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鹿特丹影展】佩德羅科斯塔大師講堂：我們都被資本主義踩在腳底

「在我拍攝頭兩部片時〔編註：意指血（O Sangue，1989）與《瑪麗安娜的漫長等待》〕，還在摸索自己的拍片習慣。我是個很慢的人，必須花時間去理解，眼前所看的到底是什麼。許多人尚未了解眼前的事物就開始拍攝，這是很奇怪的。但電影似乎已經成為時間的敵人，時間就是金錢，就拍片而言是很糟糕的。」

「就像我常提及的尚雷諾瓦（Jean Renoir），他在訪談中曾說，去好萊塢拍的那幾部片都非常差勁，因為他完全沒有時間思考，沒時間與演員溝通，沒時間拍他想要的畫面。他離開好萊塢後拍的作品就不同了。那部片是《大河》（The River，1951），在印度拍的，非常美的電影。一部關於時間、關於生命的電影。結論是，當你沒有時間，你就捕捉不到生命。」

可憐的創作者與可憎的電影圈

科斯塔注意到聽眾席間有不少年輕面孔，因此想給新導演們一個忠告：「拍電影千萬不要浪費錢，不要使用過多的預算，那是電影人的責任，也會是思考拍片的一個起點。」

談回自己的電影，科斯塔自認作品是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同時也是經濟與政治的。比起閉門苦寫劇本，他更偏好為拍片而進行研究的過程，「說來古板，我喜歡去遠方，並去認識那個陌生地方的所有一切，也許關於某個人，某件事，或某條河流。那些只關在學校教室創作的人，我希望他們不要拍電影，世界上已經夠多電影了。」

科斯塔憶起摯友Jean-Marie Straub跟Danièle Huillet這對夫婦，他們當年就是在鹿特丹影展期間初次結識的。他認為Straub是當代電影最好的導演之一。這對夫婦一直以極低成本拍片，追求真實，科斯塔將他們視為精神導師，還拍過一部跟他們有關的紀錄片《何處安放你藏起的微笑？》（Where Does Your Hidden Smile Lie?，2001）。但他近來的擔憂是，像Straub這樣重要的電影創作者即將要被世人遺忘，如果糟糕的現況持續下去。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並說：「現況是，有太多瑣碎事務、閒雜人等圍繞在可憐的創作者身邊。拍片需要錢，而只要扯到錢，什麼事都糟透了。我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電影圈的這一切：『令人可憎的』（obnoxious）。」

電影是一個秘密：你留給自己，才能夠給予

科斯塔也對現今電影界的提案文化（pitching）以及國際賣片人員（sales agent）很不以為然，並認為這是當代電影品質下滑的原因。

「電影創作應該是發自內心的。然而今日，你再也無法獨立拍片，你必須到處奔走，尋求金主。拜託，不要向任何人提案你的電影。電影該是一個秘密，你不是要去揭露什麼，反而是要隱藏些什麼。唯有把電影留給自己，你才可能給予他人。電影就像一個美好的禮物。當你打算送禮物給爸媽或情人，你去一間、兩間店仔細挑選，然後悉心包裝好，再送出去。送禮物時你不會提案。」

「1989年我第一次來參加影展時，簡直是另一個世界，當時從沒想過大環境會變這樣差。當然，資本主義始終是個大問題，但我很驚訝現在許多導演輕易地隨波逐流。先讓我們花十秒鐘思考『國際賣片人員』這個名詞。電影是被買賣的，多可怕。我要再說一次『令人可憎的』（obnoxious）。我想不通為何需要打造導演的職業生涯。兜售電影已經有點怪了，但兜售導演，這完全沒道理。作為電影人，我們都被資本主義給踩在腳底。」

我們在捍衛的是什麼？

科斯塔並不認為自己的電影有多麼高大上，只是現在眾人把標準放得太低。

「比如在王兵的電影中，你不會看到美麗的畫面，但他的作品卻是非常美的。因為所有事都包含其中，光影、聲音、文字，以及淚水。如我先前說的，那是一個禮物。」

「然而王兵也是個孤獨的創作者，拍攝團隊就幾個人。他有『中國』這個巨大主題，他小心翼翼地處理。每一部他的電影，都在跟你說：『看，事情並不好』。所有從布列松、約翰福特、溝口健二到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大師，他們的作品都在告訴我們：世上有些事情不對勁。」

「說到這，我突然想到Jacques Tourneur的《Wichita》（1955），一部牛仔電影。在一個平凡無奇的劇情中，某個瞬間，你將目睹一名男孩被殺害，以你從未見過的方式。你會感到受傷，接著去思考，那感覺會跟隨你一輩子。」

「這是一個殘酷的社會，我們正在彼此傷害。今日，電影圈也跟過往不是同一個了。即使在鹿特丹影展，我也深深懷疑，我們真的在捍衛相同的價值嗎？你我真的在同一艘船上嗎？時間不早了，我需要來杯威士忌。」

與詹姆士葛雷的爭論

在提問交流時間，或許是好奇反當代好萊塢立場鮮明的科斯塔，怎麼看待堪稱當代好萊塢裡的異類導演，一名觀眾問他是否看過美國導演詹姆士葛雷（James Gray）的電影。

「我當然看過他的電影，我跟女朋友在床上看了《失落之城》（Lost City of Z，2016），滿不錯的片子。他的電影比多數好萊塢導演好。《浮世傷痕》（The Immigrant，2013）中一些鏡頭我至今仍然記得。也許我該找時間看他的新片《星際救援》（Ad Astra，2019）。這樣說吧，他是個美國好先生，不壞。」

「但我曾跟他有過爭論。他在某個電影節的映後座談講了我無法苟同的話。他說：『我用35釐米膠卷拍電影，因為電影就該是35釐米。人們選擇用數位拍片，那太容易了。』我聽到非常憤怒。他以為用數位拍片很簡單，或者他以為拍東西很容易，完全是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