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香港人為何還執著地議論明星?

疫情中,香港人為何還執著地議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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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捧明星,除了是對他們外表或才情的欣賞,亦是借由他們建立「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意識,以下的成龍及梅艷芳都是上佳例子。

在武漢爆發的疫症全球肆虐,當香港人面對口罩短缺、感染數字攀升、政府連串失誤,整個城市憂心忡忡,但與此同時,香港人談論明星的熱絡程度卻比平時有增無減。這不是因為香港人仍有閒情,而是關於明星的討論早已超越娛樂與八卦,那是在社會紛亂時仍不得不談的話題。究竟,香港人為什麼在疲情中仍要執著地大談明星?這背後,牽涉多少流行文化跟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微妙關係?

明星:疫情中的熱門話題

早前,成龍、譚詠麟及曾志偉等藝人被拍到跟香港警隊高層聚餐,惹來指責。首先,在疫情嚴峻期間不戴口罩聚會,的確有違公共衛生與政府呼籲,這一點無可推諉。再者,在過去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中,警方執法方式受到質疑,去年底一項民調顯示,公眾給警隊評分從過去6、70分跌到35.3分,當中四成受訪市民給予零分。成龍等人在片段中跟警隊高層狀甚親密,被認為是「撐警」行為,網民群起攻之,同時亦不乏人為他們辯解。

飯聚事件之後,劉德華及張學友發佈新歌為醫護人員打氣,亦引起網友熱議。有人稱讚兩人有心,亦有人指控他們只懂唱歌,不做實事,不像一些藝人搜羅口罩派給有需要人士。尤其劉德華去年拍片支持備受質疑的「明日大嶼」填海計畫,被認為盲撐政府;再加上他近年北上發展,亦有網民認為他已不關心香港。 

另一邊廂,最近疫情令人憶起沙士舊事,梅艷芳同時被中英文傳媒提起:2003年,她在沙士疫情中以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身份發起大型籌款活動,幫助在疫情中失去家人的家庭,特別是資助受影響學生完成學業。大量網友留言紀念,盛讚她真心愛香港,並借此批評其他藝人眼中只有北上賺錢。

一時間,疫情竟令以上這些巨星級的、半退休的、甚至是已故的明星成為熱話。這絕不只是因為他們是知名人士,一舉一動皆受注目,更是因為香港人曾經在他們身上寄託了香港認同,所以至今仍執著他們是否「愛香港」、「代表香港」、「與香港人同行」。近幾年在網上,香港人對於不同明星的政治立場的爭論,無日無之,原因就在於此。

流行文化:香港身份的載體

香港曾經盛產流行文化。當年,小小一個城市生產的廣東歌可以遠播至台灣、中國大陸及星馬各地,港片更是紅遍亞洲,遠征西方。在香港,聽歌看電影絕不只是消遣娛樂,流行文化被認為是香港文化的核心、香港人身份的載體,甚至是香港歷史的銘刻之處。至於明星,亦從來寄託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當年,成龍是香港之光,到了今天,香港人仍然在周星馳身上建構香港身份。

西方學者曾言,一個國家的社會史可以由明星去書寫,明星的起落更換反映的是社會變化與發展歷程。這句話既適用於有造星工廠荷里活的美國,也非常適用於香港這城市。然而,明星研究在華語世界低度發展;我們關於明星的討論往往停留在「某某某是唱將或演技派,某某某則是偶像或花瓶」——即是只談演藝才華。

然而,某種型格的明星何以在某個時代當紅,某種性別特質的藝人何以在某個地方被受落,背後都有社會、文化、甚至是政治脈絡,並非「外形佳、演技好、唱功厲害」可以解釋。明星研究不單看歌影視作品,還會聚焦新聞媒體及公關資訊如何呈現明星,種種材料構成「明星文本」(star text);他們作為私人個體(private person)及其公眾形象(public persona)的關係錯綜複雜,正是明星研究的焦點。

在殖民時代,香港人政治冷感,不太熱衷社會事務;當時,香港的一大強項正正是流行文化。明星既是眾人偶像與成功典範,更是寄託身份認同的載體;當看到某個明星,人們其實是看到了香港。在港片與廣東歌盛世,港星名揚四海,香港身份也隨之確立。追捧明星,除了是對他們外表或才情的欣賞,亦是借由他們建立「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意識,以下的成龍及梅艷芳都是上佳例子。

