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為什麼「最低工資法」會增加低技能勞工的失業率?

《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為什麼「最低工資法」會增加低技能勞工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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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影響就業有許多不斷變化的變量,從中分離出最低工資水準對就業的影響在統計上非常複雜,因此在檢視經驗數據時,確實可能存在分歧。然而,最低工資法在總體上減少了就業,特別是減少了低技能的年輕人和少數勞工的就業。

文: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

失業

農產品過剩,政府可以收購;勞動力富餘,政府卻不能提供直接雇用。因此勞動力過剩就表現為失業,而且最低工資法下的失業率往往比自由市場上的失業率更高。

失業勞工並不是因為一無是處或無事可做而過剩。雖然達不到同樣的熟練或經驗值,失業勞工中的大多數人都完全有能力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失業者因為人為設定的工資水準高於他們的生產力水準而被閒置。這毫無疑問會耽誤閒置的年輕人獲得技能和經驗,而這些技能和經驗能使他們在未來的職業中有更高的生產力,進而賺取更高的收入。也就是說,他們不僅失去了在入門級工作中可以得到的低工資,而且也失去了通過入門級工作獲得經驗來賺取高工資的機會。

雖然大多數現代工業社會都有最低工資法,但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都是如此。瑞士就是一個例外,而且失業率一直非常低。2003年,《經濟學人》雜誌的一則報導指出:「瑞士的失業率在二月份接近五年來的最高,達到3.9%。」瑞士工會一直試圖推動最低工資法案,認為能夠用來防止對勞工的「剝削」。不過,瑞士內閣仍在2013年一月否決了這項最低工資法案。當時瑞士的失業率是3.1%。

新加坡同樣也沒有最低工資法,失業率保持在2.1%的水準。1991年,當香港還處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時,它也沒有最低工資法,而失業率低於2%。美國在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執政期間──美國聯邦最低工資法實施前的最後一屆政府──年度失業率低至1.8%。明確的最低工資標準低估了歐洲國家政府施加的勞動成本,而且歐洲國家政府還強制雇主參與退休金計畫,支付健康福利等。強制性福利的高成本產生的經濟效果,與最低工資帶來的高成本產生的經濟效果相當。1980、90年代,當雇主支付的政府強制性福利大幅增加時,歐洲的失業率也隨之急劇上升。

在德國,這些福利占到每小時勞動成本的一半。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國的強制福利還不到每小時勞動成本的四分之一。歐盟國家生產勞工的平均時薪一般要比美國和日本的高很多,失業率也比美國和日本高。

比較一下加拿大和美國,我們也會發現類似的情況。過去五年間,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實行的最低工資標準占人均產出的比例比美國高,這些省份的失業率也相應地比美國高很多,平均失業期間也比美國更長,與此同時,加拿大創造就業機會的速度遠遠落後於美國。在這五年中,加拿大有三個省份的失業率超過10%,其中紐芬蘭(Newfoundland)的失業率高達16.9%,同一時期美國50個州,每個州的平均失業率沒有超過兩位數的。

政府官員最終對最低工資法與失業之間的關係達成了遲來的認識,於是許多國家允許真實的最低工資在通貨膨脹中縮水,避免明確廢止這些法律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因為大多數選民仍然認為這些法律對勞工是有利的。實際上,這些法律對那些能夠繼續留在工作機會上的勞工是有利的,也就是那些向外觀望的局內人,但代價是導致那些向內觀望的局外人失業。

工會也能從最低工資法中受益,即使工會成員的工資遠遠高於最低工資水準,它們還是這些法律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工會這樣做是有原因的。生產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可以選擇使用較多勞動力和較少資金,也可以選擇使用較少勞動力和較多的資金;同樣地,生產大多數東西,也可以根據相對成本,使用不同比例的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有經驗的工會勞工會與那些年輕、缺少經驗、缺乏技能並且工資可能接近最低工資水準的勞工競爭工作。最低工資標準越高,可能就會有越多的沒有技能、沒有經驗的勞工被經驗更豐富和技能更高的工會勞工所取代。

