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重新「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轉型正義文化創作的反思，我常說，縱或觀點有異，卻因革命者曾以實體的存在，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因此，記憶所堆起的千層骨骸，得以在我們面前重新現身。面對記憶前來叩門，唯有在劇場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前提下，檢視左翼革命在「去帝國」的特殊性下，從民眾的、民族的內涵與脈絡，重申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人權價值。
「轉型正義」成為這些年引人注目的政策，固然有其鮮明的政治軌跡；亦即，在後冷戰的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中，清理戒嚴統治下的人權侵犯與壓殺。然而，表現在社會認知的經常時態，卻是興起另一波文化領域中的歷史追溯。特別在青年文化中，顯現得格外具備衝擊力。共同記憶的復甦，在一個因消費文化蔓生導致失憶狀態令人咋舌的年頭，當然意義重大。
誠然，以詩歌、文學、電影或戲劇創作，重新「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最初還是透過報導文學的方式登場。然而，盡管創作的形式如何不同，希冀在後革命年代，搶回革命年代以民眾作為進步意識的思想狀態，卻是形象化這段歷史的初衷。
1989年，關鍵性的一年，在「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坡解體」的巨大鎮壓悲劇與國際變遷下，島嶼一部具指標性的電影悄然誕生，便是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悲情城市》。這部電影的重大成就，固然在藝術性上，處理了一個時代悲劇的美學表現；更形具啟蒙意義的是，開啟一個臨界意義上，重拾島嶼集體記憶的核心命題。
為何又如何是臨界意義上呢？主要還是電影放映後，關於發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與1950年代「白色恐怖」，在於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析上，有了一些爭議性的進展。這進展，應是進一步推動侯導演以鍾浩東、蔣碧玉的時代巨流生命，拍出《好男好女》這部電影的主因。
從《悲情城市》到《好男好女》，揭開的是歷經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下，台灣社會對於「228事件」源於半封建社會的國府，在遭遇日本殖民主義的現代化統治後的台灣，在接收時產生的貪腐與貧富不均，導致的人民起義反抗事件，分析其社會性質，具有官逼民反臨時起義的內在狀態；接續於「228」後不久的白色恐怖刑求、監禁與殺戮，則是在國際冷戰背景下，因著韓戰爆發，進一步推動以美國麥卡錫主義為核心的反共撲殺。這個結構性因素，從冷戰年代延伸至後冷戰年代，至今仍與新冷戰年代下冷戰延長線下的影響，發生密切關聯。
在這裡，便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回來「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連結冷戰記憶與當代新冷戰對峙的情境。如果，以現今官方轉型政治為軸線，我們發現：一般說來，特別在當今的轉型正義思考上，都普遍也化約以上兩項歷史記憶為人權事件。在基於以現代化為根基的民主思維下，這是被接受與理解的；然則，不將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政治壓殺，置放於當時的國際與社會環境來考量，將永遠無法在民眾的／民族的、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歷史鏡面下，考察事件在特定時空下的特定意涵。
在我還年輕的時候，因為在當年的《人間雜誌》工作，經由陳映真老師的思想與文藝啟發，知曉了相關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事蹟，並有機會以報告文學、小說、詩歌、電影劇本的創作形式，走進了這一頁被壓殺的歷史。因而，最近這些年，我在自己勞作與創作的《差事劇團》重新拾起這件差事，時間匆匆，與前段不同形式的創作間，相隔已有近30年的歲月，就這樣悄悄從身邊滑落。這一回，是以劇場來表現島嶼一頁血腥囚殺的事蹟。
一直到今天，我回想近年來，每當我在電腦螢幕前，書寫這樣的場景、那樣的對話，以及揣測著當年這些人物的形象，或者她／他們如何面對一場革命的到來，以及身在其中置生死於度外的種種時，腦海裡，都會閃過一個畫面，並因而再次興起一種思想上的反芻。
一個畫面是：記憶中，有一回，從桃園三洽水山區，採訪在白色恐怖的牢災中，渡過漫漫歲月的政治受難者梁雲漢先生後，回返台北的《人間雜誌》辦公室。進門後，腦海中被整個地下黨人逃難、流亡、壓殺的歷史，全然壟罩，以致被當時的情境深深感動，並在心中萌生許多寫作的想法；現在回想，將被淹埋的歷史重新出土，現場的訪談對於寫作的豐富性而言，是具備關鍵性，也異常重要的。這件採訪報告，事隔30年後，被編導為《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登上舞台。
恰恰也因著寫作對於豐富一件被刻意淹埋歷史的啟發，至今猶記得，便是在那個窗外因一陣陣冬雨，突而變得蒼茫起來的午後，雜誌社夥伴們暱稱「大陳」的陳映真老師，從茶水間端了一杯浸泡著茶葉包的熱茶，走了出來。他先是笑著，像有感於某些事情的重要，於是在我們都熟悉的空間氛圍下，用口哨吹起了國際歌的旋律。要說的是：他接下來，淡淡的說了一句類似這樣意思的話：「不是我們的寫作有多麼了不起，是那些在困頓的年代，犧牲生命以求保住理想的人，教育了我們…」
當夜，以及當夜以後的很多個夜裡，每每在燈下攤開稿紙寫作時，動筆前，腦海中，滿滿都是這句話的語意！恍然間，似乎我有了一種明白。大體也就是一種不以竊喜或菲薄自身的創作，而失卻自身在這壓殺的歷史經驗中的「入席」。在此，「入席」一詞，比較接近一種共時性的對話關係，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信仰如何的問題。這也是1994年書寫《戲中壁》中篇小說，隔了25年，才又發展為帳篷戶外劇場：《戲中壁》的心路旅程。
這個畫面，在往後的時日裡，帶動著面對島嶼二戰前後歷史的反思。從而在亞洲殖民主義／冷戰／內戰的思辨中，展開思想與劇場表現的學習，將錨點落在左翼的觀點下，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命題上。在此扼要地訴說：在後冷戰的新冷戰延長線上，像我又或與我思想頻率接近的泛左翼，根本上，站在全球化之初的1990年代，福山聲稱言說的「意識形態終結」的對立面。說得到位一些，是在後革命年代，仍然思索著「革命」作為一種文化或社會行動參照的人。
這樣子，很多年…不曾忘卻；這樣子，很多回，在劇場上以白色恐怖作為創作題材…不能忘卻。這樣子，對於「轉型正義」以西方人權觀作為標竿，卻不去正視冷戰年代的反共左翼肅殺，必須提出能力範圍所及的主張…不能輕忽。這樣子，恰恰自外於當前（選擇性）歷史公民教學的主旋律之外，方能回返自身對這段歷史與當代的對話關係…不容怠忽。
我常說，縱或觀點有異，卻因革命者曾以實體的存在，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因此，記憶所堆起的千層骨骸，得以在我們面前重新現身。面對記憶前來叩門，唯有在劇場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前提下，檢視左翼革命在「去帝國」的特殊性下，從民眾的、民族的內涵與脈絡，重申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人權價值。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