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作家林韋地: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台灣,如今在新加坡延續華文書店的生命力

醫生作家林韋地: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台灣,如今在新加坡延續華文書店的生命力
Photo Credit:書寫公廠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正因不斷移動構成林韋地的成長歷程,他對國家認同及國際關係的視角都是同時作為局內人與局外人。談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在華文出版及閱讀慣性上的觀察,他說新加坡華人社群的中文使用上有很嚴重的斷層,已經沒有傳統的中文體系

文:張紋瑄(書寫公廠)

在新加坡的某個週末,我參加了武吉布朗墓園(Bukit Brown Cemetery)由在地文史工作者義務發起的導覽,在2011年反對政府開發的波瀾後,不少人持續整理、講述這個可回溯至19世紀的墓園歷史。

走在榴槤樹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灌木、攀藤植物中,華人面孔的解說員用新加坡式英語告訴大家每塊墓碑的由來、主人生平與雕刻風格。過程中一件沒什麼的小事卻讓我很驚訝:當在介紹某座墳墓上的對聯時,他向大家道歉說,雖然他會講中文及福佬話,但讀不懂中文。

因此,當第一次踏進草根書室時,以中文書為大宗的藏書不由得讓我替他們擔心起銷售。走進書店迎面的是與新加坡研究相關的書籍,書櫃上可見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星馬文學、翻譯文學、南洋研究等類項,走到中間則是草根推薦選書,我去訪問林韋地時是8月,移動式書櫃上正展售「香港:自由之精神」專題,當時還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香港人的戰鬥必須那麼辛苦、那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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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林韋地約在草根書室裡的咖啡吧碰面,這位比不務正業更不務正業的斜槓是醫生、作家及出版人,同時擔任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的董事、草根書室的董事及台灣季風帶書店創辦人。

林韋地在檳城出生,祖父母是從中國移民到馬來半島的第一代,因為父母親都在台灣習醫,3、4歲到國中結束時都在台灣成長,並接受中華民國史觀的教育方式,直到回馬來西亞之後唸華文獨立中學、並在吉隆坡唸醫學院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與「馬來西亞」的關係,畢業後到曼徹斯特繼續進修,在英國生活階段影響了他對於政治的理解,後則到新加坡執業至今。

從學生時期就有寫作習慣的他,得了一些獎項也出了書,2013年朋友問他要不要將詩集寄賣在新加坡的華文書店,於是第一次到了英培安先生創辦的草根書室。英培安是新加坡重要的華文作家,1995開了專售文史哲書籍的草根書室,年紀大了之後決定收掉草根,林韋地覺得新加坡最重要的華文書店消失的話會非常可惜,就決定加入林仁余、林永心接手營運的行列,2014年開始相關程序,並在同年11月從橋北路舊址搬到牛車水附近武吉巴梳路上。

「當時非常熱血的接下來,但不曉得實際上會這麼難」,林韋地說,原先對新草根的路線想像是非常基本教義派的,但在營運過程中發現時代已經不同,最現實的一點就是能讀華文的人越來越少,以1980年代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後因為政府教育制度改變為全英授課,目前40幾歲的人們可能是最後一輩本地華人菁英。因此現在的草根和過去草根的相比,同樣在意新加坡本地華人的歷史、文學,但實際選書上和傳統書店則不太一樣,傳統書店非常強調營運者的選書品味,基本上是一個屬於第一人稱的藏書空間;但現在的草根試圖在維持核心價值的前提下,讓選書更加開放,使最後書店的模樣是作為營運者與使用者的公因數,成為一種更社群性、由下而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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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不斷移動構成林韋地的成長歷程,他對國家認同及國際關係的視角都是同時作為局內人與局外人。談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在華文出版及閱讀慣性上的觀察,他說新加坡華人社群的中文使用上有很嚴重的斷層,已經沒有傳統的中文體系,新加坡的中文系也都偏向中國研究,且許多華文的闕漏都是由來自中港台馬的移民補上,他以2019年出版的《永發街事》為例,說明儘管這部小說被歸類在新華文學,但作者是中國人。哪裡人並不是問題,只不過因為中文掌握力影響的文學表現,會使這本書比起本地新華作家的作品更被重視,因此在台灣或中國的場域,就會有新加坡華人社群被代言的問題,且這樣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多。

弔詭的是,因為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緣故,政府大力補助英文之外語言的出版物,導致「新華」無論在人口或是文學質量上可能都不如馬華,但每年出版總數卻更高,許多馬華作家也會在新加坡出書,但相較於馬來西亞及台灣,新加坡的英文社群仍然維持一定的閱讀量,沒有像其他兩地一樣被社群媒體取代了實體書的閱讀(「在馬來西亞 — — 台灣也是 — — 你會發現只能讀五百字文章的會有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讀兩千字的會有另一種理解」林韋地說),除此之外,新加坡英文的藝術表現其實很強,比華文好太多,因此華文世界如果要了解當下的新加坡,就必須閱讀新加坡英文文學,但現在還沒什麼人在做翻譯工作。

若將星華與馬華相比,因為馬來西亞政策保護了馬來人的特權,因此比起新加坡的CMIO民族共融政策,前者聚合而後者是離散,許多人都移民到中、港、台、星。當在講「馬華」,事實上大部分華人社群的文化、消費活動都集中在雪隆,且馬華文學並不被認為是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因為後者必須以馬來文書寫,且要有伊斯蘭性,這樣的規範同時影響的馬來文的文學表現,比起來,印尼在出版上的多樣性就比馬來西亞高,但對於獨尊馬來人政策的反感,也讓馬華社群比星華社群在語言、文化傳承上更用力,反面來看則容易落入種族、文化上的本位主義,這和台灣非常相似,但林韋地說,台灣的本位主義表現在意識形態及學科上,當地菁英們讀得很深卻很窄,大家都覺得自己的學科最重要,但從來沒有任一學科與其他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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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又發散的漫談中,林韋地聊到有朋友問他幹嘛這麼關心台灣2020總統大選,他說如果發生不幸的事,馬華受到中國大中華意識形態的影響就會更深,華人跟馬來人的衝突也會更劇烈,一個國家的「家務事」其實都是國際勢力拉扯的結果。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他試圖透過出版、書店的經營,讓不同位置的人能不被代言、並能以連動的方式思考彼此的關係,不能固守本位主義,卻也不能放棄在地。

談到他已經砸了幾千萬在這緩慢的工程中,「如果我是英國人我大可把錢拿去炒房」他笑著說,「所以我們其實活在一個無法好好做自己的年代,如果你真的關心,就會知道這不是可以放任的情況。」

*關於草根書室,請見其臉書專頁

本文屬「紙上極限運動」研究計畫,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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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請見:草根生與季風起的時候:訪林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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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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