正如企業希望政府對進口的競爭產品徵收關稅一樣,工會將最低工資作為一種「關稅」,迫使與工會成員競爭工作的非工會勞工的價格上升。

2012年,有360萬美國人的工資在最低工資標準以下,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年齡在16到24歲,這些人中又有62%是從事兼職工作。但爭取上調最低工資的政治活動往往爭論的是為一個四口之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大部分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並沒有這樣的家庭,而且在他們能夠養家糊口之前擁有四口之家也是不明智的。最低工資勞工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過四萬四千美元,遠比能夠領取的最低工資多。但最低工資勞工中有42%與父母或其他親屬生活在一起。換句話說,他們不需要養活一個家庭,常常是一個家庭支撐他們。只有15%的最低工資勞工依靠自己來養活自己,那些主張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應該考慮的是這部分人。

然而,美國一些城市已經通過了基本生活保障法,這本質上是地方最低工資法,而且要比國家最低工資法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高很多。這些法律產生的影響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最低工資法產生的影響相同,也就是說,最貧窮的人最容易失業。

各式各樣的群體在圍繞最低工資法的議題中投入了巨大的財力、政治、情感和思想,所以要進行冷靜的分析是不可能的。此外,影響就業有許多不斷變化的變量,從中分離出最低工資水準對就業的影響在統計上非常複雜,因此在檢視經驗數據的時候,確實有可能存在分歧。然而說到底,大多數經驗研究表明,最低工資法在總體上減少了就業,特別是減少了低技能的年輕人和少數勞工的就業。

在英國、德國、加拿大、瑞士以及美國做過調查的大部分專業經濟學家都一致認為,最低工資法增加了低技能勞工的失業率。法國和奧地利的經濟學家卻並不這麼看。這裡的「大部分」經濟學家,在加拿大的比例大約為85%,在美國的比例為90%。2006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兩名經濟學家對美國最低工資影響的研究,以及歐洲和拉丁美洲、印尼、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不同國家和地區最低工資影響的研究進行了回顧。他們總結說,儘管這些調查研究採用了不同的途徑和方法,但這些文獻資料整體上「極大地鞏固了最低工資減少低技能勞工的就業這一傳統觀點」。

對最低工資法負責的官方部門,如美國勞工部和各類地方機構,更願意聲稱這些法律不會引起失業。工會也同樣如此,因為他們在這些法律中獲得了利益,透過這些法律保護了其成員的工作。例如,針對南非的情況,《經濟學人》雜誌指出:

「主要的工會組織,南非工會大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聲稱,失業與勞工法無關。之所以存在失業問題,是因為企業沒有努力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

在英國,設定最低工資的低收入委員會同樣也對最低工資導致25歲以下勞工失業率高達17.3%這一觀點持反對態度,而當時英國整體的失業率是7.6%。儘管大多數研究顯示,實施或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失業率,但極少數表示不會有這種因果關係的研究,卻大受歡迎,被視為「駁倒」這項「神話」。然而,研究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的影響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即提高最低工資前後對雇主的調查,只能限制在兩個階段中都能生存下來的某些特定企業。

由於在許多產業中,企業倒閉率很高,因此對倖存企業的調查結果可能與對整個產業的調查結果截然不同。採用這種調査方法,你大可採訪那些玩俄羅斯輪盤的人,並且會從他們的經歷中「證明」,俄羅斯輪盤是一種不會產生傷害的活動,因為那些受到傷害的人是不可能接受採訪的。因此,你就可以「駁倒」玩俄羅斯輪盤賭命遊戲是危險的這個「神話」。

認為政府只是為低薪者頒布了更高的工資標準,而不必擔心會產生不幸的後果,這樣的想法令人心安理得。但大量證據表明,勞動力也要遵循人為制定高價格會引起過剩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勞動力過剩對於那些收入低、技能不熟練或少數族裔並迫切需要找到工作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因為他們只有通過獲得經驗和技能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某個時間段裡,失業的人數不斷變化,勞工待業時間也有不同。國與國之間,失業率、失業持續時間有很大區別。國家以法律的形式來提高最低工資或強制雇主支付慷慨的員工福利,或者兩者兼備,都推動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往往會導致這些國家的失業持續時間更長,失業率更高。例如,德國雖然沒有全國性最低工資法,但政府對雇主施加的管制、工作保障法以及強大的工會力量,都人為地提高了勞動成本。2000年,51.5%的德國失業者的待業時間都長達一年,甚至更長;而在美國,僅6%的失業者是長期失業。然而,隨著美國國會延長了支付失業補助金的期限,失業一年及以上的美國人在2011年上升至31.3%,而德國當年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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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最低工資