成龍:從香港典範變成攻擊對象

看似只提供感官刺激的動作片,微妙地反映了香港人身份的轉變。在七十年代,李小龍負載國族身份,經典一幕是把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的日本人教訓一頓。但到了八十年代,動作巨星由成龍頂上,動作片也不再關於民族大義。在大受歡迎的《警察故事》(1985)中,成龍代表的是香港身份──一個服務港英政府的皇家警察、一個對抗城市罪惡的香港市民,而且他的形象不像李小龍這嚴肅鐵漢,而是個帶點頑皮、還會怕痛的小子。成龍的小子形象正反映當時香港文化的活力、創意、大膽,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尤其是他早期的電影更有挑戰父權與國族的意味。

成龍的動作片明顯地「香港化」,它不只跟國族議題無關,甚至刻意展示中港差異:在《警察故事3超級警察》(1992)中,成龍飾演的陳家駒與大陸公安合作辦案,他在公安局表現格格不入,當被問到在香港的警察學堂學了什麼,他說:「柔道、跆拳道、boxing都學了,不過沒學中國功夫!」這一筆突顯了香港的多元文化。另外,成龍本人從小就學中國功夫,但電影卻刻意抹去這中華背景。他當時代表的是香港,是一個在殖民地文化中的機智、幽默、英勇、有人情味,但又有時笨手笨腳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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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警察故事》劇照
1985年《警察故事》成龍。

這銀幕角色結合他的幕後形象:他出身貧困,白手起家,拍片賣命,性格隨和,被視為成功典範,是香港人在四小龍年代對社會流動的想像。後來,他進軍荷里活,又擔任香港大使,同時香港也褪變成國際都會,「貧小子揚名國際」的故事扣連一種香港本土論述。但後來,他的私生活(私生子事件)與種種言行(例如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因此要被管)不只令他的公眾形象大打折扣,也被認為跟香港人的價值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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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內政府組織的重要大事之一,就是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這個過去主掌國家科技發展預算及科研方向的部會,為何要在這個時刻重新調整組織體質?以及國科會聚焦科技賦能「創新、包容、永續」議題,有哪些不同於以往科技部的實際作為?我們專訪國科會首任主任委員吳政忠了解背後脈絡,讓民眾更理解國科會的任務,透過科技轉型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的嶄新出路。

科技部為何要改制為國科會?關鍵的決策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在科技管理過程,國家整體預算的限制,領導人必須找到最值得投資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在此脈絡下,吳政忠提到他在2017、18年時候,他擔任政委與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共同邀集多個國內政策智庫、領域專家,並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不同世代、拜訪國際專家,採取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共同集思廣益之後,擘劃出「台灣2030願景」藍圖。

這項跨智庫的研究勾勒出台灣未來將面臨的具體挑戰,像是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資源循環利用、工作樣態劇變、地緣政治…等明確方向。針對相關趨勢,經過多次討論檢視,提出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不過這些議題跟科技有關面向,交給過往的科技部執掌就好,為何需要國科會扮演統籌角色?

吳政忠解釋,在他心中,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本身,而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環環相扣。如果是過去的科技部角色,很難與其他部會落實橫向的有效串接,因此在這個國科會成立的時間點,不僅能有效配置政府的科技預算,同時還要整合其他跨部會成員,讓各自部會原本執行的任務能加以妥善融合,更有效率達成未來2030年的「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另一方面,吳政忠也提到,當這幾年疫情肆虐全球,口罩國家隊、晶片半導體,讓台灣躍升為舉世矚目對象。我們該如何從立基於ICT產業代工、OEM的基礎,運用新科技輔導台灣蛻變為兼具創新、包容、永續的數位島嶼、智慧國家?透過本次專訪,深入洞察國科會在管理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會扮演哪些要角及達成哪些任務。

以科技為體、跨部整合為用,從代工心態蛻變創新思維

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可能成為日後成長的阻礙。針對2030年願景的「創新面」,吳政忠提到,過去台灣善於等待歐美品牌開規格,再透過技術、人才實力在代工階段取得立足之地。現在,台灣更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創新之路,因為過去OEM模式下的人才培育,造就我們只練習解題,但不會出題目,於是商業競爭只能搶到次要商機。

台灣要創新,就必須有系統化改革,例如過去我們都避免犯錯,這與創新是格格不入的,而政府組織如果只仰賴單一部會,缺乏整合是無法用國家層級進行科技轉型。吳政忠說道,「國科會的成立,就是扮演協商跨部會的關鍵角色,從上游研究、中游法人單位、到下游業界應用,跨產學研一棒接一幫串起來,引領創新之際也能做到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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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分享,國科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跨部會、上下游整合的工作。

