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重新「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

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重新「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
Photo Credit: 蔡明德攝影,鍾喬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轉型正義文化創作的反思,我常說,縱或觀點有異,卻因革命者曾以實體的存在,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因此,記憶所堆起的千層骨骸,得以在我們面前重新現身。面對記憶前來叩門,唯有在劇場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前提下,檢視左翼革命在「去帝國」的特殊性下,從民眾的、民族的內涵與脈絡,重申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人權價值。

「轉型正義」成為這些年引人注目的政策,固然有其鮮明的政治軌跡;亦即,在後冷戰的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中,清理戒嚴統治下的人權侵犯與壓殺。然而,表現在社會認知的經常時態,卻是興起另一波文化領域中的歷史追溯。特別在青年文化中,顯現得格外具備衝擊力。共同記憶的復甦,在一個因消費文化蔓生導致失憶狀態令人咋舌的年頭,當然意義重大。

誠然,以詩歌、文學、電影或戲劇創作,重新「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最初還是透過報導文學的方式登場。然而,盡管創作的形式如何不同,希冀在後革命年代,搶回革命年代以民眾作為進步意識的思想狀態,卻是形象化這段歷史的初衷。

1989年,關鍵性的一年,在「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坡解體」的巨大鎮壓悲劇與國際變遷下,島嶼一部具指標性的電影悄然誕生,便是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悲情城市》。這部電影的重大成就,固然在藝術性上,處理了一個時代悲劇的美學表現;更形具啟蒙意義的是,開啟一個臨界意義上,重拾島嶼集體記憶的核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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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學者國際多媒體

為何又如何是臨界意義上呢?主要還是電影放映後,關於發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與1950年代「白色恐怖」,在於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析上,有了一些爭議性的進展。這進展,應是進一步推動侯導演以鍾浩東、蔣碧玉的時代巨流生命,拍出《好男好女》這部電影的主因。

從《悲情城市》到《好男好女》,揭開的是歷經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下,台灣社會對於「228事件」源於半封建社會的國府,在遭遇日本殖民主義的現代化統治後的台灣,在接收時產生的貪腐與貧富不均,導致的人民起義反抗事件,分析其社會性質,具有官逼民反臨時起義的內在狀態;接續於「228」後不久的白色恐怖刑求、監禁與殺戮,則是在國際冷戰背景下,因著韓戰爆發,進一步推動以美國麥卡錫主義為核心的反共撲殺。這個結構性因素,從冷戰年代延伸至後冷戰年代,至今仍與新冷戰年代下冷戰延長線下的影響,發生密切關聯。

在這裡,便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回來「歷史化」白色恐怖歷史,連結冷戰記憶與當代新冷戰對峙的情境。如果,以現今官方轉型政治為軸線,我們發現:一般說來,特別在當今的轉型正義思考上,都普遍也化約以上兩項歷史記憶為人權事件。在基於以現代化為根基的民主思維下,這是被接受與理解的;然則,不將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政治壓殺,置放於當時的國際與社會環境來考量,將永遠無法在民眾的/民族的、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歷史鏡面下,考察事件在特定時空下的特定意涵。

在我還年輕的時候,因為在當年的《人間雜誌》工作,經由陳映真老師的思想與文藝啟發,知曉了相關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事蹟,並有機會以報告文學、小說、詩歌、電影劇本的創作形式,走進了這一頁被壓殺的歷史。因而,最近這些年,我在自己勞作與創作的《差事劇團》重新拾起這件差事,時間匆匆,與前段不同形式的創作間,相隔已有近30年的歲月,就這樣悄悄從身邊滑落。這一回,是以劇場來表現島嶼一頁血腥囚殺的事蹟。

一直到今天,我回想近年來,每當我在電腦螢幕前,書寫這樣的場景、那樣的對話,以及揣測著當年這些人物的形象,或者她/他們如何面對一場革命的到來,以及身在其中置生死於度外的種種時,腦海裡,都會閃過一個畫面,並因而再次興起一種思想上的反芻。

一個畫面是:記憶中,有一回,從桃園三洽水山區,採訪在白色恐怖的牢災中,渡過漫漫歲月的政治受難者梁雲漢先生後,回返台北的《人間雜誌》辦公室。進門後,腦海中被整個地下黨人逃難、流亡、壓殺的歷史,全然壟罩,以致被當時的情境深深感動,並在心中萌生許多寫作的想法;現在回想,將被淹埋的歷史重新出土,現場的訪談對於寫作的豐富性而言,是具備關鍵性,也異常重要的。這件採訪報告,事隔30年後,被編導為《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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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鍾喬提供
1988年龍潭三洽水訪談政治受難者梁雲漢先生,他的兄長與侄兒(牆上左二與右一 都撲倒於馬場町刑場)

恰恰也因著寫作對於豐富一件被刻意淹埋歷史的啟發,至今猶記得,便是在那個窗外因一陣陣冬雨,突而變得蒼茫起來的午後,雜誌社夥伴們暱稱「大陳」的陳映真老師,從茶水間端了一杯浸泡著茶葉包的熱茶,走了出來。他先是笑著,像有感於某些事情的重要,於是在我們都熟悉的空間氛圍下,用口哨吹起了國際歌的旋律。要說的是:他接下來,淡淡的說了一句類似這樣意思的話:「不是我們的寫作有多麼了不起,是那些在困頓的年代,犧牲生命以求保住理想的人,教育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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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柯宇鴻攝影,鍾喬提供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劇照

當夜,以及當夜以後的很多個夜裡,每每在燈下攤開稿紙寫作時,動筆前,腦海中,滿滿都是這句話的語意!恍然間,似乎我有了一種明白。大體也就是一種不以竊喜或菲薄自身的創作,而失卻自身在這壓殺的歷史經驗中的「入席」。在此,「入席」一詞,比較接近一種共時性的對話關係,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信仰如何的問題。這也是1994年書寫《戲中壁》中篇小說,隔了25年,才又發展為帳篷戶外劇場:《戲中壁》的心路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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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林育全攝影,鍾喬提供
《戲中壁》劇照

這個畫面,在往後的時日裡,帶動著面對島嶼二戰前後歷史的反思。從而在亞洲殖民主義/冷戰/內戰的思辨中,展開思想與劇場表現的學習,將錨點落在左翼的觀點下,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命題上。在此扼要地訴說:在後冷戰的新冷戰延長線上,像我又或與我思想頻率接近的泛左翼,根本上,站在全球化之初的1990年代,福山聲稱言說的「意識形態終結」的對立面。說得到位一些,是在後革命年代,仍然思索著「革命」作為一種文化或社會行動參照的人。

這樣子,很多年…不曾忘卻;這樣子,很多回,在劇場上以白色恐怖作為創作題材…不能忘卻。這樣子,對於「轉型正義」以西方人權觀作為標竿,卻不去正視冷戰年代的反共左翼肅殺,必須提出能力範圍所及的主張…不能輕忽。這樣子,恰恰自外於當前(選擇性)歷史公民教學的主旋律之外,方能回返自身對這段歷史與當代的對話關係…不容怠忽。

我常說,縱或觀點有異,卻因革命者曾以實體的存在,走過被壓殺的血腥道途;因此,記憶所堆起的千層骨骸,得以在我們面前重新現身。面對記憶前來叩門,唯有在劇場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前提下,檢視左翼革命在「去帝國」的特殊性下,從民眾的、民族的內涵與脈絡,重申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人權價值。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