有時最低工資並不是由法律強制實行的,而是受習俗、非官方壓力、工會所迫,有時候國際輿論或聯合抵制會對跨國公司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支付給第三世界國家勞工的工資,與更現代化的工業發達國家的勞工相當。儘管最近幾年,民眾聯合起來,要求提高支付給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勞工的工資在美國已經成了新聞素材,但這一壓力對美國人來說並不新鮮,也不只有美國人會製造這些壓力。早在二十世紀中葉,民眾對在西非殖民地經營的公司也施加過相同的壓力。

通過這些方式實行的非正式最低工資,與明確的最低工資法產生的影響是一樣的。一位研究二十世紀中葉西非殖民地情況的經濟學家發現,當時西非到處都是「職缺已滿」的告示牌。而且,這種情況不是西非獨有。這位經濟學家,也就是倫敦商學院的鮑爾(P. T. Bauer)教授,注意到「許多低度開發國家的一個顯著特徵是貨幣工資都保持在較高水準」,同時卻「有大量找不到工作的人」。當然,與發達工業化經濟體中的勞工獲得的收入相比,他們的工資水準並不高,但要高於第三世界國家勞工的生產力和其他的賺錢機會──像農業、家政服務以及個體經營的街頭小販等。這些經濟部門沒有因為受制於外部壓力而人為抬高工資水準。

鮑爾教授也在他的第一手調查資料中提及,西非的跨國公司迫於壓力而人為地支付高工資所引起的大量失業:

「我曾問奈及利亞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位於伊巴丹的一家卷煙廠的經理,如果可以的話,能否在不提高工資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他回答說,他現在面臨的唯一的問題就是控制住蜂擁而至的求職者。約翰霍特公司(John Holt Inc.)及其制革廠在卡諾(Kano)的區域代理人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949年12月,卡諾一家農產品採購公司辭退了兩名職員,在沒有公佈該職位空缺的情況下,該公司兩天之內就收到了50封求職信。這家公司打算建一座花生榨油廠,但公司無須發佈招聘廣告就已經收到了大約七百封求職信。」

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二十一世紀的南非求職者的數量遠遠超過工作機會,他們仍要排隊等候。正如《紐約時報》的報導:

「六年前,當虎牌車輪公司(Tiger Wheels)在這個不發達的工業城鎮建了一家車輪製造廠,求職者蜂擁而來,執行長艾迪・基贊(Eddie Keizan)不得不搭一個瓦楞鋼板屋頂,讓這些求職者躲避中午的炎熱。『成百上千的人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公司大門口,坐在大太陽底下,』慶山先生在一次採訪中回憶,『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但他們卻不願相信。』」

既然像基本經濟學原理表明的那樣,更低的工資水準能增加就業,達到我們期望的結果,為什麼工資水準不能根據供給與需求降下來呢?同一則報導中是這樣說的: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大批的不熟練勞工降低了勞動成本。但南非領導人發誓絕不會讓他們的國家成為西方國家的血汗工廠,因此政府會滿足擁有強大政治力量的工會的要求,實行新的保護措施,增加福利。」

這些「保護和福利」包括將最低工資水準提高到超過許多南非勞工生產能力的水準。最終的結果是,這家在南非生產了二十年鋁製車輪的公司為了擴大生產,去了波蘭,在那裡雇了更多勞工來擴大規模,獲得利潤,而不是繼續留在南非,因為該公司在南非只能收支恰好相抵,甚至會賠錢。這些在南非充滿期待卻又沮喪的非洲求職者所遭遇的不幸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他們被雇用,他們的產出就可以為極貧窮地區的消費大眾帶來更多的經濟福利,因為很多在富裕地區理所當然的東西在這些地區都是稀少的。

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工總體上是否從人為設定的高工資水準受益還不清楚。有工作的勞工,也就是那些向外觀望的局內人,顯然是受益者,而那些想受雇用的局外人卻遭受損失。對整個國家的人口(包括消費者在內)來說,我們也很難判斷是否會有淨收益,因為當人們願意工作卻很難找到工作時,就會導致消費品生產的減少。唯一明確的受益者是那些生活在較富裕國家中的人,他們可以享受幫助貧窮國家人民的感覺,或是覺得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都太自負了,不能讓他們的勞工按照與生產力相稱的工資水準得到雇用。

儘管南非勞工的生產力是印尼勞工的兩倍,但他們的工資卻是印尼勞工的五倍──如果他們能找到工作的話。總之,要不是南非政治家設定的工資水準脫離了市場價格,這些富有生產力的南非勞工是不會「過剩」或「失業」的。