要讓政策、計畫、再到管考,形成一個完善的Closed Loop(閉環),吳政忠以低軌衛星產業為例,他說,「幾年前聽聞SpaceX部署星鏈計畫,我們的太空中心從沒做過通訊衛星,我問如從零發展台灣自身低軌衛星要多久?答案是一、二十年!」

弔詭的是,這些衛星使用的關鍵零組件及晶片,就是由台灣生產。換言之,台灣擁有研發先進晶片的技術,更要從應用端創新找市場藍海。當時吳政忠擔任統合要角,集結太空中心、經濟部、工研院等單位,並且邀請民間企業加入,讓公私的資源整合得以敏捷組隊、快速試錯。

當時的遠見與行動,造就我們的「低軌衛星國家隊」成功打進國際供應鏈,更有望在2025年至2026年實現發射2顆自製的低軌通訊衛星。

走進尋常找問題、想答案,包容式普惠科技向大眾外溢

要想題目,政府組織可以從哪些地方找問題?吳政忠表示,「部會必須要跟地方、跟民眾多接觸,不要躲在辦公室裡面找題目;題目在哪裡?題目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尤其價值最高的産品是越靠近身體,要知道人的需求在哪裡,『食醫住行育樂』處處是題目。」

吳政忠口中的食「醫」住行,「精準健康產業」正可以呼應2030願景的「包容」面向。讓醫療結合ICT科技優勢形成台灣未來百年大業。這兩大產業匯集的精準健康,不僅符合好題目的需求,讓普惠科技逐漸外溢到一般群眾甚至弱勢群體,減少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用科技促成社會包容目標。

精準健康除了橫跨預防、治療診斷、照護等,同時基因、生理病徵大數據,這些資料運用怎麼合法合規,就不只涉及醫療院所、資通訊業者的責任,政府更需要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吳政忠不諱言,「幾十萬、百萬健康個資,如何避免資安竊取、妥善運用,這是國安問題,必須從管制角度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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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由政務委員兼任,可提升跨部門溝通效率。

至於該怎麼做?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兼任,這項制度的設計,讓政委有權協調各部門,商請各部會首長乃至行政體系官員,更有效率進行跨部會討論複雜議題。

以精準健康為例,相關利益關係者涉及民眾、醫院、醫材商、資通訊廠商、以及主管機關衛福部。針對想推展的創新應用,可透過「沙盒」模式驗證,以「並聯」多方協作商討模式,打破過去單點「串聯」溝通,進一步針對法規缺漏之處快速補強,又不拖累應用落地進度。

民眾有感的永續科技,培養跨界視野的科學人才

至於科技政策如何讓民眾有感,同時又實現永續目標?吳政忠坦言,科技效益要讓大眾從日常生活體察到,難度非常高,目前國科會的著力點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打造中央與地方縣市交流平台,針對水、空、地、災議題,找出可行的科技解決方案。

吳政忠提到,以前嘉南一帶需要人力查看灌溉水道和閘門,這類職務被稱為「掌水工」,隨著農業鄉鎮掌水工高齡化,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氣候的不穩定,政府協助導入智慧流量監測、電動水閘門科技,幫助掌水工熟悉科技使用,減輕勞務工作的負擔,增進工作的效率,同時也能有效運用水資源達到環境永續。

國科會推動科技永續的第二個面向,則透過各種科普推廣計畫,吸引更多新世代人才投入科研。吳政忠指出,2019年開始舉辦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活動,把103個科研場域向外開放,並舉辦多達360場活動,鼓勵莘莘學子用趣味方式愛上科技、研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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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科會
國科會Kiss Science活動。

不過吳政忠認為,「所謂科學,不應只侷限理工也包含人文社會,讀人文社會也要懂科技」。學者出身的他,過去主要研究領域擅長於應用力學,搭上近期台灣地震不斷,瞬間化身教書的吳教授,展現他豐富的跨領域學養,親切談著地震波當中縱波(P波)、橫波(S波)的差異,他提到,科學在生活中的用處,就是當了解其中的原理,就能在災害發生當下比別人多一份淡定。

當科技定義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科技不止是國科會的科技,科技應該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共同介接。未來國科會在創新、包容、永續還有哪些新施政?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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