良好。一方面,中國大力宣傳自己是世界的榜樣,樹立自己是抗疫領袖的形象,另一方面,首次出現了像由趙立堅這樣政府發言人帶頭用非正式途徑,為中國「甩鍋」拋出美國是這場災難肇事者的陰謀論。

中國戰狼式外交也體現在它如何回應各國對其出口或是捐贈的急需的醫療用品方面。本來,世界各國確實很感謝中國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實際上能補償本來對這個國家一些不好的記憶。但是,國內一些生產商為了賺快錢,不顧品質,更無視各國在抗疫這個非常時期。這樣,在產品出現各種問題時,給接受國家帶來極大的心理和物質的打擊。現在,儘管中國政府對出口產商已有了更嚴格的標準,但是,就是在政府層面,急於想從這種解救別人的產品得到其他好處的做法處處可見。比如說,中方要求法國已對華為開放在其國家內的5G建設為進口繼續的口罩的交換。這裡,筆者不是說,生意的交換不可行。但如果這種交換非要發生在他國與病毒作搏鬥,救人命的關鍵時刻,那這種外交政策顯然不道德也不聰明。

應該說,作為第一個進入「後病毒時代」的製造業大國,中國確實有些資本美化自己的形象,而且這些資本正在增值。但是,外交部卻通過這種狼性的外交把這盤好棋走成臭棋,並且這個趨勢正在得到強化。從貿易戰前「厲害了,我的國」之影片的出現,到今天的戰狼式外交,中國的領導精英似乎已決定堅決走自己的路,而沿著這樣一條路走下去。這必將加速中國與西方大國脫鉤的過程。即便中國依然能勉強地保住製造業大國的地位,但如果中國外交不作及時的調整,其國家的可信度和大國形象將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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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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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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