正如我們在第十章提到的,南非公司在每位勞工身上投入的資本很多。這會提高公司的效率,但這僅僅是因為南非的勞動法──最低工資法以及提高公司解雇成本的法律──人為地提高了勞動力的價格。如《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所說:「南非的勞動力成本要比中國生產力水準最高的勞動力成本高3.5倍以上,比馬來西亞或波蘭高75%。」在人為的高勞動力成本之下,南非的雇主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但對整個經濟而言,效率卻沒有提高,更糟的是大量人口失業,也就是說大量資源閒置得不到分配。

不只南非有這樣的問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的一項研究,比較了歐洲和美國低技能勞工的就業率,發現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最低工資上調和雇主被強制支付更多福利的歐洲國家,機器大範圍地取代了低技能勞工。該項研究指出,自1970年代以來,歐洲的勞動市場傾向於由政府和工會來控制,而美國政府和工會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則要少得多。

儘管美國產生了更多的技術變革,但最終的結果卻是歐洲發生了普遍的資本替代低技能職位的現象。有時低技能勞動力的工作不是被資本取代了,而是被直接淘汰了,就像這份研究所指出的:

「在巴黎、法蘭克福、米蘭,你很難找到一個泊車人員,但在紐約,泊車人員卻很常見。在美國的城市,即使入住很一般的酒店,也會有行李員、門童等;但是在歐洲,同樣的酒店你就要自己拿行李。這些並不只是無關緊要的遊客指標,而是指向了一個更深刻、更廣泛的現象:儘管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技術進步比歐洲快,但歐洲有更多的低技能工作已經由機器取代或被淘汰。」

政府設定的低於自由市場水準的價格,往往會導致在售的產品品質惡化,因為短缺代表買方不得不接受低品質的東西,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因此,高於自由市場水準的價格會使產品的平均品質提升,因為產品過剩允許買方擇優挑選,並且只購買高品質的商品。在勞動市場中,這也就代表,存在最低工資法時,對工作技能的要求可能會提升,從而許多在自由市場上通常會得到雇用的勞工可能會「失業」。失業就像短缺和過剩一樣,是不能脫離價格的。

在自由市場中,低生產力的勞工可以做低工資水準的工作,就像高生產力的勞工可以做高工資水準的工作一樣。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漫長時間裡,與生活在美國南方的白人相比,美國黑人接受的教育更少、更差,然而黑人勞工的勞動力參與率比白人勞工還要稍高一點。因為在那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中,沒有最低工資法對勞工的勞動定價,也就不會導致他們失業。1938年,美國通過了一部全國性最低工資法,但1940年代的戰時通貨膨脹,使自由市場的工資高於法律上規定的最低工資水準,這就使得該法一直到40年代末期都被束之高閣。該法於1950年進行修訂,開啓了最低工資持續上漲之路。

如果雇主提供勞工低工資,會使勞工的情況比他們的其他選擇更糟糕,那為何勞工仍然願意為這些雇主工作呢?答案可能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但是這個答案暗示著,對某些勞工來說,提供低工資的雇主仍比其他選擇更好,並不會使他們的情況更糟。所以說,認為提供低工資的雇主會使勞工情況變得更糟,這樣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讓低薪勞工情況更糟的是剝奪他們已經非常有限的選擇機會。這對於年輕的初級水準的低薪勞工來說尤其不利,因為從長遠來看,累積工作經驗對他們而言,要比直接支付工資更有價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經濟學大師寫給大眾的入門書》,日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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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
譯者:吳建新

我們需要最低薪資保障嗎?政府應該提供失業補助金嗎?補助時間該多長?管制房屋租金,真的有益租屋族?醫療保險會造成醫療服務品質下降?這些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與決策,都能在經濟學中找到答案。

從未有一門學問比經濟學更與我們息息相關,經濟學是日常生活中各種權衡取捨的依據,小至租屋還是買房、投資時是選擇股票還是債券;大至國家財政規劃、年金改革方案等,每一個決定都牽涉到了資源分配,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水準,然而資源並非無窮無盡,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配置,就是經濟學關注的核心。

美國當代傑出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湯瑪斯・索維爾,以最貼近日常生活的語言和簡明的實例解說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沒有複雜的圖表公式、難懂的術語與枯燥的實證,讓你在充滿趣味的閱讀過程中,學會這門專業知識體系和分析工具,掌握經濟社會的運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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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日出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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