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香港人為何還執著地議論明星?

疫情中,香港人為何還執著地議論明星?
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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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捧明星,除了是對他們外表或才情的欣賞,亦是借由他們建立「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意識,以下的成龍及梅艷芳都是上佳例子。

在武漢爆發的疫症全球肆虐,當香港人面對口罩短缺、感染數字攀升、政府連串失誤,整個城市憂心忡忡,但與此同時,香港人談論明星的熱絡程度卻比平時有增無減。這不是因為香港人仍有閒情,而是關於明星的討論早已超越娛樂與八卦,那是在社會紛亂時仍不得不談的話題。究竟,香港人為什麼在疲情中仍要執著地大談明星?這背後,牽涉多少流行文化跟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微妙關係?

明星:疫情中的熱門話題

早前,成龍、譚詠麟及曾志偉等藝人被拍到跟香港警隊高層聚餐,惹來指責。首先,在疫情嚴峻期間不戴口罩聚會,的確有違公共衛生與政府呼籲,這一點無可推諉。再者,在過去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中,警方執法方式受到質疑,去年底一項民調顯示,公眾給警隊評分從過去6、70分跌到35.3分,當中四成受訪市民給予零分。成龍等人在片段中跟警隊高層狀甚親密,被認為是「撐警」行為,網民群起攻之,同時亦不乏人為他們辯解。

飯聚事件之後,劉德華及張學友發佈新歌為醫護人員打氣,亦引起網友熱議。有人稱讚兩人有心,亦有人指控他們只懂唱歌,不做實事,不像一些藝人搜羅口罩派給有需要人士。尤其劉德華去年拍片支持備受質疑的「明日大嶼」填海計畫,被認為盲撐政府;再加上他近年北上發展,亦有網民認為他已不關心香港。

另一邊廂,最近疫情令人憶起沙士舊事,梅艷芳同時被中英文傳媒提起:2003年,她在沙士疫情中以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身份發起大型籌款活動,幫助在疫情中失去家人的家庭,特別是資助受影響學生完成學業。大量網友留言紀念,盛讚她真心愛香港,並借此批評其他藝人眼中只有北上賺錢。

一時間,疫情竟令以上這些巨星級的、半退休的、甚至是已故的明星成為熱話。這絕不只是因為他們是知名人士,一舉一動皆受注目,更是因為香港人曾經在他們身上寄託了香港認同,所以至今仍執著他們是否「愛香港」、「代表香港」、「與香港人同行」。近幾年在網上,香港人對於不同明星的政治立場的爭論,無日無之,原因就在於此。

流行文化:香港身份的載體

香港曾經盛產流行文化。當年,小小一個城市生產的廣東歌可以遠播至台灣、中國大陸及星馬各地,港片更是紅遍亞洲,遠征西方。在香港,聽歌看電影絕不只是消遣娛樂,流行文化被認為是香港文化的核心、香港人身份的載體,甚至是香港歷史的銘刻之處。至於明星,亦從來寄託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當年,成龍是香港之光,到了今天,香港人仍然在周星馳身上建構香港身份。

西方學者曾言,一個國家的社會史可以由明星去書寫,明星的起落更換反映的是社會變化與發展歷程。這句話既適用於有造星工廠荷里活的美國,也非常適用於香港這城市。然而,明星研究在華語世界低度發展;我們關於明星的討論往往停留在「某某某是唱將或演技派,某某某則是偶像或花瓶」——即是只談演藝才華。

然而,某種型格的明星何以在某個時代當紅,某種性別特質的藝人何以在某個地方被受落,背後都有社會、文化、甚至是政治脈絡,並非「外形佳、演技好、唱功厲害」可以解釋。明星研究不單看歌影視作品,還會聚焦新聞媒體及公關資訊如何呈現明星,種種材料構成「明星文本」(star text);他們作為私人個體(private person)及其公眾形象(public persona)的關係錯綜複雜,正是明星研究的焦點。

在殖民時代,香港人政治冷感,不太熱衷社會事務;當時,香港的一大強項正正是流行文化。明星既是眾人偶像與成功典範,更是寄託身份認同的載體;當看到某個明星,人們其實是看到了香港。在港片與廣東歌盛世,港星名揚四海,香港身份也隨之確立。追捧明星,除了是對他們外表或才情的欣賞,亦是借由他們建立「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意識,以下的成龍及梅艷芳都是上佳例子。

成龍:從香港典範變成攻擊對象

看似只提供感官刺激的動作片,微妙地反映了香港人身份的轉變。在七十年代,李小龍負載國族身份,經典一幕是把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的日本人教訓一頓。但到了八十年代,動作巨星由成龍頂上,動作片也不再關於民族大義。在大受歡迎的《警察故事》(1985)中,成龍代表的是香港身份──一個服務港英政府的皇家警察、一個對抗城市罪惡的香港市民,而且他的形象不像李小龍這嚴肅鐵漢,而是個帶點頑皮、還會怕痛的小子。成龍的小子形象正反映當時香港文化的活力、創意、大膽,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尤其是他早期的電影更有挑戰父權與國族的意味。

成龍的動作片明顯地「香港化」,它不只跟國族議題無關,甚至刻意展示中港差異:在《警察故事3超級警察》(1992)中,成龍飾演的陳家駒與大陸公安合作辦案,他在公安局表現格格不入,當被問到在香港的警察學堂學了什麼,他說:「柔道、跆拳道、boxing都學了,不過沒學中國功夫!」這一筆突顯了香港的多元文化。另外,成龍本人從小就學中國功夫,但電影卻刻意抹去這中華背景。他當時代表的是香港,是一個在殖民地文化中的機智、幽默、英勇、有人情味,但又有時笨手笨腳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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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警察故事》劇照
1985年《警察故事》成龍。

這銀幕角色結合他的幕後形象:他出身貧困,白手起家,拍片賣命,性格隨和,被視為成功典範,是香港人在四小龍年代對社會流動的想像。後來,他進軍荷里活,又擔任香港大使,同時香港也褪變成國際都會,「貧小子揚名國際」的故事扣連一種香港本土論述。但後來,他的私生活(私生子事件)與種種言行(例如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因此要被管)不只令他的公眾形象大打折扣,也被認為跟香港人的價值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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